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元月8日的中午,苗子先生走了。得到消息是在几小时之后,而看到黄大刚兄弟的“致各界朋友们的公开信”,则是在第二天了。我了解苗子先生的心愿和家属的想法,所以也不要求去吊唁和告别,免去了这些繁文缛节。此前,我曾去朝阳医院看过他几次,他的开朗和欢快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为逝去的人送别,总是怕逝者走得孤寂,而对于苗子先生来说,是大可不必的,他做完了想做的事,没有留下什么遗憾,他带走了快乐,也留下了快乐。
    
    2004年,郁风(左一)、沈峻(左二)、黄苗子(右二)、丁聪(右一)在我家
    认识苗子先生是在十几年前,那时我的《老饕漫笔》刚出版,他对这本不入流的小书颇感兴味。那年的春节前夕,在三联一年一度的茶话会上,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孙晓林介绍我与苗子先生认识。那天苗子先生、郁风师母和我聊得很高兴。后来,丁聪先生和沈峻阿姨也加入进来,沈峻阿姨突然提到,我在《老饕漫笔》中的《镜泊鱼米》一文中提到那日在镜泊湖没有吃到正宗的“响水大米”,不免留下了些遗憾。她说,要送给我一大包人家送给她的正宗镜泊湖响水大米。沈峻阿姨是个认真的人,不久,她就把大米交给了三联的孙晓林,让她转交给我。
    后来才知道,沈峻阿姨与我的三姨王婷是外文局的老同事。我的三姨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在外文局和对外文委时很爱运动,还得过单位的乒乓球冠军;沈阿姨也爱运动,她们经常在一起打乒乓球,所以很投契,一直有来往。2004年春天,有天我的三姨给我打来电话,说沈峻很想和丁聪先生到我家来吃顿饭,我自然是慨然应允了。订好了日子,事先沈阿姨给我打了两个电话,先是说苗子先生和郁风师母,还有吴祖光先生也要同来,问我是否可以,我当然表示欢迎。第二个电话沈阿姨又道:“苗子先生问,‘来吃饭要不要写字啊’?”我说当然不要,就仅是吃饭而已。大概是沈峻阿姨转告了苗子先生,他觉得很释然。这也是我和苗子先生真正接触的开始。
    那天我是先去紫竹院接的丁聪先生和沈阿姨,再去中纺街接苗子先生夫妇。有意思的是,苗子先生特地拎了个大西瓜,上楼时还执意要亲自拎上来。那日,本来还有吴祖光先生,那时他住在东大桥附近,离我家也不算远,但临时因身体不适没有来。饭前,我们在楼上聊得非常高兴,我说起上世纪60年代郁师母为唱片设计封套的事,郁师母却全然没有印象,倒是苗子先生记忆力惊人地好,能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郁风阿姨才猛然想起确有此事。那天谈到设计唱片的事以后,苗子先生还风趣地对郁风阿姨道:“你仔细想想,还有哪些干过的事没有交待?”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记得那日给他们做了“干贝萝卜球”、“清炒鳝丝”、“干炸响铃”、“蟹粉狮子头”、“金钱虾饼”、“奶汁烤杂拌”、“南乳方肉”等,他们都吃得很高兴。当时苗子先生是九十二岁,郁师母和丁聪先生同龄,都是八十八岁。苗子先生和丁聪先生都爱吃肉,每人竟吃了两大块“南乳方肉”,郁师母和沈阿姨一再阻拦,最后还是依了他们。不想后来的几年中他们几位都先后作古,最先离世的是郁风师母,接着是丁聪先生、苗子先生,最后是沈峻阿姨。抚今追昔,恍如昨日。
    我的一本随笔集《彀外谭屑》是承苗子先生题字的,用的是“爨宝子”书体,遒劲有力,古风浑然,让我爱慕不已,更为小书增色。后来,他在三联出版的那套取名“苗老汉聊天”的随笔,也都认真题字送给我。此外,像他的《艺林一枝》《画坛师友录》诸多著作,也由亚雄带给我。
    
    黄苗子先生题签
    苗子先生是广东中山人,对广东早茶情有独钟,我曾向他推荐大北窑附近一家能吃早茶的港式广东馆子,后来居然有两三次在那里相遇。每逢春节,我也都会将家中制作的“核桃酪”、“八宝饭”等给苗子先生和郁师母送去,虽然知道他是糖尿病,不能多吃,只是为了让他高兴而已。
    再后来,认识了苗子先生的高足王亚雄。王亚雄曾求学于日本七年,出国前即拜在苗子先生门下,他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更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工艺美术家。他也经常来我家,因此后来与苗子先生的往还多是由亚雄中转。先生后来的大型画册和随笔文集竟无一遗漏地委托亚雄赐下。有一年的中秋,先生的大瓦当铭经由亚雄镌制,也都是由先生亲自题写相赠,还有“月是故乡明”和“卧猫鱼缸”图赐下。苗子先生小名“猫仔”,这是广东人常用的昵称,后来先生去其两字的偏旁,就成了“苗子”。前时去朝阳医院看望苗子先生,告诉他所赐的卧猫鱼缸图因小儿乳名亦为“猫”,故装裱后挂在他的家中,苗子先生听了异常高兴,还说将来病好后要再给他画一幅猫呢。
    2011年6月,我的新书《老饕续笔》交稿,先生正在病中,本来不想麻烦他,但先生得知后,欣然题就,命亚雄送来。虽然看得出是衰老之笔,却也是苍劲拙朴,别有风格,令我感动莫名。就在苗子先生离去的前几日,我才托亚雄将新书呈上,他总算看到了小书付梓。
    苗子先生的书法别具一格,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最初是“取法于金文和大篆”,后来也受到各种书体的影响,博采众长,乃至于汉隶、北碑,无不兼收并蓄。越是到了晚年,他的字写得越是随心所欲,不受束缚,甚至将书与画融为一体,很多法书突破了前人绳范,真正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绘画书法方面,对黄老早年影响最大的,当属广东画家黄般若先生和篆刻家邓尔雅先生;在画学、史学等方面,黄老多受益于般若先生。
