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关系理论研究之一

金炳镐、严庆、杨成

【内容摘要】民族交往是民族关系的构成方式。民族交往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接触、交流和往来以及族际关系的协调，即指民族联系中的互动和民族关系的整合过程，也就是民族生存和民族发展的一种方式。

【关 键 词】民族交往；民族关系；构成方式

【作者简介】金炳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专职教授，中央民族大学马列主义学院院长、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严庆，河北师范大学附属民族学院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杨成，中央民族大学马列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研室教师。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4922(2008)02-0001-09
    民族交往是民族关系的构成方式。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进行民族交往。民族关系是民族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相关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联系和作用、影响的关系。
    一、民族交往及其类型
    1.交往及民族交往的概念
    交往是一个多学科共同使用的概念，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都研究交往问题。心理学上的交往概念指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接触或直接沟通，彼此达到一定的认知；社会学上的交往概念主要指特意完成的交往行为，通过交往行为形成特定的社会联系；语言学上的交往概念主要用来表明信息交流；哲学上的交往概念是指人所特有的相互往来关系的一种存在方式。
    交往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关系的形式，是以物质交往为基础的全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交往的总和。
    社会交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以及由这种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与生产力、分工、生产方式、实践等重要范畴直接相关，又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形态的更替以及共产主义理论密不可分；它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这两条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有着内在联系。马克思所说的交往含义很广，包括个人之间、社会团体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1]
    民族交往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和发展中必然发生和经历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
    民族交往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接触、交流和往来以及族际关系的协调，即指民族联系中的互动和民族关系的整合过程，也就是民族生存和民族发展的一种方式。
    民族交往是民族关系的一个具体形式，是动态的。例如，汉族与一些少数民族的交往，既表现在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茶马互市等密切的经济贸易联系，又表现在近现代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中并肩战斗和相互配合等方面。民族交往是有社会性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在民族个人、群体、族别、国家等之间的互动与往来，它既以物质层面的彼此交换与相互作用为现实基础，又包括精神层面上的相互理解、彼此协调和双向交流。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它本身就是在民族交往中发展。
    民族交往是最富历史蕴意的交往活动，人类文化的延续和传播及文明的突破正是通过民族交往而实现的。人类历史从狭隘闭塞的地域性历史转向整体开放的世界性历史正是民族交往的历史结果。人类文明史表明，各民族文明的发展是与交往范围扩大同步的。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只要善于开放交往，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就能够走在历史的前列。这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为发展社会的交往提供了交通工具和通讯条件，因而它能够不断地促进交往的发展；另一方面，交往的发展可能使本民族从其他民族之中获得先进的工具、工艺、管理方式、社会文化等，它又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2.民族交往的类型和形式
    民族交往的类型包括以下几种。
    民族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
    物质交往指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发生的交往。这种交往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交往活动。物质交往是生产实践的客观要求，这主要是因为人类个体作为主体的有限性这样一个事实。人作为个体，依靠自身的生理能力是难于在自然界中生存的。为了能作为人而存在，就必须克服自身能力的不足。这种克服一方面通过创造和使用劳动工具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劳动过程中的互助协作来实现。劳动过程中的这种互助协作关系，就是最初形态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通过这种交往，不仅加强了每个个体主体的自我能力，而且形成人们之间一种新的合力，同时也使劳动经验和知识的传授与承继得以实现。可以说，没有物质生产劳动，也就没有物质交往以及由此产生的物质交往形式或交往关系。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物质交往是形成社会生活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基本前提。
