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这是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中写下的话。
    提起汪曾祺，人们会想到他是沈从文先生的高足，京派第四代作家的代表，但从文学成就看，汪不如沈。其中原因很多，但有一条常被忽视：在沈之外，汪曾祺另有师法，故汪的写作更丰富也更中性，却也损失了极端之美。
    “水厄囊空亦可赊，枯肠三碗嗑葵花。昆明七载成何事？一束光阴付苦茶。”汪曾祺的这种心态，沈从文很难拥有。如果说道家思想融入了沈从文先生的灵魂，则汪曾祺多有缘儒入道的色彩。
    沈从文与汪曾祺一生彼此揄扬，但1949年初，沈曾写道：“金隄、（汪）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可见沈、汪不尽同。
    汪曾祺先生已去世20年，直到今天，真正读懂他的人仍不算多。
    1 被两本书定了终身
    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据他的子女说，汪家当时“算是殷实人家，有两百多间房、两千多亩地和两家中药店、一家布店”。
    汪曾祺3岁丧母，一直与父亲同睡。怕他长不大，家人给他认了好几个干妈，还在寺庙、道观里记名，法名“海鳖”。
    小学毕业后，汪曾祺到江阴投考南菁中学，宾馆中多臭虫，他的父亲便用蜡烛的油滴杀臭虫，第二天早晨，汪曾祺醒来，见席上多蜡滴，始知父亲一夜未睡。
    汪曾祺初中时数学成绩差，他的老师评价说：“阁下的几何，乃桐城派几何。”因他经常跳过论证步骤，直接得出结论。汪曾祺晚年曾写诗说：“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汪曾祺从小在爱的环境中长大，对爱更敏感，以至于他后来评价沈从文说：“他对生活，对人，对祖国的山河草木都充满感情，对什么都爱着，用一颗蔼然仁者之心爱着。”而忽视了沈从文小说中的冷酷与绝望。
    对沈从文式的“乡下人”，汪曾祺亦不太熟悉。1957年，单位为凑满名额，将汪划为“右派”，下放到湖南张家界农村，汪曾祺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地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
    1937年，日军占领江南，汪曾祺一度在乡间小庵（他后来将此庵写入小说《受戒》）躲了半年，除准备高考的书籍外，只带两本书，即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汪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
    2 费半天劲还是被西南联大除名
    1939年，汪曾祺如愿考入西南联大国文系，但在校成绩极差。
    学《西洋通史》时，汪曾祺精绘一张马其顿帝国版图，以充作业，被老师评为“美术价值甚高，学术价值全无”，结果第一学期该门考试仅得37分，如第二学期考不到83分以上（即平均60分），只能挂科。结果汪考试时拉了两名历史系同学在旁，居然抄了个85分。
    汪曾祺上任何课都不记笔记，大二考英语前，因熬夜抄同学笔记，考试当天一睡不醒，得了零分。
    汪曾祺经常逃课，去昆明城泡茶馆，即“听他们的戏，喝他们的酒，害他们的病，种他们的花；日常如此，不以为意”。罗常培曾劝系主任朱自清收汪当助教，朱自清说：“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
    体育老师马约翰也很反感汪曾祺，给了汪一个不及格。汪曾祺不得不比同学多留校一年，后又因毕业时不服从分配（给美军当翻译），被开除学籍。
    闻一多很欣赏汪曾祺，常给他打最高分。一次同学让汪代笔写了篇作文，闻读后大悦，称赞说：“比汪曾祺写得还好。”但汪曾祺对闻颇有微词，认为他太关心政治。
    上大二时，沈从文成了汪曾祺的老师，沈共开了3门课，即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每门课一学年。汪曾祺后来说：“讲得很糟，可以说沈先生不会讲课。”但汪曾祺从没逃过沈的课。
    3 给汪曾祺的习作打了120分
    汪曾祺说：“我……一九四〇年就发表小说了。”“那是沈从文先生所开‘各体文习作’课上的作业，经沈先生介绍出去的。”
    据学者李光荣考证，汪曾祺最早一篇小说为《钓》，发表在1940年6月的《中央日报·平明》上，此时沈从文还没教汪。《平明》的负责人凤子与沈从文相熟，编辑程应镠还是沈推荐上任的，加上沈后来多次向媒体推荐汪的小说，汪曾祺可能因此而误记。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日子不太好过，当时还是学生的著名诗人穆旦（查良铮）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来的。”此前沈曾作为嘉宾到西南联大演讲，现场便有学生“愤然离去”。
    在教学中，沈从文特别鼓励学生“自由写”，除给出长篇点评外，还援引名著中近似段落，加以对照，汪曾祺感到受益匪浅。沈从文对汪也很欣赏，在给施蛰存的信中，沈写道：“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林蒲、穆旦、辛代、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也上过沈从文的课，但沈对汪曾祺另眼相看，汪的小说《灯下》《小学校的钟声》等都是沈推荐发表的，沈还曾给汪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直到1965年，沈从文还认为：“我可惜年老了，也无学校可去，不然，若教作文，教写短篇小说，也许还会再教出几个汪曾祺的。”
