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改革开放及其导致的社会转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了不断拓展和深化的态势。这样的政治发展不仅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变迁直接相关，而且与文化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迁、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的推动，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非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扩散密切相连。
    关键词：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动力机制
    作者简介：汤法远（1983－ ），男，贵州大方人，云南大学民族政治与公共行政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民族政治学、公共政策与管理、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朱碧波（1981- )，男，湖北潜江人，云南大学民族政治与公共行政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民族政治学、族际政治整合。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227（2011）03－0001－06
    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转型日益全面、深入的过程中，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发展不断拓展和深化。从动因上看，这样的政治发展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导致的经济结构变迁、文化结构变迁、社会结构变迁，以及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的推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非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扩散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根本动力：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
    
    虽然“社会的政治结构绝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剧烈变革而发生相应的改变”[1]的，但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是受生产方式，即经济的发展制约和决定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因而，“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3]可见，在改革开放及其导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终极原因和根本动力仍在经济领域——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根本性作用主要体现在：
    第一，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在不断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及逐步孕育和发展的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如“30个自治州1995年人均GDP为2071.10元，2000年为3767.51元，到2004年达到5761.49元，年均增长率为17.82％。”[4]虽然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不完全存在线性的正相关关系，但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为其民主化的政治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毕竟“严重贫困的群众，根本无法获知参加公共事务的足够信息，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讨论”，[5]因而“财富的增长是引起民主转型的重要诱因”，[6]只有“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才越大。”[7]
    第二，造就了必要的文化动力。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形成需要必要的文化动力，而其文化结构的变迁则是由经济领域的变迁引起的，毕竟“经济活动承载着文化的主要内容，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是内在统一的。”[8]在改革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民族自治地方的文化领域特别是民族物质文化、民族精神文化、民族制度文化、民族行为文化等均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在民族行为文化中，现代风俗习惯已逐步形成。以新疆为例，“新疆少数民族认为，传统与现代节日对他们的影响程度相当。认同传统节日比现代节日影响大的为31.4％，认同传统节日与现代节日影响差不多的为30.5％，认同传统节日比现代节日影响小的为26.4％。”[9]
    第三，塑造了良好的社会政治基础。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发展，诚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市场经济造就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加速同质性、整体性社会的解体，促进社会阶层的分化；为公民社会契约文化的生成提供土壤；激活人们的物质利益欲求，并为其提供空间和机会；强化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品格；造就公民社会的主体。”[10]自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渐提高，推动了民族自治地方城乡结构、民族人口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社会利益结构、民族关系结构的变化以及非政府组织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些变迁为其政治发展塑造了良好的社会政治基础。
    第四，形成了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的压力和动力。自1978年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得到了一步步地推进，这一根本性的变化推动着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结构等方面的变迁日益深入，使其政治系统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从而导致政治系统特别是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与其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之间的失衡越发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各方面的政治发展诉求不断输入政治系统，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11]“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12]也难以推动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成功转型。正是在这样的压力和动力之下，拉开了民族自治地方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的帷幕。