    精神交往的产生也根源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需要。人是社会的人，不能作为个体而存在，其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这个社会中，和社会中的其他个体发生这样那样的交往和联系。交往虽然是自然产生的，但社会交往一旦产生，就不是任意进行的。人们在交往中逐步形成一定的交往行为规范。在人的依赖性社会中，人们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在物的依赖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开辟，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交通的极其便利，打破了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对人的束缚，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普遍的物质交往、全面的关系、各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独立、自由地交往。个人在挣脱了对狭隘的人群共同体的依赖而具有某种独立性的同时，却又落入了对物的依赖关系，即对金钱关系和商品关系的依赖，成为物的关系包围中“独立的个人”，异化的个人，不自由的个人。
    民族间的主动式、被动式、互动式交往。
    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出发，交往基本上是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民族交往的类型可以划分为主动式民族交往、被动式民族交往和互动式民族交往三种：主动式民族交往，也就是交往双方(或多方)民族中，一方民族为主动交往方的交往，可以是平等和谐的民族交往中的主动一方，也可以是差别纷争的民族交往中的主动一方。
    交往双方(或多方)民族中，对被动交往方民族来说，属于此类。这种交往，可以是平等和谐民族交往中的被动一方，也可以是差别纷争中被迫、被动式接受交往的一方，如民族战争中被迫应战的一方。
    互动式民族交往即民族交往实际生活当中，交往是由交往双方(或多方)共同发起的，在交往中没有主动与被动的区别。例如在今天全球化的趋势下，民族之间的交往往往是交往方的共同呼应。应当积极地加强与其他民族与国家的交往，在包括冲突的联系中相互比较和学习，在交融中相互比较和学习。
    民族间的直接交往和间接交往。
    民族之间直接交往是指民族之间直接接触、交流、往来。这种形式不经过中间环节、媒介，而是包括物质交换、文化交流、族际通婚、纷争、械斗、战争等内容的直接交往。
    民族间间接交往是通过中间环节、媒介的接触，实现交流往来。例如现实社会中民族之间通过信息网络实现的交往；对民族发展产生影响的商品交换中，商品使用方民族通过第三者建立的与商品生产方民族的族际联系。
    民族交往的形式。
    民族交往的形式是指交往的方式，分为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包括一个民族的部分与其他民族的部分发生的交往)和民族成员个体之间交往。民族成员个体之间的交往有一个标志，即这种民族成员之间的交往必定是带有民族性的交往，简单说就是交往主体是作为所在民族的成员去交往。例如在选举人民代表的时候，候选人都要明确自己的民族身份。
    民族交往的基本形式是民族群体之间的直接交往，但民族交往的形式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转换的。
    二、民族交往的性质、内容
    揭示民族交往的性质和内容的前提是研究社会交往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交往概念，包含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民族的内部交往和民族间外部交往，区域性交往和世界性交往，个体性交往与群体性交往等一系列交往。其中最根本的是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交往即物质交往，它构成了其他一切交往的基础，因而在全部交往活动中具有中心意义。在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中，交往概念与交往形式、交往方式及交往关系等生产关系范畴是内在统一的。基于这种理解，马克思把交往与生产力、交往与分工、交往与社会形态及社会发展、交往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并通过对其相互关系的阐述，在人类社会发展这一广阔的历史过程中，运用理论与实践、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辩证方法，论证了社会交往概念的一般本质含义及其与人类社会活动尤其是生产实践活动的关系，也就是交往在现实社会过程中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和实践性，社会交往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质的内在要求，是客观的、具体的、现实的，而不是主观的、抽象的、虚构的，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物质、精神交流；揭示了交往形式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性，指明了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
    1.民族交往的性质
    民族交往的性质是指民族交往在不同历史阶段，都要受到阶级属性、制度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和制约。民族交往的性质涉及交往双方(或多方)民族的状态(即民族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有哪些阶级阶层等)、社会环境和时代环境的影响。民族交往从性质上看，有积极(平等和谐)的交往与消极(差别纷争)的交往之分。
    平等和谐的民族交往。
    交往双方(或多方)民族处于同等地位的和睦、协调的交往，这是交往双方(或多方)民族生存发展的共同需要和共同的愿望。如，友好往来、相互帮助、相互依赖、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等。
    差别纷争的民族交往。
    交往双方(或多方)民族中一方处于优势地位，并谋求更多权益的交往。例如，以民族纠纷、民族冲突、民族战争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交往。差别纷争的民族交往带来的民族问题是在多民族国家中，或在不同国家之间经常遇到的社会问题，是在民族的活动、交往联系中发生的问题。
