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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抽烟，鲁迅还有一个同样深刻的习性，就是熬夜。没有人说过鲁迅从什么时候开始了熬夜的习惯，但从现有材料看，鲁迅的熬夜和抽烟大概都是从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开始的，尤其是在1906年6月到1909年6月他从仙台医专退学后第二次住在东京的三年。这是一段很特殊的生活经历，名义上鲁迅还是在日本留学，学籍挂在东京的独逸语学校，但实际上是在进行自己独树一帜的文学活动。由于“自由无拘束”，他便养成了一种晚睡晚起的作息习惯。周作人在 《鲁迅的故家》 中回忆说：
    “鲁迅在东京的日常生活，说起来似乎有点特别，因为他虽说是留学，学籍是独逸语学会的独逸语学校，实在他不是在那里当学生，却是在准备他一生的文学工作。……他早上起得很迟，特别是在中越馆的时期，那时最是自由无拘束。大抵在十时以后，醒后伏在枕上先吸一两枝香烟，那是名叫‘敷岛’的，只有半段，所以两枝也只是抵一枝罢了。盥洗之后，不再吃早点心，坐一会儿看看新闻，就用午饭。”
    在日本的这个阶段，鲁迅的“似乎有点特别”的日常生活显然和他的同样“有点特别”的人生志向不无关系。1907年，他写出了长篇论文 《摩罗诗力说》，介绍他倾心的欧洲恶魔派诗人，这些人当中的雪莱、拜伦等，就人人都是鸦片烟的瘾君子。鲁迅没有像他们一样，但他的抽烟在这个时候已经相当厉害：
    “有一个时期在学习俄文，晚饭后便要出发，……回家来之后就在洋油灯下看书，要到什么时候睡觉，别人不大晓得，因为大抵都先睡了，到了 明天早晨，房东来拿洋灯，整理炭盆，只见盆里插满了烟蒂头，像是一个大马蜂窠，就这上面估计起来，也约略可以想见那夜是相当的深了。”
    1909年从日本回国后，鲁迅先后在杭州、绍兴的几所学校担任职务，在经历过 《新生》 杂志的失败后，他在日本时期的第一次文学梦暂时已经泯灭了，但抽烟和熬夜的生活习惯却保留了下来，在关于鲁迅杭州、绍兴生活的回忆录中，这两种鲁迅的生活习惯往往是合在一起被想起来的。如鲁迅家的长工王鹤照回顾鲁迅1910年在绍兴时候的习惯时说：“晚上，他睡得很迟。一个人在房间里点盏煤油灯看书、改簿本、写文章，常常到晚上一二点钟才困觉。鲁迅先生爱吸翠鸟牌香烟，十枝装的，三个铜板一盒，盒面青绿色，像冬青叶子的颜色一个样，上面画有一只彩色的鸟。”鲁迅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的同事夏丏尊在 《鲁迅翁杂忆》中回忆了鲁迅1909年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书时候的生活：“那时他晚上总睡得很迟，强盗牌香烟，条头糕，这两件是他每夜必须的粮。服侍他的斋夫叫陈福，陈福对于他的任务，有一件就是每晚摇寝铃前替他买好强盗牌香烟和条头糕。……周先生每夜看书，是同事中最会熬夜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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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建立后，鲁迅在教育部做公务员，每天都要到部里“学做官”，表面看起来需要每天去办公，但其实差不多每天“无公可办”，大多数时候只是签个到而已。所以，这些年鲁迅每天的“工作”其实是从教育部下班回家后开始的。周作人回忆鲁迅1919年前在S会馆 (即绍兴会馆) 的生活说：
    “下午四五点下班，回寓吃饭谈天，如无来客，在八九点时便回到房里做他的工作，那时辑书已结束，从民四起一直弄碑刻，从拓本上抄写本文与 《金石萃编》 等相校，看出许多错误来，这样校录至半夜，有时或至一二点钟才睡。次晨九十点时起来，盥洗后不吃早餐便到部里去，虽然有人说他八点必到班，事实上北京的衙门没有八点就办公的，而且鲁迅的价值也并不在黾勉从公这一点上。”
    由此可见，鲁迅在1926年前做公务员这段时间里和以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睡觉相当晚，上班并不用多么着急，并不像有人说的鲁迅每天准时上下班，人们看见他就知道是到什么时间了，把鲁迅说的好像跟德国的康德一样。
    后来，鲁迅又开始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等学校做兼职讲师，忙碌的时候差不多每天都有半天在学校上课。但不管是做官还是做讲师，都是为了“谋生活”而已，尤其是从1918年为《新青年》 写了 《狂人日记》 以后，白天教育部上班的周树人到了夜晚摇身一变就成了鲁迅。可以说，以鲁迅名义完成的工作差不多都是在晚上完成的，起码在北京时期是这样。
