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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民族的感性认识首先是通过这个民族特有的印迹获得，这个印迹就是“民族符号”，即那些被证明是该民族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别的民族没有的独特的文化活动，包括艺术、体育、语言文学和生活习俗等。民族符号与宗教和人种特征不同，宗教信仰存在广泛的跨民族性，人种特征也不是民族差别的准确衡量标准。当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接近一致时，民族符号得以强化，当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不能达成一致时，就出现复杂性。 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与民族符号的强化 事实上，在近代民族国家产生后，民族符号的作用才真正被自觉利用。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利用强大的国家力量，把自己扮成“上帝的使者”、“自由女神”、“美丽的天鹅”、“法兰西雄狮”等等来拓展殖民地。 西方国家在近代，进入“民族－民主”国家之前，首先从种族上已经确证了自己的符号特征，他们深信白种人的优越。其次，从文化上他们已经拥有完善的语言和文字体系，民族历史的特征和传说习俗也已经固定下来，他们需要的是“传播他们的高等文明，救赎那些愚昧的族群”。其三，从生产力水平上已经走出旧时代，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展示出无穷魅力。 所以，近代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对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展开的殖民侵略战争，对尚未完成上述三项任务的民族来说，就是消灭自己的民族进程，而如何保卫自己民族的符号就成为一场保卫民族本身的战争。这种情景带有古典的悲剧色彩，类似犹太人远走他乡，也有点匈奴西循的味道。我们经常读到手持冷兵器的骑兵如何冲向机关枪和山炮构成的敌阵的故事，其实，这种情景几乎发生在所有保卫拥有强大民族符号却不拥有现代工业的民族的战争中，因此，印地安人的失败和失去引以为荣的民族符号是必然的。对于现在的印第安人而言，美丽的民族符号只是纪念品。 那些终于走出近代民族征服的不公平泥潭，建立起自己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把原有的民族符号强化为国家象征，把民族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统一起来，把民族符号上升为一种团结的力量和政治旗帜。不能不说是对殖民侵略和经济压迫的一种反作用力，甚至宗教也成为国家凝聚力的最有效符号，某一特定宗教或者教派就在民族自救当中升华为民族符号，成为至今抵抗西方的重要思潮和力量。 如果在类似的捍卫民族事业中民族符号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这类民族符号就与国家象征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主体民族在国家中地位的确证和象征。一些原来并非独立或者处在王朝时代的民族，通过民族解放战争获得独立并建立现代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传说和原来受到压抑的民族特征，就以民族符号的形式与国家象征联系起来，而领导民族解放和独立事业的人物也最终成为国家的标志。如非洲的尼日利亚、肯尼亚、赞比亚等就是如此，拉丁美洲的独立象征玻利瓦尔、自由战士格瓦拉，包括古巴的卡斯特罗也是如此。甚至像南非的曼德拉、印度的甘地也属于这类国家象征。 而一些原来就是独立的或者早已经就是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反抗民族侵略和保卫国家生存中取得胜利，主体民族也会把战争过程中引导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统一起来，借此唤起人民永恒的记忆，激励后代牢记历史。如法国的“圣女贞德”和《马赛曲》等等，几乎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那么，类似中亚五国这样新独立的国家，他们必须寻找自己民族早已经拥有的民族符号，以便证明自己已经是伟大成熟的民族并建立过强大的国家，现在只不过是恢复往昔的辉煌而已。因此，他们的民族符号建设就成为国家独立统一的象征，是我们研究当代民族符号和国家象征的典型范例。 当代新生国家三个步骤重建“民族符号” 苏联解体以后，世界上又多了十几个国家，像原来的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都拥有古老而辉煌的民族国家历史，他们只需要重新恢复就可以了。南斯拉夫分裂出的几个国家除波黑情况特殊外，其他也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不过，中亚五国却是例外。这五国的主体民族，虽然也拥有古老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但从蒙古帝国时代以来，始终处在不同汗国和国家统治下。在沙皇俄国殖民统治下，中亚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受到阻滞。到了苏联时期，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的现代化过程完全处在俄罗斯文化的制约下。一方面他们的确获得了巨大的支持，迅速步入现代工业化时代；另一方面本民族文化受到压抑，民族特征陷于逐渐淡化的阶段。突然来临的民族独立与国家诞生，让中亚五国的主体民族面临如何迅速恢复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重大课题。