    2.民族交往的内容
    民族交往的内容涉及民族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各领域、各方面，涉及物质资料的生产、精神产品的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即民族生命群体的延续)，或者说涉及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民族交往是民族发展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民族发展的动因和形式。民族只有在纵向质的演进和横向量的扩展过程中，实现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民族发展无论属于常态的，还是属于异态的、跳跃式的发展，都是在实现民族社会交往的活动中实现的。具体来说包括下面几个领域的交往：
    民族经济交往。
    民族经济交往是民族经济的重要形式。民族的发展是决定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这是民族发展上应坚持的一个基本的唯物主义观点。经济交往是民族生存的第一需要，是最重要的交往。人类最基本的交往活动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领域的交往主要涉及经济上的联系、分工、商品交换或交流。经济交往及国际交往中表现出来的各种行为和关系实质上是各种利益的实现关系。
    民族政治交往。
    民族政治交往是民族的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政治尤其是民族发展程度的一种标志，也是民族发展内容的一个方面，又是民族发展的一个前提和促进因素。民族社会的较广泛的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开始的，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专政)制度建立为标志形成的资本主义民族的迅速发展，是以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为基础的。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交往是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民主政治的建设过程中实现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中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民族交往的重要的社会环境；民族自治自主，少数民族人民的民主政治参与和当家做主，是民族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条件。各民族只有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交往中才能实现民族的自由发展。从民族交往所带来的经济文化等关系来说，民主政治的发展，必然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政治保障，必然促进民族传统文化在扬弃中精华的保存和现代文明的吸收，从而使民族内部结构各要素间相互协调、互相促进。民族的政治交往是民族发展重要的促进和保障因素。
    民族文化交往。
    民族文化交往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个民族都是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包括文化交流、交融过程中发展的。每个民族的交往和发展都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实际上是过去民族间文化交流、交融因素凝结的结果。今天的民族交往发展虽以这种民族文化为背景，但它又不能完全杜绝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民族文化交往不仅应注意作为民族文化具体形式的表层文化，更应该注意作为深层文化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心理特点。要注意这些方面的互相交流与吸纳，要注意民族落后观念、意识的更新问题，要特别注意民族意识加强的趋势及带来的可能结果。民族文化交往的发展涉及文化交流中吸收它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与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并将这二者交融消化，变成本民族文化新的组成部分的问题。如果这个关系处理好了，将大大有利于民族之间交往了解，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出现民族文化的冲突现象，影响制约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将影响民族发展。
    民族社会交往。
    民族交往包括民族间婚姻家庭、人口等方面的交往。民族作为客观实体，它的发展不仅是物质资料、精神产品生产的发展，而且也是民族自身生产的发展。民族人口的变化发展与民族的婚姻家庭形式和观念、生育观念和行为等密切相关。民族间通婚是民族的传统婚姻观念变化和婚姻自主、自由的结果，也是民族间交往发展的一种反映，影响民族间通婚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有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程度、民族关系状况、民族杂居状况、“双语”状况、民族交往频率等。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随着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完善和发展，以及民族间交往和了解增多，汉族和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间通婚的现象增多。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交往，从性质上说，是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基本上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社会交往，是以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为基本内容的。这种民族交往与私有制社会的民族交往相比，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各民族交往中根除了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基础。
