沈周杭州之行，留下一些与杭州有关的作品。此为《飞来峰》。
    
    沈周（1427-1509），明朝画家，吴门画派创始人。与文徵明、唐寅、仇英等并称“明四家”。传世作品有《庐山高图》、《秋林话旧图》、《沧州趣图》等。著有《石田集》等。作品多藏于各大博物馆。他的作品在元明以来文人画领域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摘自“百度百科”）
    一
    明成化七年（1471），沈周已经是一个45岁的中年男人。作为画家，他已经是苏州吴中一带颇有名气的画家；作为父亲，他圆满地完成了儿女们的嫁娶大事，最让他欣慰的是长子沈云鸿很有出息，出落得能够独撑门面了。如此平静的中年生活里，沈周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出趟远门，去西湖之畔的杭州游逛一番。
    沈周出生于诗书之家，自幼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多年来他一直秉承的是“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也正是这个原因让他虽然身在江南，而且家境殷实，但辞亲远游的机会并不多，即使出门，最远也不过苏州以北的虞山一带。这一年的沈周，为什么突然萌生了杭州之游的念想呢——穿越历史的重重迷雾，至少可以替他找到以下可圈可点的缘由：一，杭嘉湖平原一带的苏州与杭州，自古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美誉，苏杭之美比肩而论，那么，对于一个出生、成长于苏州的人，至少应该到杭州走一走，才不负一个真正的江南人；二，数年前与杭州诗人刘邦彦有诗信往还，“每羡好诗如好画，不须相见即相知”的句子就是沈周写给刘邦彦的倾慕之词，当然，沈周亦因刘邦彦的和诗对杭州的湖光山色充满了好奇与向往；三，沈周自幼就跟随父亲常常出游于苏州一带的寺庙，与僧侣打交道甚多，杭州是南方的佛教圣地，寺院众多，中年的沈周自然也心向往之。
    也许，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吧。
    当沈周把这个想法告诉他的朋友刘珏和史鉴时，他们欣然同意。这里稍稍介绍一下刘珏和史鉴吧。刘珏，字廷美，号完庵，苏州人，正统三年（1438）中举人，授刑部主事，迁山西按察司佥事，年五十弃官归乡，卒年六十三；史鉴，字明古，号西村，苏州人，平生好读书和收藏，家藏古书甚多，皆能诵读和研究，有《西村集》八卷行世——明正德年间，吴中高士中首推沈周，史鉴次之。
    出行的日期很快确定下来，但此事被沈周弟弟沈召知晓，亦要求前往，沈周只好应允。
    明成化七年农历二月初六，沈周一行四人，带着几名家僮，启程南下杭州。
    二
    他们行走的路线，是顺京杭大运河乘船而下。
    这条水路，是彼时连接这两座南方富庶城市的主要线路。他们坐船向南，经吴江、同里、南麻、黎里，过嘉兴、湖州、余杭，最后到达杭州。据史鉴的《西村十记》载，此行“行逾嘉兴，历石门、道崇德，始望见有山隐隐出天际，人指云：‘临平山也。’又行余五十里，乃至山下。”此处之山，即临平山也。其后，“自临平指西南行，将六十里至杭。山皆在城西，舟不得至其处。命家僮持橐自山后先往。”
    看来，这一趟他们走得也不容易。
    而且，船过嘉兴时风雪交加，不得不停泊待晴。好在古人懂风雅，可以在船上悠然自得地作诗写画。据史料载，刘珏为沈召作《临安山色图》，自题诗曰：“山空鸟自啼，树暗云未散。当年马上看，今日图中见。完庵诗书画。”史鉴和诗一首，曰：“山光凝暮云，风来忽吹散。借问在山人，何如出山见。”沈周亦诗兴勃发，题诗一首并跋曰：“云来溪光合，月出竹影散。何必到西湖，始与山相见。刘佥宪挈予三人游临安，阻雪于檇李。佥宪为继南弟作小景短吟，种种可羡。湖山之胜，恍在目前，尚何待于南游哉？史明古偕予和之，聊遣客怀尔。辛卯二月已酉灯下沈周书。”
    这真是一趟多么风雅的旅行啊。
    三
    话说沈周一行抵达杭州后，老朋友刘邦彦恰好不在，他们就在史鉴朋友诸中的陪同下开始杭州之游。
    《西村十记》是这样记叙的：
    客皆肩舆入市，访刘邦彦。他出不遇，投剌而去。入北关门，至洪福桥，饭诸立夫家。
    他们第一天游玩的是宝石山。
