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家之 舒群
    舒群初次赴延安是在1938年春天。当时舒群担任《战地》杂志主编，为调研与处理办刊工作，曾在延安暂留20天左右。这次延安之行，舒群最大的收获是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伟大革命领袖毛泽东。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宣传部副部长凯丰接待了舒群，并派朱光请舒群在城内的一家饭馆吃了饭。饭后，朱光领着舒群来到延安城内西北角凤凰山麓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热情款待了初次见面的舒群。面对着热情洋溢、和蔼可亲的领袖，舒群激动万分，不惜将自己视若珍宝的莎士比亚的4本名著《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和《仲夏夜之梦》，以及两卷本残帖《石索》和《三希堂》送给了毛泽东。这些书籍都是1937年秋至1938年春舒群于行军途中在日军轰炸的废墟中找到的。在行军途中，朱德总司令虽然曾多次提醒舒群放弃书籍，轻装前行，但他始终爱不释手，一直随身携带。然而舒群却将这些书籍倾囊赠予了毛泽东，足见其对毛泽东主席的一片深情。舒群后来曾在《胜似春光》一文中这样表达初次见到毛泽东时的深切感受：“虽属萍水相遇，却似故人邂逅。”
    1940年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称“鲁艺”）副院长周扬给当时在桂林办事处的舒群发电报，以党的名义邀请舒群到延安“鲁艺”工作。于是，舒群与萧军、王德芬等人同行，再次踏上了延安之路。为了安全到达延安，萧军扮成八路军军医，王德芬扮成护士，舒群扮成战士，乘八路军办事处的军用卡车，路经国民党的重重关卡，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此后，舒群在延安生活了5年。在这期间，舒群与丁玲、萧军等筹办过数次“文艺月会”，并与丁玲、萧军、刘雪苇轮流担任过《文艺月报》的主编。同时，舒群还出席了延安举行的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并且与艾思奇、周扬等人共同努力成立了延安鲁迅研究会。更为重要的是，舒群曾担任过延安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帮助毛泽东筹备过延安文艺座谈会，还担任过“鲁艺”文学系的主任。
    《解放日报》副刊创刊于1941年，最初由丁玲担任其副刊文艺专栏的主编。但时至1942年3月3日，丁玲想专心从事创作，于是提出到“文抗”工作，并向社长博古和中宣部部长凯丰推荐舒群做《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3月9日，中央决定任命舒群为《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专栏主编。3月11日，《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专栏出满百期，专栏主编丁玲调到“文抗”，舒群正式接任主编工作。当时，年仅29岁的舒群内心压力非常大，他在发表于文艺专栏102期的《为编者写的》一文中写道：“我觉得作为一个编者是很难的；特别在边区，似乎更难。……编者的工作，应该是几种专家们集体的工作；不然，一个编者也应该有多方面的才能，始能胜任。可是在我们，又多半是作家兼任编者，那就难上加难。比方，伟大的托尔斯泰对于莎士比亚的作品，便很难成为好的编者吧。……所以我还觉得一个作家未必是一个编者。”然而，正在舒群为接任主编一事而踌躇满志之时，党中央又作出撤销文艺专刊刊头，改第四版为综合性副刊，将“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的决定。对此，舒群内心中更是雪上加霜。作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得知舒群为办刊而忧心忡忡一事后，不仅热心地为舒群主编的第四版征稿、审稿，而且还亲自给舒群写信进行劝导：“要找这么个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你编综合性副刊，文艺是你的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都是先点后面，从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而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毛泽东的言行令舒群很受感动，也颇受启发，打消了内心的疑虑与惶惑，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了组稿、编稿等一系列具体工作中。仅用半年的时间，舒群就已将《解放日报》副刊第四版打造成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在舒群后来的回忆中，他始终不忘毛泽东在办刊期间的亲切过问与关怀，他曾在《难以忘怀的纪念》中写下这样的文字：“他老人家很关心报纸，亲自领导和过问文艺版的工作，为此，我常常要徒步到杨家岭，或是骑着牲口到枣园去向他汇报和请示，他甚至亲自拟定‘征稿办法’。那时，毛主席的作风是很民主的，就说那‘枣园之宴’，请什么客，比如文化人的名单，他也征求我的意见。每提起一个人，他就谈一点看法。”
    舒群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期间，恰逢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筹备与召开，他参与了座谈会的筹备工作。1941年8月12日早晨，毛泽东派通讯员送信给萧军，约请舒群、艾青等人商讨文艺问题。信件内容如下：“萧军同志：昨晚未晤罗（烽）舒（群）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有必要的。此致，敬礼！毛泽东。”于是，早饭后，萧军和舒群、罗烽、艾青夫妇、白朗夫妇一同到了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此时，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宣传部长凯丰已经先到。之后，大家热烈讨论了关于文艺和有关文艺政策等问题，并打算开始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事宜。1942年4月10日，毛泽东找周扬和舒群谈话，要两人正式启动文艺座谈会的筹备工作。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亲自致信舒群。信中写道：“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诸方针问题，拟代为搜集反面的意见（各种各色），如有所得，请随时示知为盼！毛泽东。”面对毛泽东的信任，舒群也不负重托。他不仅多方征集文艺界的意见，与毛泽东数十次交流感想，而且多次引荐蔡若虹、华君武等艺术家到毛泽东住处进行文艺方面的研讨，甚至帮助毛泽东草拟了关于参加文艺座谈会的人员名单，从而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全面了解全国的文艺状况提供了充分条件，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际上，舒群不仅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筹备期间的中坚力量，而且他还全程参与了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召开的三次文艺座谈会。