    以民族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来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交往的基本特点，也是各民族相互交往的基本形态。
    三、民族交往产生的原因
    交往产生有着不同层次动因体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物质生产发展的角度揭示了交往的起源，这是根本原因层次。但是探究民族交往产生原因体系，还应当从社会学、心理学及政治学等领域借鉴相关交往的研究成果。
    1.民族交往产生的根本原因
    交往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而进行的交往联系。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动了民族交往。生产力是由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构成，是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在生产过程中的有机结合而产生的总体能力。生产力内部各个要素的合理结合与交往密切相关。诸如一种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学习和使用，往往是通过交往才能学习获取。
    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与其他民族进行交往，这是必然的，也是无法选择的。因为构成民族的人是社会的人，人的需要是具体的、多方面的。如有本能的需要、利益的需要；有物质的需要、精神的需要；有生理的需要、心理的需要；有生活的需要、劳动的需要、知识的需要等。人的需要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社会交往相联系着的。所以由人所构成的民族也就是社会的民族，民族只有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中，才能共同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增长，发生在民族之间的物质上的交换、文化上的交流会越来越多。民族越是发展，民族交往就越多，民族交往的需求就越多，实际交往的频率就越大。交往的推进伴随着社会关系的变革和改善。生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它是由于物质生产领域的交往活动产生的。其他的社会关系，如政治关系、社会关系也是由人们的交往息息相关的。各种社会关系产生、发展、变革、改善，都紧密地和人与人交往活动联系在一起。诸如民主机制的普及和推行，就是伴随着政治交往的加深才能出现。
    2.民族交往产生的一般原因
    民族差异、差别的原因。
    民族是人类交往发展的产物。人们的交往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形成具有族体特点的民族。民族特点实际上也是民族间的差异、差别。民族与民族之间在族体特点上的差异、差别是民族交往能够进行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交往主体完全一致，就等于每个民族具备了完备的世界，从而也没有必要进行交往。因此民族交往就是民族存在和延续的过程。
    民族交往必然以彼此的差异、差别或不足为出发点。民族成员的自身发展也需要交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2]。个人的发展都只有通过交往才能获得，才能摆脱民族的局限，用先进民族成员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充实自己，使自身得到发展。有限性虽然是单个民族的不足或缺陷，但人类整体却以自己的交往行动，勇敢地向这一有限性挑战，超越了有限，走向了无限。
    民族社会分工的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研究人的现实的活动，不能离开与生产活动相伴生的分工的状况。对于人的发展来说，分工一方面打破了自然经济下的人的同质性，造成了人的需要的多样化、利益的独立化、职能的专业化、能力的差别化。但另外一方面它却导致了人的活动的片面化、能力的单一化。在现代化工厂中，工人不会生产一件完整的产品，不会接触到生产的全过程，而只是从事局部活动的人。正是由于分工的这种两重性，增加了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社会分工对人的发展的两重性功能，在民族发展中也同样有表现。民族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发生的两次社会大分工及其带来的后果——产品交换出现、阶级分化出现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由于各民族居住地域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的不同，各民族间的经济分工也是客观存在的。这种经济分工，必然产生不同的需求，因而交往成为必要。分工前提下交往，交往中分工越细化；分工越细密，交往越频繁。
    民族社会心理的原因。
    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们眼前的切身要求、愿望以及因一定的社会环境而产生或激发出来的情趣、风俗、习惯、成见、自发的倾向或信念等等。
    社会心理范畴的价值观即人们对是非、善恶、好坏的评价标准，对自由、幸福、荣辱、平等这些观念的理解和轻重主次之分，是人生观的核心，直接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取向，也决定人们在交往时候的对象选择、方式方法及得失评价。民族心理或民族心理素质是社会心理的一部分。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民族心理、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气质，它们也深刻地影响着民族的交往行为。
    3.民族交往产生的具体原因
    民族交往的具体原因一般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自然环境条件。
    自然环境是民族交往和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民族是在利用自然环境，并在同自然界进行斗争和改造自然环境中提高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质量的。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主要是指其生活的地域及其地理位置、地貌、地质、各种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及生态环境等。每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因而民族发展的自然条件也有差别。民族交往和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民族自身因素(主要是民族结构、素质)、民族所处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综合协调作用的结果。这三种因素或条件的结合状态的优差，产生着不同的民族交往和发展的推动力。这方面的原因在民族发展初期表现比较明显。随着人们交通条件的改善，科技水平的提高，交往的范围逐步扩大，民族之间往来变得越来越方便，地理条件的限制逐渐被突破。
