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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过10余年的实地调查发现，我国的民族关系总体上来说是好的，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拥护政府和共产党，拥护我党的民族政策，对汉族是友好的。但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社会转型中，部分少数民族群众适应较慢，跟不上高速发展的步伐，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当这些问题长期没有很好解决时就发展成了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敌对势力乘机挑拨民族之间的矛盾，挑起事端，制造动乱。目前学界对这些新问题在理论上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混乱。部分地方政府在实践上对这些问题未能很好地解决，长期积累就发展成了民族之间的隔阂。我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出现的一些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绝大多数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应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去解决，应该用调整民族政策、调整开发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办法去逐步解决。应汲取历史的教训，要继承历史上我党处理此类问题的传统，要分清敌我，切忌简单化；要团结大多数，缩小打击面；要缓解矛盾，不要制造敌人。 【关 键 词】民族关系；少数民族；民族矛盾 【作者简介】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新疆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西北及中亚民族（北京100081）。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民族关系中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矛盾，局部地区如新疆、西藏甚至发生了比较激烈的暴力事件。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民族问题和矛盾呢？ 近10余年来我们一直就此问题开展研究，研究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实地调查。除了民族学、人类学角度的访谈、问卷、文献搜集等调查方法之外，我们还联合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的研究者开展了针对民族关系的心理学测试，并和新疆、西藏、宁夏等地大学师生数十人组成研究团队，一直就此问题在新疆、西藏、内蒙古和甘肃、宁夏、青海等多民族地区开展实地调查和研究。经过对大量第一手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对当前我国的民族关系问题得出如下的初步认识： （1）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也就是90%以上的少数民族群众是拥护政府和共产党，拥护我党的民族政策的，对汉族是友好的。 （2）一些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在新时期以来遇到了一些新问题、新困难，主要是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社会转型中，部分少数民族群众适应较慢，特别是在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中，部分少数民族群众跟不上高速发展的步伐，坐不上发展的快车，因而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另外，市场经济使得政府手中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多资源去落实对少数民族的照顾优惠政策，于是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与汉族群众之间在经济收入上的差距逐渐拉大，他们对开发者有意见，与汉族之间出现了一些隔阂。 我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出现的一些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绝大多数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应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去解决，应该用调整民族政策、调整开发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办法去逐步解决。 （3）目前学界对这些新问题在理论上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混乱。部分地方政府在实践上对这些问题未能很好地解决，长期积累就发展成了民族之间的隔阂。民族隔阂的出现刺激了在部分群众中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和扩散。精英阶层往往是民族主义情绪存在较多的人群。对于这些现象和问题，我们应该继续用传统上一贯主张的既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也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政策去解决。 （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余年来，敌对势力在民族地区的煽动和破坏从来没有间断过，在我国的民族关系中，敌人的破坏挑拨是一个常量，过去从未停止过，今后也永远不会停止。但过去敌人在我们的民族关系上无隙可乘，或可乘之隙很少，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我们各民族始终是团结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始终是安定的。新时期以来，我们的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当这些问题长期没有很好解决时就发展成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敌对势力乘机挑拨民族之间的矛盾，挑起事端，制造动乱。 我们认为目前有的地方政府有将人民内部矛盾简单化处理的倾向，这样不但没有解决或缓解矛盾，还造成敌我不分，使得这些矛盾复杂化甚至激化，造成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一些地区比较紧张的民族关系长期得不到缓解，这就屡屡给敌人以可乘之机。