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承祖先生留影
    
    为杨先生特制的《杨承祖文录》校读本（非正式印本）
    先生开朗健谈，凡学人造述之得失，同人荣悴之往事，皆有述及；至感念时政，每忧形于色，任气慷慨，呜咽叱咤，时露英雄本色。先生专攻有唐，用力既勤，收获亦丰。于作家研究，则从系年、年谱入手，继而展知人论世之评。
    今天上午刚到办公室，就接到陈鸿森教授从台北打来的电话，告杨承祖先生今天凌晨走了。真感到很意外，震悼不已。虽然已经年近九十，但杨先生身体一直很好，八十以后还常作长泳，且常说唱戏为祛老延年之方。最近一次见到他，是2012年5月在逢甲大学开会，他做专场主持，单身一人从新北搭高铁南下，全无八五老人之衰容。本来台大同人已经确定近年11月4日为他举办寿开百龄的庆生会，我也收到邀请，何料遽尔如此！
    杨先生是湖北武昌人，生于1929年。抗战间随父入川黔，后就读于湖北师范学院。渡台后，复就读于台湾师范学院，本科论文为《元结年谱》。复入台湾大学，师从郑骞教授，以《张九龄研究》获硕士学位。1960年起任台湾大学讲师，1966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副教授，1974年任台湾大学教授，直到1990年退休。此后又曾任教于东海大学和世新大学。主要著作有《张九龄年谱·附论五种》（台湾大学出版）、《元结研究》（“国立”编译馆出版）及论文数十篇。他之治学从秦汉经子到近代剧曲皆有涉及，要以唐代文学为中心。因尊崇张九龄、元结一派人物之为人、为文、为政，于诸家用力尤勤，大抵先穷尽文献为诸人编订年谱，复梳理作品以求其思想旨归与文学造诣，用力既深，发明亦多。
    杨先生是台湾唐代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为台湾研究唐文学之典范人物。自1990年首度率团参加此间之唐代文学年会后，尤看重两岸之学术交流，我与许多同辈学者，都曾得到他的指点。虽年事渐高，不能渡海，仍吩咐门生后学多作交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首次论文结集，慨允首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希望有更多学人理解他的学术理念与追求。尚君不敏，受嘱为序，数月前黾勉草就，敬呈先生清览，幸获俯允。本望两月后到台北面贺嵩寿，不期先生遽归道山，聆教竟成绝响，隔海遥祭，伤恸何如。谨遥奉挽联，以寄悲悼：心存乡国从武昌到台北雾岭云山家万里，志兴正学治次山与曲江文章道德足千秋。
    谨以草成之序，不作改动，交付《文汇学人》首度发表，表达我与此间唐代文学学会同仁对先生之景仰与哀悼，也希望两岸有更多学者了解先生之志业与成就。
    陈尚君谨识于2017年9月5日
    《杨承祖文录》序
    岁庚午秋，初识承祖先生于金陵。时两岸初通，往来尚疏，适南京大学承办第五届唐文学年会，邀请台湾宿学耆儒近廿人与会。是年先生方自台湾大学引退，受聘东海大学，任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因擅治事之能，群推先生为领队，事无巨细，一皆亲为；与大陆学人无分长幼，咸殷接以礼，绝无倨傲，谭艺论文，出言雅训。尚君方出道未久，位仅讲师，先生主动接谈，论学无倦，且示自作数文以为切磋之资。今犹记者，一为评本师朱东润先生《杜甫叙论》，以不同立场讲读，每有作者欲言而不能尽言者，先生淋漓道出，力透纸背，诚感有识。另一为《杜诗用事后人误为史实例》，所论凡四事，一为王季友“卖屩”事，因杜甫《可叹》诗有“贫穷老瘦家卖屩”句，后人遂以为王曾卖履市井，先生认为此乃用后汉刘勤卖屩典，赞美王守道食贫而不改其志，初未必实有其事；二论裴迪未任蜀州刺史，裴氏在蜀事迹，仅杜甫三诗可考，杜称裴为“游子”，以何逊比况，先生因考裴实佐幕于蜀，纠正《唐诗纪事》误读之失；三订杜甫“卖药都市”之讹传。