正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1998年3月17日与文学艺术界和科学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上所说：“让世界真正承认你的最好的东西就是你的历史。”重新构建民族的历史，实质就是重新落实民族符号，把人们已经淡忘的、形象模糊的民族文化特征重新描绘和突出出来，是这些新独立国家的紧迫任务。 首先，重新解读历史。中亚国家各主体民族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漫长的游牧帝国时代都建立过辉煌的独立汗国，不论时间长短，这个时期必然是民族振兴的源头。除塔吉克人属于波斯人种外，其他四个民族都或多或少彼此间有联系。如何证明自己是最优秀的中亚民族，是古代游牧帝国的真正继承者，就成为中亚各国重建国家的历史命题。 哈萨克人无疑具有优势，斯基泰人的文化影响，以及大量的考古遗存，都把哈萨克人的历史推演到中亚草原上游牧人的祖先那里。但是，其他中亚游牧民族，特别是蒙古人也分享了早期草原历史的辉煌。因此，从古代草原上驰骋的各部落民族中找出哪一个就是本民族的起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古代的历史记录并没有被完全发掘，近代的历史却陷入被殖民统治的悲惨境地，而在苏联时期，回避这些中亚民族曾经辉煌历史的研究是国家需要。所以，重新解读历史，建构新国家的历史基础，就是重塑民族独立的历史必然性，就是对今天主体民族的历史使命和国家命运的肯定和统一。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书中写道：“民族思想的形成只有建立在重新阅读我们自己历史的基础上，”“因此，在21世纪坐标下思考民族的历史是表达民族思想的第一步，而无论如何不是相反。”可以肯定，这股重新解读历史的思潮，在未来还会继续深入下去。 其次，重新唤起民族记忆。中亚国家近现代历史过程是一个使他们逐渐远离历史舞台中心的时期，很多民族符号已经被本民族人民所淡忘，或者不被看重，这当然是被动的，甚至痛苦的。今天重新唤起民族记忆，就是重新把以往民族的特征强化到符号的高度，让人们知道这就是“你的”。哈萨克斯坦把“叼羊”游戏提高并发展成为一种世界级的运动就是一个典型。其实，这个运动项目在蒙古人和其他中亚游牧民族中都有，但哈萨克斯坦人把它发展成一项世界级运动，还举办了国际锦标赛。如果看了哈萨克斯坦组织的 “叼羊”，就会发现这的确不仅是一种表演或者游戏，还是一项需要娴熟的马术和更加凶猛的冲击，以及绝对默契的集体配合的运动。 2013年12月30日，由哈萨克斯坦体育部和光明祖国党组织的表彰大会，专门表彰在哈萨克民族传统体育和文化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主要是“叼羊”、“追姑娘”、马术竞技、古典式摔跤、拳击中获奖的优秀运动员，还有在传统诗歌、歌曲、曲艺、文学创作和报道文章中有突出成绩的人物。整个表彰过程就是哈萨克斯坦民族符号的再现，整场观众的热烈欢呼就是哈萨克民族对自己民族符号得以恢复的肯定。由此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哈萨克斯坦政府和光明祖国党在重新唤起民族记忆，从而重建民族符号方面下了多大功夫。 事实上，在电视、报纸、出版、影视宣传和公开场合，哈萨克斯坦政府已经想尽办法把哈萨克民族所有可能成为民族符号的东西都隆重推出，如第一部哈萨克斯坦自己拍摄的电影、第一场国际性“叼羊”比赛、第一部电视剧、第一个世界冠军，包括最优秀的驯马师、养马师、挑马师都可以登上前台，成为国家表彰的英雄。这就是民族符号成为国家象征的典型。 其三，重新确立主体民族的感情。 “重建、重塑、重解”的基础是民族感情，深厚的民族感情来自本民族对其历史和文化的认同，而认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又与这个历史和文化是否是伟大的、英雄的并且福运当头有关。历史上有“霉运当头”却初衷不改的例子，如犹太人，但在今天交通便捷、语言通用、迁徙容易的时代，恐怕再难出其右。上世纪90年代独立的中亚各国主体民族，他们需要的是把人们离散的趋势阻止下来，把淡化的民族特性重新找回来，以此区别任何别的与我类似的民族，最终唤起民族情感，并把这种情感导向爱国主义。 纳扎尔巴耶夫深刻地明白这个道理，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深刻理解这样一个政治存在——哈萨克斯坦；深刻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与她息息相关，那么，我们民族间的和睦将更加巩固。”这是唤起一种理性的感情，不只是要求哈萨克民族对哈萨克斯坦充满感情，而且要求所有民族对这个政治存在充满感情。因为，所有居住在哈萨克斯坦的人都与这个国家息息相关。 那么，重新确立主体民族的感情，当然是因为哈萨克民族就是赋予这个国家名称的民族。然而，更重要的是，必须让每一位哈萨克斯坦公民知道能够获得今天的独立和发展是其历史的必然。因而，必须对其历史和文化充满感情。这就需要把哈萨克的民族符号“外溢”到所有公民，这是重构历史的主观条件，如果人们不了解或者怀疑这个族裔的历史和文化，那么以这个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就是值得怀疑的。这就是民族符号向国家象征过渡的感情需要。 事实上，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当民族符号已经进化到国家象征的阶段，公民就没有必要培植倾向于主体民族的感情，每一位主体民族也没有必要把自己烘托成为民族主义者。在民族符号仍然处于巩固国家象征的阶段，培植和塑造民族符号的独特意义就依然有强烈的必要性，特别是中亚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主体的政治压抑和文化淡化后，突然面临重建民族符号和重构民族历史的任务，就把民族符号和国家象征的关系突出出来，成为典型。这是历史的偶然，但正是因为这样，展示出了历史发展的轨迹让多少统治者的预言家们成为历史嘲弄的对象，那些以为这些即将消失了的民族的历史从此终结，那些以为有些正在辉煌的民族从此永世辉煌，然而，一切都“换了人间”，留下来的只是需要重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