部分地区出现较大规模的动乱和民族冲突，多属于这种情况。 （5）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边疆民族地区的人民内部矛盾如处理不好或长期积累，很容易影响民族关系，形成群体性事件。但绝大多数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并不针对国家，不针对共产党，不针对中央政府，主要是针对地方政府，针对一些地方干部或是针对一些具体的事件，也有的是由于自己的困难处境得不到解决而发泄。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将这些事件统统宣传为针对我党和政府的反对政府、主张分裂独立的事件，目的是为了混淆视听，扩大少数民族群众与我党和政府的矛盾，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分清敌我，缓解矛盾，努力把他们拉回来，不要推过去。 我们认为，应汲取历史的教训，要继承历史上我党处理此类问题的传统，要分清敌我，切忌简单化；要团结大多数，缩小打击面；要缓解矛盾，不要制造敌人。 以下，结合我国的新形势，简要谈谈个人经过多年社会调查与思考形成的一点看法。 一、我国的新形势：进入矛盾凸显期，社会矛盾复杂化 自1978年以来，中国逐渐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时代，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们为此而感到自豪，也得到国际社会多数人的肯定。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即中国政府在这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一个“责任有限型政府”，社会资源和权力已经更多地脱离了政府的控制。这是社会更加多元化、更加民主化的表现，显然是一种进步，但社会环境的过快改变使得旧有的制度、旧有的平衡被破坏后，新的平衡、新的制度未能及时建立起来，于是，我国进入了矛盾凸显期。 二、部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收入差距由逐渐缩小到再次拉大 据统计，1993年全国的群体性事件有数千起，目前则已增至每年数万起。与此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转型也有明显的社会影响。 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多项民族优惠政策，出现了一部分不能有效贯彻执行的情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的时候政府手里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和权力去彻底落实对少数民族的一些优惠政策。 新中国建立后，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距一直在逐渐缩小。而新时期以来，东部较发达地区和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有拉大的趋势；特别是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内，不同民族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有明显拉大的趋势。 新中国建立60余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攻击，没有停止过挑拨民族关系、分裂中国的努力，但过去几十年他们的敌对宣传和破坏活动在广大人民中，特别是在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中没有市场，遭到普遍抵制。也就是说，国内外敌对势力在中国的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并没有挑起动乱的影响力。同时，对于民族间存在的矛盾和各种问题，我们始终以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政策和宣传教育去化解。①因此我们的民族关系一直是好的，我们的社会一直是稳定和谐的。但新时期以来，社会转型造成短期内人民内部出现了较多新问题、新矛盾，在这些矛盾没有解决时，在少数人群中，敌对势力的宣传有了一定影响。于是，在民族关系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社会矛盾复杂化了。有的地方政府不能清醒地认识和处理、化解这些矛盾，甚至简单化地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混淆了，于是有些矛盾激化了或积累下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一些边疆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不再提反对大汉族主义，也不再提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只提反分裂，于是就很容易将矛盾扩大。同时又对人民内部一些人的错误思想言论，特别是狭隘民族主义言论长期不予批评，任其泛滥。 尽管近20余年来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但是否我国的民族关系真的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是否一贯拥护我们党和政府的基本群众、少数民族普通大众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 三、对当前我国民族关系的调查与评估 过去10余年，我们在新疆、西藏、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地一直在开展系统而较大范围的民族关系调查（民族学角度和心理学角度，访问了上千个少数民族家庭，统计了8000余份问卷，做了500余人的心理测试，广泛与地方政府座谈）。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的民族关系总体上是好的，是正常的。例如，我们在新疆和西藏做的维汉关系和藏汉关系的问卷调查统计结果如下： 在新疆：② 86.3%的维吾尔族群众认为维汉关系正常或比较好； 城镇中超过70%的维汉群众有对方民族的朋友； 90.6%的维吾尔族群众为自已是中国人而自豪。 在西藏： 94%的藏族群众认为汉藏关系是正常的或是好的； 城镇中有69%的藏族群众和92%的汉族群众有对方民族的朋友； 87%的藏族群众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 近年来，我们在内蒙古、甘肃、青海和宁夏做的同类调查，其结果也都类似或更好。 综合多年来我们的实地调查所掌握的资料及初步的思考，综合对国外有关民族问题的对比以及对我国民族问题历史的研究，我们认为： （1）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对比，与当前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大国的民族关系对比，从全国来看我国的民族关系是好的，是基本正常的。 （2）没有必要夸大当前民族关系的负面问题，更不要因为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矛盾就全盘否定我党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特别是不要轻易否定我党的民族理论。我们的民族政策确实需要随着新的形势而有所调整，但坚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现全面的民族平等，坚持扶持各少数民族尽快赶上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政策目标是不能改变的。 （3）新时期以来，各地区民族关系中的问题和矛盾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仅有少数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直接鼓动和操纵造成的，绝大多数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有一些人民内部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从而没有得到正面和及时处理，造成了部分地区民族矛盾的加剧。这些问题中影响比较大的如：新时期以来不同民族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有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中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泛滥的问题；部分汉族人中的大汉族中心主义思想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4）群体性事件中，多数意见是针对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的不满，不是针对我党的民族政策，更不是针对国家和中央政府的。 在新形势下，如何看待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笔者认为，不要把问题过分严重化，比起西方国家，我们的民族政策是进步的，是比较好的，我们的民心基础也是好的。在多民族大国中比较，我们的少数民族是最拥护政府的。 四、西方国家的民族关系与民族问题 在世界的多民族国家中比较，特别是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更优惠的。这也是国际社会多数严肃的学者们的共识。一些自诩为高度民主的国家，如美国和印度，其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比起中国来要严重得多。 据西方学者近年来的统计：黑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3%，却只拥有全美国不到1%的土地。1974年，美国黑人的平均收入是白人收入的64%；而到2004年，这个数字降到了58%。③因此，西方学界也承认，美国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远低于中国的少数民族。根据2008年美国的佐格比民意测验：43%的拉美裔美国人和40%的非洲裔美国人支持分裂的权利；18%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会支持分裂主义运动；33%的非洲裔美国人表示他们会支持分裂主义运动。 据美国城市联合会2008年发表的《美国黑人状况》报告，在教育方面，黑人的高中毕业率和大学入学率还停留在白人20年到30年前的水平，非洲裔学生比白人学生更少获得高等教育学位。据报道，美国公立学校的非洲裔学生在学校遭受体罚的可能性比白人学生高很多，非洲裔女孩挨打的可能性是白人女孩的2倍。 美国司法领域种族歧视触目惊心。据美国司法部统计局2008年6月5日公布的数据，截至2007年6月30日，关押在监狱里的黑人男子是白人男子的6倍，近11%的30—34岁黑人男子被关押在监狱里。 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入狱率的巨大差别，也同样存在予其他西方国家。如，在加拿大是3:1；在英国是5.2:1；在新西兰是13:1。 美国联邦调查局2008年10月27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007年全美共发生仇恨犯罪7624起，其中50.8%是基于种族歧视的犯罪，62.9%的袭击者是白人。 《芝加哥论坛报》2008年11月23日报道，2000年美国有602个种族仇视组织，2008年上升到888个。④ 与以上这些西方国家的情况相比，正如邓小平同志1986年所说的：“我们中国是团结的，我们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是好的。”⑤ 五、敌人力图将我们的人民内部矛盾两极化、敌对化 近30年来，社会转型所积累的矛盾及其造成的大量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冲突事件也多如此。这些事件并没有改变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拥护，也没有改变全国民族关系整体上比较好的状况。 2011年1月26日，世界五大公关公司之一的爱德曼发布了2011年度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以88%的信任度排名全球第一，而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则只有40%。 但是，境内外敌对势力一直力图将近年来我们国内新出现的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两极化、敌对化。他们为此做了大量煽动性宣传。 达赖喇嘛煽动说：“没有一个藏族人承认他自己是中国人。”热比娅也煽动说：“维吾尔人对汉族人和汉族人的政府恨入骨髓！” 我们在各民族地区所做的调查结果，击中了敌人的痛处，遭到敌对势力的强烈嫉恨，境外东突的头子多次点名攻击我们，说我们的调查结果是在造谣，将我本人称为“杨叫兽”。在境外发表多篇文章攻击我的调查和中国的少数民族是拥护政府的观点。⑥ 2011年5月4日，在他们主办的“维吾尔在线”网站上发布了针对我们的调查结果的反调查，⑦宣称：71.31%的维吾尔人认为新疆维汉关系很糟糕，79.41%的维吾尔人选择新疆汉人不可信，93.17%的维吾尔人认为民族关系上新疆汉人不讲理，98.71%的维吾尔人认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是汉族人的政府。对于敌对势力的这些造谣、煽动与宣传，我们应给以明确的批驳而不是受其利用和迷惑，否则就会犯敌我不分和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化的错误。 但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干部和学者也一直在扩大化地渲染这些地区的民族矛盾问题，这其实不仅于事无补，还会把我们的一部分群众推给敌人，并在国际上给我们抹黑。 