卖药之辞既见于早岁《进三大礼赋表》，复见于晚年之《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冯至著《杜甫传》，屡以此为言。先生则认为此用东汉韩康伯“卖药洛阳市中”故事，初非写实；四则讨论“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两句，先生排比二人与杜甫行迹，认定此非纪实事，而系用古今事相映而故作狂语，不可呆读。前此我也曾撰文讨论杜甫晚年行迹与生计，不免多犯此病，读此真如醍醐灌顶，醒人神智。此我识先生之始也。
    其后来往渐多，晋谒亦频，因会议曾晤谈于北京、上海，造访则数度餐聚于台湾大学内外。先生开朗健谈，凡学人造述之得失，同人荣悴之往事，皆有述及；至感念时政，每忧形于色，任气慷慨，呜咽叱咤，时露英雄本色（先生业余习国剧，工老生，言谈间亦可体会）。尚君曾客座台中逢甲大学，先生时来电话讨论赐教，受惠实多，或刊新著，辄签名赐示。尚君执教香港时，得周览台港及南洋书刊，有见先生论著皆复制保留，因多悉先生之往事与性情学识，虽年隔二纪，地居两岸，绝无隔膜生分之感。
    先生为湖北武昌人，生民国十八年己巳，少年即遇国难，倥偬西行读书；既冠，复侍父迁台，虽历经艰困险阻，向学之忱，始终未变。晋学于台湾师范大学及台湾大学，历参名师，受教于许世瑛、闵守恒、台静农、郑骞诸名家，开阔胸襟，积累学识，掌握方法，提升境界。始任教于二省中，后讲学上庠，先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南洋大学及东海大学，治学则上起秦汉经史，晚至近代剧曲，尤以李唐一代为专诣，授课著述，多有可称。就我所知，尤应揭示者厥有二端。
    一曰接续传统而具世界眼光。先生幼读诗书，长治国故，接续正学，温厚醇富。中年曾得缘参访美、加诸名校，历时三月，考察华文教学，周访西方汉学家及旅美华裔名宿，复经欧洲诸国，参观各博物馆、美术馆，感叹“访古观风，触目兴怀，于人类历史文化之兴衰演递，儆省之余，感慨系之”，即认识欧美文明之先进，由比较中加深对中华文明之体悟。本书收《课前示诸生》，仅数百字短文，就传记文学立说，肯定西学“配合文字与社会之变迁，适应文化之潮流”，更强调本国传记所见“作者之志趣精诣、笔法匠心”，认为“文章者无论新旧，美者斯传，学术何分中外，惟善是归，现代西方新传之法，固当择从，吾国传统史传文学，亦应重视”。此种精神先生坚持始终，故能持论平允，见解通达，精气贯畅，文识具美。
    二曰心存家国，志兴正学，尤关注两岸学术之互动激励。先生受学始自大陆，成于祖国台湾，心萦两岸，未曾或忘。方1955年撰《元结年谱》初成，即闻南京孙望教授刊布《元次山年谱》，每以海阔天远无从阅读为憾。至1964年台北世界书局翻印，立即通读，彼此得失，渐次讨论，1966年撰成《元结年谱辨正》，刊《淡江学报》五期，是两岸对峙年代罕见之学术讨论。至1990年秋，先生到南京，孙先生恰于是年归道山，此曲终成绝响。当时先生曾交我人民币百五十元，嘱代东海大学图书馆购买全套《复旦学报》，知其关切大陆学术之殷。既办妥，偶缺数期则以箧中私
    存以益之。无如其时两岸邮路初开，尚多阻阨，所寄杳如黄鹤，常觉愧对先生。先生为中国唐代学会创始人之一，更热切于与此间研治唐代文学者交流切磋，若我之晚出茫昧，曾得先生指点，受益为多。
    本书收先生重要论著，凡分三编，曰《唐代文学与作家研究论著》，曰《其他经学文学研究论文》，曰《附录》，录专著、论文、杂文凡五十篇，遴选严格，精义纷呈。尚君略作披览，启发良多，不能自专，愿述所知。
