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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这座城市，我熟悉不过。不只是我，相信大多数人都非常熟悉。中国有三座国际化的超级大都市：北京、上海、广州。广州位居其中，可见其影响力与规模之大。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广州就是一座大都市，而且是现代化的大都市。 但是，广州是有传统的，而且传统底蕴非常深厚。它的传统，不只是近代以来文人唱酬的荔湾、西关，也不只是晚清以来开埠的“十三行码头”，而是真正意义上见证了自秦汉以来的民族融合与民族自治。因为在广州，有一处隐藏在闹市区的博物馆，见证了这座城市两千多年来的辉煌、气势与包容。 这座博物馆，就是被称之为“新中国五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南越王墓博物馆。 前面讲过“百越”，我们知道，在秦汉之前的西周、东周时期，“百越”实际上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当落后。与中原地区相比，当时“百越”可以说几乎整体落后了几个世纪，处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阶段（是东方历史中特殊的生产方式，其重要特点是土地公有，不允许自由转让。典型的国家有印度、西周前的中国等）。 这时有个人出现了，他就是秦朝将领赵佗。 赵佗原本是跟随秦朝南征越地的将领，秦末天下大乱时，他保境安民，在南方自立为“南越武王”，定都番禺。赵佗主政南方时，将中原的生产工具引入南方，大力发展当地生产力，使得南方避免了人祸兵灾。 值得一提的是，赵佗治理越地，并没有采取秦朝一向专制的治理方式，而是大胆启用越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委任其为地方官员，重点发展南方沿海地区的渔业、桑麻等特色产业。他还遵从越人的信仰与习俗，鼓励中原民族与越族通婚。他的侄子、明王赵婴齐就娶越女为妻，所生的儿子赵建德被封为高昌侯。这种“和辑百越”的政策，大大促进了越地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发展，使得越地少数民族迅速进入了封建社会。 广州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它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如果没有当年赵佗“和辑百越”这一有前瞻性的民族政策，使得中国南方迅速封建化，为魏晋以来中国经济中心南移打下坚实的基础，现在的南方恐怕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史学巨擘黄现璠先生曾在《壮族通史》中对赵佗的为政之举赞誉有加，认为“这些民族政策，完全符合汉族和越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在长达九十三年的时间里，越人没有反叛的举动，汉族的先进文化得到推广，促进了越族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南越王墓是赵佗之孙赵眜的陵墓。当时南越已经臣服于汉王朝，成为了中央政权管辖下的一个地区。赵眜虽然没有赵佗的政治智慧，但也算是老实守成的一方诸侯。越南历史学先驱吴士连曾在《大越史记全书》中评述“文王（赵眜）交邻有道，汉朝义之，致为兴兵助击其雠。又能纳谏，称疾不朝于汉，遵守家法，贻厥孙谋，可谓无忝厥祖矣。”这样的评价，也算中肯。 南越王城博物馆位于广州越秀区的解放北路，与五羊石雕、越秀公园毗邻，这一地区是广州最为中心的地带，也是广府文化之中心。南越王墓竟然在此，可见此地从秦汉时便是文化、政治的中心，从这点来看，广州显然不是一座“年轻的城市”，而它正因具有这样深厚的文化底蕴，才显示出无与伦比的活力与竞争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