    说到黄般若先生,这里想多谈几句。黄老生前,也曾多次与我提到他,般若先生长黄老十二岁,应该算是岭南画派中一位佼佼者,晚年居住在香港,可惜今天知道他的人不多。般若先生名鉴波,字般若,号万千。我曾见过他不少工笔和大写意的山水作品,技法变化多端,确实大家风范。据说般若先生尤擅佛像人物,可惜未见其真迹。黄老在病笃之时,般若先生的公子黄大德从广东前来探望,并携般若先生早年所画的十八罗汉册页索黄老为之题跋,可惜当时黄老已经难以小字作题,终未果。黄老去世后不久,王亚雄携这本册页来我家,要我为之作一段题跋,并言及黄老与般若先生的师承关系。前辈大家的作品,我焉敢涂鸦?于是推托再三,但是亚雄道这也是黄老的遗愿和嘱托,只得诚惶诚恐勉强在册页后题了一段,实在有辱前贤作品。这本册页本是十八帧罗汉,不知何故阙失一幅,只有十七帧,但是罗汉形象生动,颇有陈老莲风格而又加变通,皆为白描技法。我不擅书,只能算是对黄老的一点纪念罢了。
    后来,亚雄又常携黄老为他的作品或藏品拓片所作的题跋前来,要我再作缀补跋语,不久前还为有黄老题铭的《斗鸡台十三品》全型拓(斗鸡台十三品原物为端方所藏)作了补题。这些都是黄老晚年的法书,虽显然有衰颓无力的征象,但仍可见其风格卓然的意态。
    2007年5月,苗子先生和郁风师母两人的艺术展在美术馆举办,题名为“白头偕老之歌”,然而遗憾的是,就在筹备展览前,郁风阿姨离世了。她在生前曾任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为众多艺术家筹办过许多次大展,但是她自己的作品在美术馆展出却是第一次。那天,黄老因为郁风师母的去世受到的打击太大,没有到现场出席开幕式,是大刚代表他来的。这次展出既有他们两人的作品,也有与他们交往多年友朋的翰墨,可谓是盛况空前。尤其是挂在大厅里两人的生活照,栩栩如生,恍如他们就在大家的身边。此后,2011年又在故宫神武门和百雅轩举办过名为“艺缘”的合作艺术展。在百雅轩展出的那次,黄老居然坐着轮椅出席了展览,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外出参加活动。那日的开幕式是在下午,因为路上耽搁,我到那里时开幕式已结束,刚一打开电梯的门,恰巧黄老正要离去。他那时已经有些恍惚,也许是碰到的熟人太多,在电梯门口竟认不出我,是大刚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我是谁,才猛然想起,拉着我的手许久不松。
    在“文革”那段日子里,黄老和张光宇先生曾寄居在王畅安先生的芳嘉园15号,彼此建立了此后多年的友谊,我曾多次听到畅老对我提及那段非常时期里难忘的日子。
    苗子先生一生的经历非常复杂,这也是历史所造成的,他与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有过十分密切的交集,不但在艺术界有众多的朋友相知,在政界、军界和文化界等其他的圈子里也有过复杂的经历。上海滩的进步文化人圈子、重庆的“二流堂”,都有他的参与。于是在他的身上会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这也是他与一般文化界人士不同的背景。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又经受了众所周知的争议,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不啻是一种残酷。而苗子先生对此既不辩诬,也不回应,这抑或也是接近百岁之年的一种泰然罢。
    苗子先生去世不久,在中国出版集团大楼召开过一个追思会,出席的大约有四五十人。那日的发言都是追念黄老的艺术和为人,尤其以韩美林的发言最长,且十分动情,声泪俱下,其他人的发言也是真挚感人。不料在追思会即将结束时,竟又有人提及那段众所周知的争议,沉渣泛起,慷慨激昂,于是会场气氛大为紧张,似有剑拔弩张之势。当时已近中午十二点,我与人民出版社《人物》杂志和《万象》杂志还有两个午餐约会,不便让人家久等,因此准备提前离去。此时坐在我旁边的李辉暗示我,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离会似有“表态”之嫌,觉得他说得有理,只得硬着头皮坐下来,直到会议结束。彼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这个追思会尽快地安静下来,不要搅扰苗子先生在另一个世界的清静。
    中国百年的历史是一段很难简单定义和概括的时空,而每一个经历过的人也都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是非曲直还是留给后人评说罢。痛定思痛时,当是在梦醒时分。余生也晚,没有经历过苗子先生青年时期生活的年代,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位开朗、快乐,甚至还略带顽皮的老人。
    苗子先生是文化大家,他不但有极高的艺术修养和造诣,也是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不拘前人的见地,更有着他独特的视角。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更基于他对祖国的热爱。苗子先生一生有顺利,也有坎坷,“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惧”,我想,这或许就是苗子先生一生的处世与为人。
    （本文选自中华书局出版《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