    先生专攻有唐，用力既勤，收获亦丰。于作家研究，则从系年、年谱入手，继而展知人论世之评。凡为杨炯、孟浩然、苏源明、李华、武元衡等系年，张九龄、元结两家年谱尤称誉学林。所考诸人，多服勤王事，体恤民瘼，倡复古道，秉志耿介，文学成就亦各造时极，有先生之人格寄意存焉，读者当不难体会。诸谱皆循古例，以文献为依凭，立言慎重，结论妥恰，纮纲大备，细节粗陈，皆足可传世者。继而分析人物，评骘得失，无不抉发幽隐，各中肯綮。如论杜甫东川行走之真相，前人仅见其辛苦周折，于诸诗则难得确解。先生从大处着眼，由安史乱后朝廷人事变化及关涉杜甫至深者房琯、严武二人切入，房琯既贬，严武谋进而求宰辅，退而据剑南，杜甫两入其幕，参佐实多。当严归朝时，杜则“替他留意旧属，随时掌握东川的情况”，“是房、严集团规图剑南的一种布置”，此似尚存猜测。然文中分析杜与章彝诸诗，《桃竹杖引赠章留后》儆其跋扈，《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复言心境萧瑟，去住无聊，从“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近辞痛饮徒，折节万夫后”诸句，更读出杜之遭猜忌忧疑，杜代王阆州论巴蜀安危表，对两川形势洞如观火，使严武再镇蜀即杖杀章彝，邀杜甫入幕，皆可得合理解读。其《由天宝之乱论文人的运遇操持》亦有寄托存焉，对陷伪诸人之人生蹉跌及心理反省，分析尤入木三分。论张九龄，既知其出身卑寒，且来自岭南，身体羸弱，而刻意自强，更揭示其建立进取之不易，所倡尚文守礼、推贤慎爵，坚守儒家为政之道最为可贵。其论元结政治思想之迁变，逐次分层论列，既见其早年之无政府主义，复见其对小人窃弄国柄之殷忧寓讽与清君侧之激烈主张，既乱则对王政得失有别端反思，预见藩镇拥兵终成国之大患，且流露君主若“荒昏淫虐，不纳谏诤”，自应谴责，“稍露一夫如纣可诛的隐意”。此种揭示，确属深刻而敏锐，将元结提到唐思想史上之特殊地位，不仅一般所认知倡复古道、关心民瘼也。风檐展书，古道可鉴，表彰风烈，心追力仿，于此亦足知先生之理想人格与道德寄意焉。
    其次则为经学、文学诸作，尚君不敏，不能尽得领悟，然有特殊欣会者。如论“风诗经学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则就风诗本有之民间意味，经汉儒解读，造成附会史事、颠倒美刺、破坏情诗、抹杀风趣等不良影响，举证皆极丰沛，又从裨益政教、端正倾侧、塞抑谐趣、造辟新境诸端加以讨论，明示其造成中国后世文学特殊面貌之别具作用。《柳永艳词突出北宋词坛的意义》一篇，则参据历代对耆卿艳词之贬斥，及近世因西学观念改变而表彰情色书写之偏颇，考察柳氏艳词实渊源有自，更揭柳词大量书写男女裸裎，欢情交会，侧艳冶荡，燕婉淫轶，不赞同道学家之谴责，也不附同今人之拔高，认为时风所趋，为北宋词坛之特殊风景，臻极而致雅人不满，世乱更引举世反省，立说通达如此，更见其学其识。其他不多举。就尚君所知，五十年代台湾有识者倡守护文化，故国学传统、经学立场得完整保存，后留学欧美者多归，更以西学之通达与科学沾溉学林，新旧交集，学派纷呈，旧学既得变化，新知更得孳乳，学有主见，人各不同，然根柢未移，故气象常新。读先生所论所述，更增感慨。
    《附录》所收凡序三、学人传悼六，另《课前示诸生》及自传。此虽皆短文，然回忆业师旧友，追述往事鸿迹，无不弘明师道，记录交谊，文辞简峻，意味隽永，出语冷静，情感内热，知先生重情义而知礼序，善文辞而守大节，再三讽读，回味无尽。
    五年前台中逢甲大学唐学会年会，尚君幸得躬预其盛，先生年届期颐，孤身南行，主持讨论，谈说风生，妙见迭呈，信邦国有光，仁者长寿。今承《文录》编者传先生雅意，嘱尚君为序以弁端。尚君虽曾受知于先生，然为学荒疏，未窥先生志业之十一，海天辽夐，更罕遇机缘叩门问候请教。幸承见委，乃勉力操管，穷搜所知，略述所感，谨此向先生求益，亦顺此遥贺先生嵩寿无涯！
    丁酉仲夏，慈溪后学陈尚君谨识于沪寓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