    之后，刘邦彦闻讯赶到，陪他们一起游玩。数日下来，沈周一行在杭州的游踪颇为广泛，参寥泉、葛岭、灵隐寺、虎跑泉，几乎西湖一带的著名景点他们都玩了个遍，这也有沈周写下的诗歌为证。在世人看来，沈周因画名而彪炳史册，实际上沈周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诗人，一生留下了上千首诗作，仅描写杭州的诗作就有《至保叔寺》、《谒后坟》、《修公房》、《葛岭》《紫云洞》、《参寥泉》、《飞来峰》、《上天竺》、《龙井》、《下天竺》、《石屋洞》、《林和靖处士墓》等十几首。细读这些诗作，既能佐证他在杭州的行踪，亦能看出他对杭州山水的一片深情。
    当然，他们游玩次数最多的，非西湖莫属。
    在苏州的稗闻野史里，流传着沈周夜游西湖偶遇杭州名妓云小小的故事，且在当时一度传为佳话，但我查遍杭州史志，并无云小小的记载，也许只是一段逸闻罢了。
    大概一个月后，他们结束了这次杭州之行。
    四
    成化二十年（1484）初夏，沈周再次踏上前往杭州的路。
    这一次，同游者是史鉴、汝泰。第一次陪他同行的弟弟沈召与刘珏于成化八年（1472）相继病逝。第二次到杭州，慕沈周画名前来求画的人络绎不绝，这既与沈周在江南一带的声名大振有关，亦与吴门画派的日渐形成有关。刘邦彦专门写过一首诗，记录了这一情景：“送纸敲门索画频，僧楼无处避红尘。东归要了南游债，须化金仙百化身。”甚至还有人寄信索画。张岱在《快园道古》里就记载了这段轶事：
    越僧某索画于沈石田，寄一绝云：“寄将一幅剡溪藤，江上青山画几层。笔到断崖泉落处，石边添个看云僧。”石田欣然画其意答之。
    画债太重，以至于沈周一行不能从容游玩。后来，在刘邦彦的帮助下，总算在灵隐寺安安静静地待了几天。
    这一次，他也不忘去老朋友刘邦彦的竹东别墅坐坐。刘邦彦的竹东别墅，在史籍里已经语焉不详，但从古诗词里仍能见得一鳞半爪。此行沈周写过一首《立夏日山中游遍后夜宿刘邦彦竹东别墅》，多多少少可以窥见竹东别墅的风貌。
    与第一次杭州之行不同的是，沈周结束这次旅行后，很快又去了一趟浙中，沿着富春江一带漫游。弘治八年（1495），69岁的沈周在《浙中揽胜图》的长卷题跋里回忆道：“余比岁览胜浙中，渡富春江，登子陵钓台，观赤城之霞，探金庭之洞，朝岚夕蔼，靡所不经，而灵区异域，万壑千峰，目之所穷，意之所到，真有可名状。吁，天地亦广矣！虽欲谱入无声诗中，愧不能具灵心巧腕，乌可得乎！因即其游，或携筇登眺，或泛艇闲观，或郊原村落，适有一树一石可视，尽收拾笔端中，始成稿本。今岁清和，闭关有竹庄，闲暇无事，因忆旧游，乃觅佳纸，一一为之拈出，两阅月而成卷，展之恍若昔遇历历在目。余于两浙名胜平生企慕，迨老始获之，可信境与人间不多设，游于人生不能几遭。因引酒独酌，心与境融，境与图会，洋洋乎欲参造物者游，可谓与神俱化矣。图成，因并记之。时夏五二十八日，石翁自识。”沈周在富春江上领略了黄公望隐居过的青山绿水，又赴建德登严子陵钓台，还去了天台山访问隋代名刹国清寺，此行可谓悦目赏心，收获颇丰。
    这可能是沈周一生中步履最远的一次出行了。
    沈周的两次杭州之行，自然给他的创作带来不少灵感。在沈周与杭州有关的画作里，比较重要的作品有《飞来峰》、《仿大痴道人灵隐山图卷》、《冷泉亭图》。翻捡沈周的画作，与杭州有关的画作还有《西湖岳坟图》、《卧游图册之十三·江山坐话》、《两江名胜图册之十·杭州下天竺寺图》、《湖山图》、《灵隐旧游山水图》、《钱塘山行图》等。这些画作既是沈周两次杭州之行在笔墨上的体现，也呈现出一个优秀画家寻山问水的艺术探索。
    沈周的一生，未曾入仕，隐于田园，最终成为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杭州之行，与其说是远足，不如说是一个文人向外寻求视野的艺术行为。首先，他饱游浙江山水，与平畴旷野、多水少山的吴中风光迥然有异的山水，拓宽了沈周对自然美的认识深度与广宽，以至于他“梦寐未尝不在紫翠间”，这对他的创作自然是个加分项。其次，他在浙江亲眼看到了王蒙、黄公望画作中的山水，通过对实地实景的体悟，使他对情有独钟的“元四家”的艺术风格有了更深刻的领悟，也对他后来临仿《富春山居图》产生了重要影响。再者，沈周在杭州、天台等地与僧人的交往，加深了他对佛教禅宗的理解，这也有助于他成为明代复兴文人画的一代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