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进台大历史系，头一年必须修习“人类学导论”，该门课系由人类学系的先生轮流就各专题做讲演；居中李亦园老师的授课，最为生动有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考试成绩出乎意外的好，曾姓助教还来问我是否要转系，可是因为和历史系诸位同学已经有了不解之缘，只好决定留在本系。但受此鼓励，之后又去旁听了李老师的“原始宗教”“人类学方法论”，受益更多。即使到哈佛进修，也一直保持这方面的兴趣，常到人类学系旁听课。日后，我会特别关心儒教的宗教面相，恐怕其来有故。
    要之，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李老师风华正盛，与杨国枢几位教授戮力行为科学本土化，居功厥伟。共同合著的《中国人的性格》成为见证时代的学术著作，广受好评，学生几致人手一册。李老师遂因缘际会成为本土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备受推崇。其实李老师治学十分开阔，举凡南岛原住民、汉人社会和海外华侨均有所著墨，真是名符其实“中外兼修”的博雅学者。
    由于李亦园老师兼备学问与行政之长，声名在外，1984年，遂受命筹设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出任创院院长。后来“历史研究所”因人事的纷扰，所长悬缺；有天他竟出面力邀资历甚浅的我担任所长，委实让我受宠若惊了。但我虑及刚返国不久，人生地不熟，诸事未备，也就婉拒了他的好意。李老师难免些微失望，但仍嘱咐我留在历史所兼课。以后，再有机会和他接触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李老师是位美食家。1989年，“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成立，他复受邀担任首届执行长；办公室位于敦化南路，午间休息，他喜欢自己附近闲逛，找个小馆子，打牙祭。有次，内人和我刚好路过，巧遇李老师，便拉去一齐用餐，言谈之间，备极关怀。其实，李老师一贯对待学生和晚辈十分呵护，就是如此。据告，临终前数日，有几位老学生去看他，还一再叮嘱着要家人掏钱，请学生去用餐。
    人所周知，李老师为台湾人类学界育才无数。此外，我总觉得李老师对史语所“情有独钟”，也先后提携了不少历史同仁（例如：邢义田、王汎森、王明珂等）。首先，史语所的创办人——傅斯年先生恰是他就读台大的校长，对李老师爱护有加，因为李老师当时患有肺病，傅校长特别替他每餐加个鸡蛋。这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物质极度匮乏，不可不谓惜才之举。而李老师又曾在历史系念了两年，方才转至始创立的考古人类学系就读。或许这些缘故，他始终一直关注史语所的发展，每每交谈，即询问史语所上上下下的状况。
    记得有件事容值一提：有天夜深几许（记得将近十点），李老师突来电寒舍，邀我去他家，谓有要事相商；让身为小辈的我，甚感意外。原来是让他出任“中研院”人文副院长。当时李老师身兼蒋经国基金会执行长，忙于建树，取舍之间，颇感为难。我虽然建议老师予以接受，到“中研院”一展长才，但他终究未能应允。不免影响了“中研院”人文领域未来的走向。
    就私人而言，我之当选院士，李老师鼓励最多。因为自己深怕落得古人所谓“困于场屋”的衰事，有点怯场；但禁不住李老师再三的劝勉和举荐，最终不负老师的期望，勉强忝列其间。
    我缘自幼体弱多病，医疗之事，不得已略知一二。李老师晚年稍有病痛，即传我咨询，尤其受封“首席医疗顾问”之后，过从更密。后来李老师因心脏病之故，动了大刀，甚伤元气，精神亦大不如前。视茫耳聋，备受煎熬。眼看他饱受身体衰微之痛，心里也暗自难过。每回下班无事，即顺道前去探望，李老师始则哀声叹气，惟一旦话及陈年往事、学术佳作，则神采奕奕，几乎忘记病痛一事，我则成为他最忠实的听众。
    居间，他与前辈费孝通先生晚年相知相惜的情谊，是我最喜欢倾听的际遇。缘于费先生于文革时期，对外面人类学的发展较为隔阂，李老师的学思经历恰好补上这个缺块。
    但不可讳言地，李老师为台湾人类学的发展确实忧心忡忡，亟怕青黄不接，后继无人。又，当今人类学的走向，讲究的是“反思”，对“田野工作”的基本功反而看轻了。李老师对此一流弊，感慨再三。因此，但愿李老师一生心之所系的民族所，得结合两者之长，有朝一日，再攀学术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