六、民族矛盾同少数民族在开发中的参与不够和受益较少有关 新时期以来，与全国同步，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发展。近10年来，其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东部地区。是否这样发展下去民族地区就可以赶上内地了呢？ 一般来说，经济的开发，GDP的提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加更多的资源和资本的投入，另一种是提高资源使用的合理性和效率。第一种方式推动的经济增长被称为外延增长或粗放式增长。而第二种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是一种更进步的、比较节省资源的、可持续的增长。 多年来，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资源开发为重点。但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以经营农牧业为主，资源开发不仅自身有可持续的问题，而且这种开发如处理不当，还会在用水、占地和污染等方面对农牧业造成破坏。当资源开发造成的成本甚至破坏大多要由少数民族农牧民承担，而他们又没有能力参与工业开发并获得相应的益处时，矛盾就产生了。 新时期以来，由于边疆民族地区与东部较发达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对东部更加开放，近年来，来自内地的打工者和其他各类流动人口，以及内地的投资、设备、技术大量流入边疆地区，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保护政策，在市场经济中势必造成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居民之间因文化的差异导致竞争能力的差距，以及随之而来的明显的贫富分化。当这种发展是以牺牲部分农牧业为代价时，会对自然环境造成某种程度的破坏，首当其冲的将是当地的农牧民。当这种发展造成不同文化之间竞争力不同时，就会在不同民族之间造成某种程度的隔阂甚至矛盾，破坏民族团结与社会环境的和谐。 我们认为，从国内来看，这是新时期以来一些边疆民族地区民族矛盾增多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政府已不掌握计划经济时代那么多资源，有些民族政策已无力去有效落实（如照顾少数民族就业问题等）。于是矛盾积累下来，当有些地方干部不将主要精力用于去研究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将这些矛盾统统归因于敌对势力的挑动时，矛盾反而会加剧，敌人反而有机可乘。 所以，处理好民族关系、维持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进一步调整好我们的经济开发政策，进一步调整和落实好我们的民族政策。 七、学者研究中的一些误区 后冷战时期以来，民族、宗教问题代替两大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成为世界各种矛盾冲突的主要形式。民族问题遂成为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界研究的焦点，在这些问题上出现了很多新的观点和理论。新时期以来在如何看待我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等问题上，国内学界也有很多新看法，但众说纷纭，分歧较大。其中不少学者深入社会不够，缺乏对民族地区第一手资料的长期积累与掌握，又缺乏对历史的了解，仅掌握部分材料，就从理论上逻辑推理，对全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理论、政策提出整体性评估。他们有的根据传统理论教条主义陈述，空洞而脱离当代民族问题实际；有的根据西方经验和理论生搬硬套和对比中国的实际，往往在民族问题的解释上产生很多误区。例如，有人认为，我国的民族政策过多效仿苏联，而苏联的民族政策是失败的，其证据就是苏联的解体。但据我们所知，肢解苏联的主要政治力量并不来自于苏联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相反，很多少数民族地区是反对苏联解体的，如中亚的几个加盟共和国。又如，有人认为，前南斯拉夫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政府对各少数民族过于放权，造成中央集权不够和民族分裂势力强大。但欧洲有政治家却根据很多证据明确提出，前南斯拉夫的民族政策在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比较是最民主和成功的，正因为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其特别忌恨，不能容忍欧洲存在这样成功的社会主义政权，认为这是对西方的挑战，这成为西方国家一定要肢解她的重要原因之一。又有人夸大个别地区的民族矛盾，敌我不分，认为有的少数民族整体上分离倾向在增长。目前，学界在有关民族理论和民族关系、民族政策问题研究中的混乱状态，是学界脱离实际，是浮躁风气的一种体现。要对当前我国的民族问题作出准确的解释和分析，需要的是深入的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 注释： ①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六章，1949年9月29日；朱德：《关于新疆发展生产和加强民族团结的问题》（1958年9月5日—10月6日），载《新疆工作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②参见杨圣敏：《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的初步调查与分析》，载吴天泰主编《族群与社会》，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杨圣敏等：《同族和异族面孔的不对称认知神经表征》，《科学通报》2009年第54卷第10期；杨圣敏：《当前中国的民族关系：调查与思考》，《民族宗教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③香港科技大学沙伯力教授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演讲：《中国少数民族是采纳美国或印度的“去政治化”模式还是选择自我表达？》，2012年12月7日。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1年4月10日。 ⑤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⑥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月15日稿。 ⑦维吾尔在线首发，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5月4日转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