    1919年11月21日，鲁迅和周作人一家从绍兴会馆移居八道湾胡同11号，在这里鲁迅住到了1923年8月2日。在八道湾生活时期，鲁迅的熬夜同样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2年，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从上海到北京大学讲课，为生活方便，北大安排爱罗先珂住在八道湾11号周家，爱罗先珂的助手吴克刚回忆那时候的“大先生”说：“最使我惊异的，是鲁迅先生睡得那样迟。年轻人总喜欢睡觉，而爱罗样专爱在夜间坐在床上工作。为了笔录他的著作，有时不得不陪着他。倦了的时候，两人时常踱出去在院子里散步，总见前边屋里，灯光还亮。‘大先生还没有睡咧’，是我常向爱罗样说的一句话。”
    1927年，鲁迅的挚友许寿裳紧跟鲁迅也来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刚开始就和鲁迅同住在一间宿舍里。许寿裳和鲁迅在思想观念上常常是一致的，但在作息时间上却是相反的。许寿裳回忆说：“这间大钟楼是大而无当，夜里有十几匹头大如猫的老鼠赛跑，清早有懒不做事的工友在门外高唱，我和鲁迅合居其间，我喜欢早眠早起，而鲁迅不然，各行其事，两不相妨，因为这间楼房的对角线实在来得长。晚餐后，鲁迅的方面每有来客络绎不绝，大抵至十一时才散。散客以后，鲁迅才开始写作，有时至于彻夜通宵，我已经起床了，见他还在灯下伏案挥毫，《铸剑》 等篇便是这样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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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和周作人、许寿裳一样早睡早起的作家并不少。
    比如梁实秋，他曾经做过一篇短文，题目就叫 《早起》。文章开头一句就是：“曾文正公说：‘作人从早起起。’因为这是每人每日所做的第一件事。这一桩事若办不到，其余的也就可想而知。”对于那些“晚上不睡，早晨不起”的人，梁实秋很不理解地说：
    “有人晚上不睡，早晨不起。他说这是‘焚膏油以继晷’。我想，‘焚膏油’则有之，日晷则在被窝里糟蹋不少。他说夜里万籁俱寂，没有搅扰，最宜工作，这话也许是有道理的。我想晚上早睡两个钟头，早上早起两个钟头，还是一样的，因为早晨也是很宜于工作的。”
    梁实秋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实际上，在电灯出现之前，夜晚照明是个很困难的事情。周作人在 《鲁迅的故家》 中用两节“灯火”来回忆鲁迅儿时人们取火和照明的困难。因此，从经济和方便的角度看，早睡早起是更自然的。周作人就说他自己“大抵小时候睡得很早，后来的习惯也不在灯下做什么事情，无论用功或是游玩，所以对于灯缺少亲近的感觉，古人云，‘青灯有味似儿时’，那是很幸福的经验，我却是没有。”
    虽然梁实秋主张早起，但他也并不认为早起有多么了不起的好处：
    “我们人早起可有什么好处呢？我个人是从小喜欢早起的，可是也说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只是我个人的习惯而已。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可是并不说有这好习惯的人即是好人，因为这习惯虽好，究竟在做人的道理上还是比较的一桩小事。所以像韩复榘在山东省做主席时强迫省府人员清晨五时集合在大操场里跑步，我并不敢恭维。”
    由此看来，写文章的人熬夜或者早起，的确都只是一个习惯问题。真正的区别是写还是不写，而不是什么时候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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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在上海生活的时候，鲁迅成了专职作家，白天并不需要到外面上班或上课，生活方式几乎又回到二十多年前在东京时的模式。作家章衣萍在一段随笔中写到茅盾和鲁迅在上海“深夜失眠”、孤灯遥对的情景：
    “茅盾未出国时，寓于上海某处之三楼，与鲁迅所居之三楼相对，时茅盾正草 《动摇》 《追求》 等小说，常深夜失眠，遥望鲁迅之居，仍灯火辉煌，于是喟然叹曰：‘亦有失眠似鲁迅，不独失眠是茅盾!’”
    崇拜鲁迅的人们往往更注意深夜时还在“辉煌地亮着”的鲁迅家的灯光，如日本人增田涉在 《鲁迅的印象》中说的：“我曾经在夜里两点钟的时候，走过他居住的大厦，那大厦别的窗户里全都熄灯熟睡了，只有他房间里的电灯辉煌地亮着。”只有鲁迅的小儿子海婴格外注意爸爸的早晨不用起床，说鲁迅：“白天睡觉，什么爸爸!”鲁迅传述海婴的这句话当然只是开个玩笑，实际上，鲁迅的确是勤苦一生，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但这句话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鲁迅并不是不睡觉，只是他睡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在 《“这也是生活”……》 中，鲁迅写到他在大病初愈后对生活的新理解：
    “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耍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