    第五，生成了新的政治元素。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通过奠定物质基础，塑造文化、政治、社会动力等间接的方式促进其政治的发展，而且可以直接生成民主意识、民主观念以及新的政治力量、政治机制和政治关系等政治元素。这是因为，一方面，“民主政治的许多基本原则和规则，不过是商品经济的原则、规则和规范在政治领域的运用和投射”，[13]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使民众获得平等、法治、自由等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另一方面，市场经济通过促进阶层结构、利益结构的变化而孕育了新的社会力量，这些新生力量在介入政治生活的过程中逐渐转变为成熟的政治力量，而新的政治机制和政治关系也会随之形成。
    二、文化动力：文化结构变迁的影响
    
    一定的文化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并给予政治及其发展以重大影响。换言之，任何一个政治社会都是浸润在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之中的，政治的发展离不开特定文化背景的支持。当与政治系统相适应的特定文化背景发生变化时，必然孕育出政治发展所需要的文化动力，直接或间接地推动政治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的主要表现是一个以政治民主化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快速生成。这一过程的文化动力，可以从下述两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民族自治地方文化结构的变迁形成了政治发展的直接助推力量。以民主化为核心的政治发展，需要有进步或先进的公民政治文化。因为“公民文化蕴涵着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而公民文化的社会化又成为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助推器”，[14]如果没有进步或先进的公民政治文化的推动，民主政治是很难生长和发展的。因此，在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只有当公民文化深深扎根于各民族的文化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时，只有当公民文化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真正为各民族人民彻底吸收时，只有当公民文化真正渗透到社会公共活动并成为各族人民的主导价值取向时，以民主化为核心的政治发展才能以常态化方式持续展开。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自治地方文化结构，特别是民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变迁的最大政治发展意义，是促进了以民主宪政信念、参与意识和权责观念为构成要件的公民文化的发育和成长。以参加村委会选举为例，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在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参加村委会选举的农民比例大多超过90％。即使是在西北地区的“甘藏沟村这种发展水平相当落后的地方，民主选举也是很活跃的。甘藏沟村参加村委会选举的农民比例为52％，参加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比例为32％，而第五次全国地方人大选举的平均参选率为95.25％。”[15]政治现代化必须以努力创造一种民主文化为开端。[16]民族自治地方公民文化即民主文化的发育和发展，培养着民主政治所需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并且从观念上推动着以民主化为核心的政治发展进程。
    第二，民族自治地方文化结构的变迁通过形成政治发展的支撑力量和稳定力量而促进政治的顺利、健康发展。政治发展需要有适应的政治文化作为支撑，否则，只能是形式主义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以民主化为核心、以民主制度建设为重要内容的政治发展也是如此。诚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的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文化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17]也就是说，“政治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有宪政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但仅停留于制度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制度的设计和运作在于人，因而须将民主的价值融合进公民的人格系统，转化为一种非制度条件的公民内在认知、情感和态度，以公民文化的形态出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18]民族自治地方文化结构变迁促进的文化进步特别是公民文化的发育和发展，日益强化着各民族人民对现代政治制度的理念、基本原则、基本要求的认识、理解和接受，从而为以民主化为核心的政治发展塑造了必要的支撑力量。同时，政治稳定是实现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稳定作前提，政治发展就失去了依托，政治发展的正常进程就很难继续进行，政治发展的既定目标和程序就会因为动乱而搁置或偏离，使政治发展失去原有的目的和意义。在民族自治地方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旧有的矛盾又不断被新的矛盾激活并凸显出来。在这样的条件下，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增强，特别是文化结构变迁促成的具有协商、妥协和宽容等特质的公民文化的发育和发展，能够孕育出政治发展需要的稳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甚至消除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特别是各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推动政治的顺利、健康发展。
    三、社会动力：社会结构变迁的促进
    
    “政治”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不过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而政治则是这种关系的一个方面，即“人们的政治关系同人们在其中相处的一切关系一样自然也是社会的、公共的关系。”[19]政治的这种社会性表明，社会体系是政治体系得以维持的社会基础。社会体系的结构性变迁，必然形成呼唤政治体系变迁的各种社会诉求，也必然孕育出与新的政治体系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子系统内在结构的变迁，正是从以下两方面推动了政治的发展。