    4 列入京派门墙
    离开西南联大后，汪曾祺谋生艰难，曾在昆明市郊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老师，1946年到上海，因找不到工作，一度想自杀。
    在北平的沈从文知道后，写信骂了汪曾祺一顿，说：“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沈写信给朋友，帮汪找工作，称：“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若你们能为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
    经沈从文介绍，汪曾祺结识了著名评论家李健吾，并通过李，与巴金相熟。在沈和李的扶持下，汪曾祺列入京派门墙。
    京派组织松散，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初期奉周作人为领袖，以废名的创作为代表，与左联、海派抗衡。周作人反对“为革命”或“为商业”的文学，主张“为人生”，即重视文学本身的优美，不与时代过多纠缠，接续了新月派文脉。
    鲁迅曾批评说：“海派有江湖气、流氓气、娼妓气；京派则有遗老气、绅士气、古物商人气。”“文坛上倘真有‘海派’与‘京派’之别，那末……‘商业竞卖’是前者的特征，‘名士才情’却是后者的特征。”
    后来周作人不愿出头，废名停笔，杨振声成了京派领袖，但杨创作无成绩，沈从文渐成京派掌门，文学评论则由李健吾扛鼎。京派中林徽因、凌叔华、萧乾、朱光潜、朱自清等各具特色，汪曾祺被寄予厚望。
    5 沈从文为汪曾祺抱怨老舍
    1949年后，沈从文“转业”，汪曾祺虽写出了《羊舍一夕》等，但与主流不合，反响寥寥。沈从文曾将怨气转嫁到老舍身上，说：“汪曾祺在他（指老舍）手下便作了十年小伙计，老舍就从不注意到汪写的短篇，比他还好得多！”
    沈从文早年对老舍较尊重，曾写道：“有个作家在许多人心目中都认为应当是个胖子，这作家就是老舍先生。老舍是不相识者理想中的胖子，丁玲却是女作家中事实上的胖子。”
    抗战爆发后，老舍偏重宣传效果，引起沈从文不满，撰文称：“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在工作上具有特殊性的专门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
    老舍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后，在台上“老舍一开讲”，沈从文在台下“就摸出一本软面笔记本……目不旁视，手不停顿，全座就他一个人”。
    一次老舍做完报告，听众外涌，老舍叫道：“从文，一块走。”作家林斤澜记录道：“沈从文在人流中回身，但站不住脚，也不想站住，说了声什么，微细听不清。”
    1958年，周扬宣布老舍多管一些全国文联工作，请沈从文当北京市文联主席，沈坚决推辞。沈后来说：“如一时头脑发热，冒冒失失答应下来，结果恐不免比老舍倒得更早，也更惨。”
    1961年2月，沈从文劝汪曾祺：“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作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老舍去世后，沈从文给儿子写信说：“老舍不认识他（指汪曾祺）的长处，搞事务性多，长处难发挥，极可惜。”
    6 他把鲁迅排在沈从文之前
    “文革”中，汪曾祺参与了《沙家浜》等样板戏写作，沈从文说“我似乎也或多或少分有一点儿光荣”。
    1977年，汪被疑为“四人帮”余党，接受审查，据汪的子女说：“（汪曾祺）上班时老老实实，回家之后脾气却不小。天天喝酒，喝完酒就骂小人，还常说要把手指头剁下来以‘明志’。”
    1980年，汪曾祺因小说《受戒》轰动一时，此时他已年届花甲。
    汪曾祺一生未能写出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成就亦不及沈从文。因在师法京派的同时，汪其实很欣赏鲁迅，他曾说：“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深，我想了想：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鲁尚排在沈前。
    据学者王彬彬分析，汪曾祺在句法、用词上，模仿鲁迅处甚多，他曾对自己的孩子说：“我的文章没有形容词。”
    京派风格与鲁迅风格截然不同，很难调和，所以沈从文虽欣赏鲁迅的《故乡》《社戏》等，却认为：“《阿Q正传》在艺术上是一个坏作品，正如中国许多坏作品一样，给人的趣味也还是低级的谐趣，而缺少其他意味的。”
    宗鲁而难达其思想高度，宗沈而难有其悲凉，故汪曾祺小说试图用趣味将二者黏合，汪曾说：“这些人真是，写了一辈子还是不会写小说。”就连郭沫若、茅盾，汪的评语都是“不会写小说”。
    然而，趣味至上的综合易入“低级的谐趣”，虽赢得读者，却也牺牲了文本品格，且易彼此重复。作文不同做人，太求“和谐”，难免善“用顺”而不善“用逆”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