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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汉学》主编、国际儒联副会长 张西平 中国在世界上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从16世纪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以其独有的魅力启发和感动过许多西方哲人，曾是西方长期仰慕的文化。深刻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及价值，对于其在当代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华夏先民因生息于黄河流域，周围四裔环绕，故自称“中华”，指的是地处中原的华夏民族。中华的“中”，意谓华夏民族居四方之中；中华的“华”意谓华夏民族是具有文化的民族。正如章太炎所说：“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1907年第15期） 中华传统文化发生在东亚大陆，它西隔高山，北接大漠，东临大海。这种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影响： 第一，与其他文化相比，中华传统文化是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它独立完成了自身文化的发生和创建，确立了自己的文字、思维方式、社会结构。只是在它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才逐渐与其他文化相接触。虽然后来外来文化对其也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中华文化的系统和态势已经基本稳定和确立了。 第二，由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华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未受到外来异族的冲击，从而从未中断自己的发展进程。长城内外是故乡，汉民族和长城外草原民族的融合过程是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过程。其间的冲突本身不仅没有中断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反而成为中华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过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壮大的过程。而其他原生性文化，如埃及文化、玛雅文化，早已后继无人，文化从此中断；而巴比伦文化和印度文化经过多次的外族入侵，其原文化形态已被深深叠压在文明的底层，与现代文化形态隔绝，使其仅仅成为考古学的对象，而再无现实的文化意义。在世界各个原生文明中，唯有中华文化没有发生文化的中断，历经数千年而延续不绝。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仅有的现象。 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以其高度的文化发展影响着周边的文化。从秦至清大约两千年间，中国始终是亚洲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中华文明强烈地影响着东亚国家。日本、朝鲜乃至后来独立的越南，都是以中华文化为其文化源泉，大规模地受容中华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他们符合自己民族特点的文化体系。在19世纪以前，以中华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日本、朝鲜、越南的汉字中华文化圈。由此，成为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共存的世界五大文化圈之一。 中华传统文化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可以用出自敦煌、收藏在巴黎的一个卷子中的内容来说明。这是来中国礼偈的一位梵僧所写的一首诗《礼五台山偈一百二十字》：“长安地阔杳难分，中国中天不可论。长安帝德谁恩报，万国归朝拜圣君。汉家法度礼将深，四方则取慕华钦。文章浩浩如流水，白马軑经远自临。故来发意寻远求，谁为明君不暂留。将身岂惮千山路，学法宁辞度百秋。何期此地却还回，泪下沾衣不觉斑。愿身长在中华国，生生得见五台山。” 德国现代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将人类文化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普罗米修斯的时代”，即语言产生、工具使用和火的使用的时代；第二个阶段为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间，四大文明古国的出现；第三个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文明同时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基；第四个阶段从公元前200年至今，其中从17世纪开始进入科学和技术的时代。他侧重分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并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用以匡正黑格尔的基督教历史观。 雅斯贝尔斯说，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天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在印度是优波尼沙和佛陀的时代，其所有哲学派别，包括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都得到了发展。在伊朗，祆教提出它挑战式的论点，认为宇宙的过程属于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在巴勒斯坦，先知们奋起：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第二以赛亚。希腊产生了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里克、柏拉图、修昔的底斯和阿基米德。“这些名字仅仅说明这个巨大的发展而已，这都是在几世纪之内单独地也差不多同时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出现的”。（田汝抗、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