    一方面，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结构的变迁形成了呼唤政治发展的各种社会诉求。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结构的变迁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因而其对政治发展的诉求也就具有复杂多样性。如城市化推动了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行政管理体制，特别是户籍制度的改革，这种变革要求对基层民主制度，包括民主选举和参政议政的方式进行改革和创新。又如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导致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趋于复杂，也使民族与民族、各民族公民与政府、民族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依法办事，包括政府依法治国、各民族和各阶层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各民族公民依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才能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解决好各种问题，这就要求实现民主化和法制化。再如，权力是维护利益的基本手段。族体规模发生变化的各民族、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各阶层、新崛起的社会阶层等，在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往往会寻求权力的保护，从而形成了改变政治权力结构的呼声。社会诉求是政治发展的源头活水，“加强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发展变化与发展趋势，有利于深入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的社会发展特点和规律，完善政策措施，更好地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更好地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要求。”[20]正是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结构变迁形成的政治发展诉求，为其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提供了事实依据，从而推动了政治的发展。
    另一方面，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结构的变迁为其政治发展孕育了必要的社会政治基础。在形成政治发展诉求的同时，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在孕育着政治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政治基础。如行业协会组织、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非政府组织的大量涌现，以及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整体影响力的增强、自治化和规范化水平的提高，改变了民族自治地方原有的社会组织基础。又如在阶层分化日益深入的过程中，各民族和各阶层充分意识到只有在日益变革的政治体系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才能通过合法的途径使自身的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和最大化实现，从而大大增强了各民族公民和各种社会政治主体的政治参与意识。再如利益结构的变化使各民族和各阶层的利益维护及实现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更加紧密，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着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的改变。如在一次关于利益表达对象的调查中，调查者设计了“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最可信赖和依靠的对象是谁？”这样一个问题，并设计了党和政府、工作单位或自己的村庄、自己的民族、人民代表、在党和政府机关担任领导的本民族的人、其他等选项。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被调查者在回答这一问题时，选择“党和政府”的占46.0％，选择“工作单位或自己的村庄”的占20.9％，选择“自己的民族”的占8.0％，选择“人民代表”的占7.8％，选择“在党和政府机关担任领导的本民族的人”的占5.7％。[21]这表明，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和各阶层的政治价值取向正在发生改变，“党和政府”已成为各民族和各阶层利益维护及实现的主要对象。政治发展不仅需要有社会诉求的推动，也需要有社会政治基础的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组织发展水平的提高、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政治价值取向的改变等等，为其政治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社会政治基础，从而促进了政治发展的进程。
    四、政治动力：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的推动
    
    在政治发展理论中，主流观点往往将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视为政治发展的基本途径和重要内容。毋庸置疑，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不够全面。政治发展是自发过程和自觉过程的统一。市民社会的成熟、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的提高、公民政治人格的塑造和政治能力的提升等体制外政治发展，往往会在政治生态的变迁过程中自然发生，属于自发的过程。然而，体制内的政治发展则主要表现为自觉的过程。戴维•伊斯顿曾用“输入”、“转换”和“输出”三个概念工具来分析政治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等政治生态的变迁形成的政治发展诉求属于输入的对象。但是，政治发展诉求的输入只是具备了政治系统外的政治发展动力。如果没有政治系统内部力量的自觉推动，换言之，如果不在社会的政治发展诉求的基础上转换和改进政治系统的结构、体制和运行模式，输出新的、符合政治生态需要的政治功能，体制内政治发展是难以实现的。而“转换”和“输出”的过程正是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的过程。可见，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不仅仅是政治发展的途径和内容，更为重要的，它们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决定性力量。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的变迁日趋激烈的过程中，民族自治地方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的进程也在逐步推进。这种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虽然具有浓郁的被动适应色彩，但却产生了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充分挖掘和释放了民族自治地方政治体系蕴含的积极潜能。在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政治系统不断提出的新要求面前，民族自治地方建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政治体系存在着诸多不完善之处，如政治结构不合理、政治功能不健全、民族法律体系不完善、政治制度化及民主化水平低等。以政府职能模式为例，虽然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职能配置和运行的计划色彩依旧相当浓厚。如“某自治州政府在2001－2004年就某厂的经营管理召开会议20多次、发布文件110份，政府过问的事件，包括该厂的资金安排、生产计划、工人生活、经营者奖励、厂房建设、购用车辆、人员培训等方方面面的内容。”[22]就实质而言，政治改革是一个使仍然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政治体系的积极能量得到充分挖掘和释放的过程。[23]在环境变化形成的挑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更新政治调控、引导政治参与、重塑政治文化、重振政治权威、强化政治责任、调整政府战略等自觉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能有效地调整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结构特别是政治权力结构，优化政治运行机制，从而使政治体系蕴含的积极潜能得到充分的挖掘和释放，完善政治系统的功能输出，推动政治的发展。