    自然环境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民族交往和发展。有学者认为，我国古代民族发展中南北方各有特点，如北方民族关系的主流是战争，南方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和好，这与各自的地理环境有一定关系：北方地势平坦，游牧的少数民族容易形成政治军事中心；南方崇山峻岭，农耕的少数民族为天然险峻阻挡，相对封闭，与外界交往较少。可见不同的地理条件对民族交往发展有不同影响。
    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
    经济因素主要指经济生产结构的不同而形成的自然分工。分工使得一些民族之间必然发生劳动产品等方面的交换。例如，历史上农耕民族与牧业民族之间曾经长期存在过的茶马互市。
    政治因素主要指政治联系。过去民族之间形成的政治联系连续性的延续，也可能成为民族交往的原因。例如曾经沦为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的一些民族国家，在今天独立以后与原来宗主国的交往要多于与其他国家的交往。
    民族文化上的连带性也是民族交往的原因之一，例如近年来东亚汉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国家在文化产品上的跨区域流行，与历史上这些国家的民族受到汉文化影响深远密切相关。
    四、民族交往的影响因素
    民族交往的影响因素可从不同角度划分出几类：社会基本矛盾因素；民族自身因素；社会环境因素、自然环境因素；民族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意识因素、人口因素等。
    1.社会基本矛盾因素
    影响民族交往的社会基本矛盾因素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对民族交往的影响。历史上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而带来的族类共同体之间的大规模相互接近、相互渗透、相互混合，总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三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与农业部落的分离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这种交换必然地带来了财产私有和奴隶制的萌生，从而意味着开始把“外人”——其他部落的成员纳入本部落的居住地域和社会关系之中；随着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本质的组成部分，从其他部落那里掠夺财富与奴隶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生活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他部落成员在本部落的居民人口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氏族和部落到处都杂居了起来，到处都有奴隶、被保护民和外地人在自由民中间居住着。”[3]在这些部落之间的交往和融合中形成了民族；商业与农业分离之后，商品货币关系瓦解了血缘群体赖以维系的纽带，各民族之间的以商品为中介的交往和相互渗透空前加强。同时，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成为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
    第二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便利，由于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绝和民族壁垒的破坏与消失成了普遍的历史趋向。工业化与城市化带来各民族人民的相互混合与相互渗透。工业革命以来，农业人口的减少与工业人口的增加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英国在1851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农业劳动力开始绝对减少的国家。这一转折在美国出现在1910年，法国1921年，加拿大1931年，其他发达国家大体上在20世纪30年代也都出现了这种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极大地改变了国内的民族地理分布，普遍地出现了各族人口聚集于同一工业中心与城镇居住区的情况。工业化与城市化则使越来越多的居民置身于与别的民族成员进行直接的、经常的、密切的接触与合作的客观环境中。这种民族联系的建立与加强，能够使人们认识他民族的风俗、传统与文化，消除民族偏见，学会族际交往的语言。
    第三次是当代席卷全球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计算机、人工智能、通讯技术的综合发展，使现时代已经成为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族际交往的空间距离被大大缩短了，各族之间互相渗透、互相混合、互相交流、互相吸收的机会空前地增加了，这就为属于同一国家的各个民族的同质性的增长创造了条件。
    总之，随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发展，特别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间交往日益增多，日益频繁。
    2.民族自身因素
    首先，民族作为社会发展中的历史现象，历史发展中的社会现象和人种的繁衍现象所具有的基本属性，直接影响民族交往。民族的多维属性决定了民族的交往既是物质生产的交往，又是精神生产的交往，也是民族自身人口生产的交往。民族交往有利于提高民族生存和演进的质量。
    其次，民族结构即民族的物质产品生产、精神产品生产和自身生产的有机排列和组合对民族交往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民族结构包括民族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方面内容，民族经济结构对民族交往的方向和内容影响较大，如民族经济结构因素当中，不同民族产业结构决定了不同的产品市场和原料来源，从而对该民族的经济交往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三，民族素质也是民族交往的重要因素。素质较高的民族，其交往联系的层次相对也较高。文化素质因素对于民族交往的影响可以分为两种情况：民族之间文化发展差距较大，民族文化交流的愿望、要求差距就大；民族之间文化发展水平越相近，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可行性就越大。
