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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10日上午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共同开创亚洲发展新未来》的主旨演讲。李克强总理在演讲中提出了构建亚洲“三个共同体”的重要论断，即要“坚持共同发展的大方向，结成亚洲利益共同体”；“构建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形成亚洲命运共同体”；“ 维护和平发展的大环境，打造亚洲责任共同体”。这三个共同体的提出立足于全球化时代国家、地区关系的新发展，对亚洲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深入来看，推动亚洲“三个共同体”的实现，不仅需要政治经济等“硬”条件的具备，也需要文化认同等“软”因素的加入。 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是从小群体开始逐步向着更大的共同体演进的。从小族群、原始部落、部落联盟、国家、国家合作组织一路走来，利益认同与文化认同在其中具有关键作用。从纯粹的理性计算的角度来看，这种“共同体”的建立与扩大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随着合作群体的逐渐扩展，就越来越难以检测到每个成员的贡献，免费搭车和其他机会主义行为会变得司空见惯，由此群体之间的彼此信任就难以存在。 那么，人类社会是如何突破群体扩大后的“囚徒困境”，不断推动“共同体”的扩展的呢？按照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中的观点，人类群体的规模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张并保持着互相之间密切的合作，根本上是有赖于“文化”基因的影响。具体来说，首先，语言系统的慢慢出现使人们可以用一般性的概念来描述具体的事物。其次，在概念的帮助下，人们就具有了构建“心智模型”的能力。第三，在“心智模型”的帮助下，人们将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归于冥冥中的概念。由此产生了“原始宗教”。没有宗教，很难想象人类社会会得以超越小团体的层次。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尚未发现没有宗教信仰的原始社会。而且众多的原始社会，都常常拥有类型相似的信仰，例如“祖先崇拜”，它由人类的生物性基因所导致，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更具文化性的力量。第四，原始宗教的产生带来了相应的宗教礼仪，礼仪有助于加强社会群体内部的沟通，促进团结；同时还可以区分与己不同的群体。第五，礼仪在长期执行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具有自主价值的习俗和文化。 从当今亚洲各国的宗教发展状况来看，不仅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交融，在今天也呈现出普遍价值和规则趋同的显著趋势。全亚洲人口总数约为40亿，分布在近50个国家和地区中。同时，亚洲也是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四大宗教的发源地。在宗教分布上呈现出区域集中、交错并存的局面。在西亚、中东多为伊斯兰教，靠北的位置，如叙利亚、黎巴嫩有基督教徒分布，以色列为犹太教。中亚五国及阿富汗多为伊斯兰教，但存在少量佛教徒。东北亚则主要分布着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宗教。东南亚除泰国南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外多信仰佛教，菲律宾基督教比较多。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为印度教，有少量佛教徒存在；巴基斯坦为伊斯兰教；尼泊尔、不丹为佛教。 对于亚洲的宗教特点，一位西方学者曾经写过一篇《为何亚洲无宗教？》的评论。他认为，“亚洲人对自己的宗教身份认同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在西方宗教里，（个人的）宗教归属是明确的，你不能做一个伊斯兰教—犹太教双信者，也不能做一个基督教—印度教双信者。亚洲的宗教与之相反，宗教身份认同是比较灵活的。每个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儒家影响，但是没有人自认为是儒教徒。非要用西方的宗教体系来套亚洲的信仰，只能显得极为格格不入。”如果这种判断是对的，那么，一个没有宗教的亚洲如何建立共同体的认同呢？ 显然这位学者比较准确地观察到了亚洲宗教的特点，不过，他却错误地解读了亚洲宗教或信仰的存在价值。与欧洲能够在基督宗教信仰为主体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大的文化共同体和经济、政治共同体的路径不同，亚洲宗教的独特性也规定了亚洲共同体的建立是在“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基础上进行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