    二是有效地革除了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在社会转型特别是市场经济的理念不断向政治领域扩散的过程中，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如贪污腐败、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独断专行等。以腐败为例，公费旅游、公款招待等名目下的腐败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据调查发现，仅招待费一项，某局9个月就高达45万元，某乡镇一年高达16万元。[24]这些弊端不仅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与社会进步潮流相违背，是政治顺利、成功发展过程中的陷阱。如果任其发展，将严重阻碍政治发展的正常进程，使政治发展的程序因受到干扰而偏离，政治发展的既定目标因受到干扰而被搁置，政治发展原有的意义和目的也就不存在了。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是医治政治弊端的良药。通过改革和建设，能有效地排除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陷阱和障碍，推动政治健康、顺利的发展。
    五、外部动力：统一多民族国家和非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扩散
    
    政治发展表现为一个政治系统与其生态环境之间平衡→不平衡→新平衡的过程，因而一个地区政治发展进程的启动、政治发展过程是否顺利、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最终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等等，从根本上取决于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体制、区位环境等客观因素，但这不等于说，该地区的政治发展不会受到其他地区政治发展的影响。客观事实是，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尤其是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这种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与其外部环境之间也是如此，统一多民族国家和非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扩散，是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于这一外部动力，运用美国学者赫克特的“扩散理论”，就能得到很好的诠释。
    “扩散理论”认为，通过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的现代化扩散，边缘地区与核心地区的差异会逐步消除，边缘地区最终会走向现代化。这一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前工业社会阶段，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间存在着事实上的隔绝，核心地区的事件对边缘地区并非毫无影响，但程度相当有限；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开始于工业化发展之时，核心与边缘地区间接触、互动的增多，导致共同体的出现，在核心地区建立的社会结构，经过一段时期会扩散到边缘地区，而边缘地区在追赶核心地区的过程中会开始变革自身既有的文化形式与传统体制；第三阶段，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将因为构成各民族内部认同前提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条件的消亡，在文化上一体化，整个社会将由于工业化的影响而在众多特征上一致起来。[25]
    边缘后发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显著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在民族自治地方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非民族自治地方之间，必然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发展扩散效应。这种扩散既是自发的，也是自觉的。自发的政治发展扩散，表现为核心、先进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进步的政治意识、政治理念、政治价值取向等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传播到边缘、落后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过程；自觉的政治发展扩散，则表现为边缘、落后的民族自治地方在与核心、先进的其他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对其进步的政治制度、政治机制、政治关系等的认可、接受、学习和模仿的过程。
    作为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的两种地区之间互动的结果，不论是自发的，还是自觉的，政治发展特别是政治意识、政治理念、政治价值取向等核心层次的政治发展的扩散，都与社会的开放、互动水平有关。改革开放前，由于全国政治领域内的发展变化较少，且各个地区之间的互动受到计划经济体制之封闭性的掣肘和信息通讯产业发展滞后的制约，民族自治地方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和非民族自治地方之间的政治扩散并不多，且主要是制度改革、机制构建等国家政治权威推动的，即自觉的体制内政治发展的扩散。如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制度变革，很多少数民族跨越一个或几个发展阶段，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然而，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得到了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增强了新的政治元素的生成活力，而开放性又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与全国其他地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的需求日益增加，而信息通讯、交通运输、大众传媒等产业的发展，则使异地互动和交流更为方便和快捷，从而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非民族自治地方的新的政治元素向民族自治地方的扩散，不论是表面层次的，还是核心层次的；不论是自发的，还是自觉的，政治发展的扩散都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在表层的、自觉的扩散方面，国家最高政治权威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而推动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即为例证；而在核心层次的、自发的扩散方面，近几年兴起于东部发达地区，迅速向边缘、后发的民族自治地方传播的“协商民主”理念便是明证。可以说，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的内源动力逐渐生长的同时，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非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扩散的外源动力也将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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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