    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为民族素质的核心要素，决定了民族交往的层面和质量，例如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员在民族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高的一些少数民族，其接触其他民族成员的机遇以及获得个人发展的舞台就相对多些，带来的社会交往面就要大。
    3.社会环境因素
    民族交往的社会环境主要是指民族社会的阶级阶层构成及其关系、国家政权的性质、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及其建设、政策环境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状况。影响民族交往的社会因素中，最主要是政策因素的影响。例如，我国实行民族平等政策，保证了各族人民之间交往联系通畅，交流频繁；过去某些国家实行的是种族、民族隔离的政策，限制了人们之间的往来，造成民族之间差别和隔离。
    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直接约束民族交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使民族交往具有主体的广泛性、内容的真实性、民族平等交往的全面性、民族平等交往权利的可行性。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以利益关系为核心内容的民族交往的协调，民族交往中的矛盾公正、合理圆满地解决都需要社会主义法律来加以协调解决。
    此外，宗教是民族交往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不健康的社会意识、民族偏见、自我中心主义也是影响民族交往的因素。
    4.自然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对民族交往有重要影响。民族形成的初期，在落后民族中，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影响了民族交往的空间范围。随着科技和交通工具的发展，自然地理条件对于民族交往的阻碍逐渐被打破。但是，现阶段无论从世界范围、还是我国国内范围，多数民族的民族交往还在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
    我们也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因素角度研究民族交往影响因素。在影响民族交往的诸因素中，民族交往中经济因素起主导作用；政治因素、文化因素起反作用或协调作用。
    五、民族交往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民族交往发展是与时代发展程度，特别是与生产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程度、民族和社会的阶级构成、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密切相关，是由民族的自然属性(族性)和社会属性决定的。
    1.当代民族交往发展的特点
    当代社会正在向全球化、信息化迈进，人们相互之间、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交往呈现出自身的显著特点。
    全面性。
    从交往空间上讲，随着交通工具、通信手段的不断改进，特别是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交往范围大大拓展了。人们(包括民族)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冲破了行政性束缚，近如毗邻地区，远到异国他乡，都可对话交流。甚至是在地球之外的国际空间站上，来自不同国家的宇航员和科学家们在太空中共同协作，探索人类未知领域的奥妙。从交往内容上讲，不论是从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两性交往这三大类型来看，还是从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和文化交往三个层面考察，当代社会交往的全面性、深刻性和活跃性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开放性。
    当代社会是一个日益开放的多元化的社会，各种人际交往、民族交往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生产到个人生活，几乎没有一时一处可以离开与他人(他民族)的联系和交往。束缚人们手脚的陈规陋习越来越少，社会的透明度越来越高。科技文化教育的普及使人类摆脱了愚昧状态，科技知识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加之遍及全球的“心理革命”等思潮的推波助澜，更使人类交往走向全面的社会化、公开化和多元化。
    便捷性。
    当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人们(包括民族)更加注重交往的效率，关心交往的效益和效果等问题。而交往效率和效益又是与交往的工具和手段密切相关的。今天各种各样传播沟通技术迅速发展起来，一批具有极高传播速度、广度、深度及保真度并且费用低廉的传媒迅猛发展，实现了跨越时空限制的互动性交往，人们开始享受到全球性的跨国跨民族交往的乐趣。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增加了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的快捷性、便利性、可靠性和舒适性，大大提高了交往的效率和效益。
    多样性。
    当代社会生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丰富多彩，这意味着人类交往活动的种类、模式和样式更加多样。社会生活、民族生活有多少类型，现代交往就有多少样式，社会生活、民族生活有多少个层面，现代交往就有多少个界域。人是交往的主体，交往是人的本质属性。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发展的方式，现代社会交往形式的多样性，进一步表明了人的主体意识、民族的主体意识的极大增强和主观能动性作用的充分发挥。
    功利性。