舒群在认真听取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在《解放日报》上对《讲话》精神进行了大力宣传。为了响应党中央要求文艺家去前方和农村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针政策，舒群于1943年还亲自撰写了思想杂谈《必须改造自己》，发表在3月31日的《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专栏。在文中，舒群写道：“在文艺座谈会以后，我们才比较认识到另一个道理，到底什么叫作‘面向工农兵’。”“当我们从‘亭子间’来到工农群众中间，面临新的人物新的事件的时候，真好像从另一个星球掉在地球上来似的。这新的人物，新的事件，我们从前既不熟悉，今天又没有很好地去了解，以致就无从表现。写是写了，不是没写好，就是写歪了。这‘没写好’和‘写歪了’，不仅说明了我们不熟悉这些人和这些事，而且说明了我们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需要改造，改造我们的思想，改造我们的生活，改造我们的语言。这个改造，必须通过实际斗争才能改造得好。”舒群不仅通过撰写文章倾诉自己的感受，而且他还身体力行组织文艺家深入生活，采访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促使当时的文艺家们创作出了大量的反映抗日战争、大生产运动等相关题材的文艺作品，为延安文艺政策的顺利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尽管舒群受到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重用与关怀，自身也为响应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付出了很多心血，但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却没有摆脱被审查的命运。原因是：1934年舒群所在的中共青岛市委出了内奸，舒群被国民党蓝衣社逮捕，被关押在青岛的监狱中。而到了“延安整风”时期，舒群在青岛坐牢期间的政治表现没有证明人。于是，《解放日报》副总编余光生积极执行康生的指示，诬陷舒群在坐牢期间有叛变行为，并训斥他是“文痞”、“无赖”，致使舒群不得不被迫停止工作，接受党组织的隔离审查。舒群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磨难与变故，一时之间难以接受，加之又不幸染上了肺病，曾一度想自杀。1944年初的舒群，已经被折磨得瘦成了皮包骨，但他仍然坚持自己并没有叛变，自己是革命战士、共产党员。与舒群共事多年的《解放日报》社编辑黎辛曾这样写道：“舒群这条东北硬汉，是可杀不可辱的，他是受污挨斗中，我见过的惟一的硬汉。”后来，党组织决定把舒群的问题暂时保留，日后审查。于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与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商量，由王震担保，调舒群到南泥湾三五九旅干休所疗养，同时让其从事开荒生产和帮助战士学习文化。在南泥湾期间，舒群结识了一大批长征军事干部和工农群众，这些人的言行给予了舒群很大触动，也更加坚定了他终生和工农大众站在一起的决心与立场。
    1944年秋季，舒群的个人问题得到了澄清，党组织恢复了舒群的工作，调他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作，担任文学系主任。舒群刚一上任，就积极吸收了来自晋察冀、太行、冀中根据地，以及国统区和敌占区的一大批学员。同时，对于前几届的老学员他也积极努力地将其从“延安整风”运动的“甄别”过程中“抢救”出来。后来，在舒群的积极努力下，文学系又增加了一批来自延中、绥德、米脂的陕北新学员，给文学院乃至整个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带来了许多鲜活的力量。舒群在工作中认真负责，有胆有识，高瞻远瞩。他非常清楚，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最后阶段，党需要的是大批能够在全国大反攻中起到中坚作用的文化干部。为了适应党的迫切需求，舒群积极扩大教员的阵容，除了文学系原有的教员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公木、天兰，又先后请来了萧军、艾青、欧阳凡海、高长虹、李又然、孙犁、邵子南等人。舒群安排萧军、何其芳、周立波、公木等负责授课，严文井负责组织创作实习，孙犁、邵子南、孔厥等分别辅导，进行作品讨论。在教员们的共同努力下，文学系的学员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并且有很多作品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同时，舒群自身也身体力行，参与到教学实践当中。他教导学生，要真正写出有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的文学作品，必须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掌握大量活生生的材料，同时要多从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名著和民间文学中吸取文学技巧和文学语言的乳汁。他要求全系学生都要熟读《红楼梦》，并做出详细心得笔记；要求细心钻研话本《快嘴李翠莲》《碾玉观音》中那些幽默风趣、精美多彩的语言技巧。另外，为了更快地提高学员的写作水平，舒群还带领文学系师生创办了一个墙刊《文艺》。《文艺》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讨论文艺形式问题的特辑，主要刊登舒群、陈荒煤、严文井等文学系教员的文章；另一部分是文学创作，主要刊登文学系学员的优秀文学作品。墙刊在文学系张贴出来后，在延安引起了很大轰动，也调动起了学员们学习与创作的强烈兴趣。舒群在担任文学系主任期间，一直带病工作，加之工作任务繁重，导致其两次吐血，面容极度憔悴与苍老，但是他却以孱弱的身躯，为党培育了无数的精英人才。在这一点上，舒群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他的业绩是功不可没的。
    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后，根据党中央宣传部和周恩来的指示，由“鲁艺”负责人周扬组建挺进东北的文艺工作队，编号第八中队，舒群任中队长。9月1日，周扬给东北干部团第八中队讲话，鼓励他们要不辞辛苦地前进。9月2日，第八中队全体成员在延安“鲁艺”门前集合，萧军、萧三在门口送别。自此，舒群离开了生活5年的延安，开始了他的东北之行。
    舒群的延安经历，尤其是与毛泽东的亲密交往，以及毛泽东的信任与鼓励，成为了他日后在思想上砥砺苦难的坚强“柱石”，也成为了他一生中难以磨灭的宝贵而光辉的精神遗存。正如他在1949年写下的诗句：“给我一匹千里马，让我奔往圣地，/这个圣地，光辉而美丽，/这个圣地，写着毛泽东伟大的名字，/我知道，我往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