    任何交往都受着主体利益和需求的支配，都有明确的目的和愿望。人们(包括民族)在相互交往中节省时间，讲求效率，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近年来，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霸权主义统治世界的格局不复存在，新的国际秩序尚未建立，多极化趋势初露端倪。中、美、俄等国之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等合作关系，主要还是从各自的切身利益出发，客观上也使整个世界形势趋于缓和。再如中、美、日等二十多个国家参加的“亚太地区首脑会议”的举行，皆因参与各方的自身利益和需求所致。
    2.民族交往的发展趋势
    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必然形式，民族交往促进民族实体的发展变化。我们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角度来看民族交往的结果：
    从宏观上讲，民族交往的结果包括三个方面。
    民族体的演进和发展。民族实体本身的演进和发展是民族交往过程当中最普遍的结果，即从社会形态的变化来看，就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序列正方向的演进和负向的暂时倒退，这是从民族质的变化来看的；如果从民族量的变化来看，就是交往中的各个民族的发展水平所发生的变化。
    民族体的分化和组合。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交往的不同民族发生了分化、组合，形成了新的民族体。例如我国回族的形成，就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来到中国以后，与土著民族的组合形成的新的民族体。
    民族体的同化和消失。在民族交往过程中，某个民族被同化，民族体消失了。中国历史上被同化，消失了的民族很多，鲜卑、匈奴、党项等古代民族就是在民族交往(战争等形式)中逐渐被同化到不同的民族中，这些民族体消失了。
    从微观上讲，民族交往的结果随具体形式的不同而不同。
    民族的政治交往中的交流、协调与冲突、战争，其深层的内容是制度与观念的影响，即要把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加入其他民族中去。
    民族经济交往中的贸易、交换与掠夺、剥削，其深层内容涉及的是利益问题。民族的文化交往通过民族文化吸纳、兼容与冲突、排斥等不同的形式，涉及的是民族心理的变化与调适。民族社会交往中，随着人口流动杂居现象的增多，民族成员之间发生摩擦的可能也会增多，相应的协调也会增多；另外，由于人口流动杂居而出现使用双语的现象增多，而使用母语的现象则会减少。民族社会交往中的族际通婚，其所生子女具有民族双重心理的情况就会多一些，因为来自父母双方不同民族的心理感情都会在子女身上留下烙印，这有利于民族之间交往，进而将来走向融合；族际通婚带来的深层内容还有单一民族观念的相对淡薄。社会交往中民族族际通婚越多，民族心理中相互理解与包容程度就越高，但这并不代表作为政府政策上应当鼓励民族的族际通婚，而是应当顺应各民族群众自然的选择。
    当今世界民族交往具有全球化趋势。
    所谓全球化，是指当代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是人类的活动从彼此分割的地域中心逐渐向全球性社会的过渡，是人类的活动从以血缘和种族为基础的封闭世界向开放的和社会化的世界转变的过程，是从小规模、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向大规模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变过程。
    世界一体化进程加速发展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越来越离不开世界历史的进程。要使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当今世界的文明成果，使之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中国现代化的程度和水平取决于中国加入世界历史进程的水平和程度。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4]
    在当代世界经济交往中，既有全球化的趋势，也有民族化的倾向，两者构成了一对矛盾。从人类发展总的历史趋势来看，所有国家、民族都必将进入世界市场，并参与世界经济活动。而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存在，同样也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族化”的范畴也同样会增加一些内容。如欧盟的建立和扩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都包含着美欧抗衡的因素。欧盟、北美、东亚等所谓的“地区化”、“一体化”或“经济圈”一类的概念，并不是“全球化”的范畴，而恰恰属于“超越国家疆界的民族化”趋势的范畴。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全球化犹如一柄双刃剑，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有力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社会历史意义。全球化的进步作用表现在：经济全球化实现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加速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从总体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政治全球化加强了各国各民族在政治生活中的对话与合作，为克服民族国家的局限，解决危及人类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可供选择的途径；文化全球化使不同民族、国家的交往更为广泛，沟通更为便利，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益于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全球化的消极作用在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提出了挑战，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主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515。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刘明松，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思想看经济全球化[J].科学社会主义，2004(5)。
    （来源：《黑龙江民族丛刊》）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