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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对民族团结进行了高度概括。 满天星斗,点亮浩瀚苍穹;各族团结,孕育中华文明。纵观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所有繁荣辉煌的时代,所有社会进步的时期,无不是各族人民大团结大融合之时;反之,凡是国运积贫积弱的时候,无不是一个民族一盘散沙之痛。民族团结,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在长期的荣辱与共下所形成的无法割舍的血脉纽带,超越地域和时空。超越个体的信仰,是发自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民族团结的伟力,在于始终有那样一种热情和激情,积蓄和迸发出浩浩荡荡、势不可当的伟大力量。 民族团结是一种精神、一种思想整合力量、一种追求。“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56个民族构成命运共同体,千百年来守望相助。我们耳熟能详的“三个离不开”,我们经常强调的利于民族团结的话和事多说多做,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和事坚决不说不做,我们长期提倡的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讲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在这一进程中,每个人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每朵民族之花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都是民族团结坚实的铺路石。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圆中国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实现这个心愿和目标,离不开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中,我们要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特殊群体学习:他们是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的翻译工作者。60年前,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同意翻译局的成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没有像我们国家一样,成立有能翻译少数民族文字的专门机构。几代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等7个语种全国最顶尖的民族语文学者,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首都北京,用他们的青春年华与知识智慧,将马列经典著作、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文献翻译为民族文字,为全国党代会、全国两会等重要会议,进行民族语言文字的文件翻译和同声传译,让中央的声音传递到民族地区,为各民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成立60周年之际,本刊记者通过深入采访,第一次全面展现翻译工作者的精神风貌与华彩,以及他们在民族工作战线上的独特作用。在这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大集体中,记者也在采访时听到他们引用习近平同志的讲话,表达自己对民族团结的心愿:“各民族要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欣赏、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兰智奇：传递民族最美声音  兰智奇(右二)和部分全国两会同声传译工作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备稿 绿意掩映的北京市海淀区倒座庙1号院,是国家民委所属的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办公地所在。这里静谧而深沉,大门口挂着的方方正正的淡银色单位名牌,低调内敛难得引人注目。1号院的当家人——翻译局党委书记兰智奇将这种“忽略”归结为这里的“静”,其实默默无闻的翻译局已经伴随共和国走过半个多世纪的波澜壮阔,将中央的声音及时、精准传达到少数民族地区。 轻轻翻开历史的相册,兰智奇娓娓道来一段珍贵的新中国少数民族记忆:“1949年9月,开国大典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时,已有民族语文翻译人员的身影,但当时会议还没有成立专门的翻译机构。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并通过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首次在两会上设立民族语文翻译组,承担了大会文件的翻译和同声传译工作。时任国家民委常务副主任汪锋担任民族语文翻译组组长,赛福鼎·艾则孜、萨空了、平措汪杰任副组长。翻译人员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翻译成蒙、藏、维、哈、朝等五种民族文字,很多少数民族群众第一次用自己的语言听到来自中央的声音。” 这些工作如同点点星火,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任务逐步繁重,1955年9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起草了《建立民族语文翻译机构的初步方案》,同年12月1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张苏、时任国家民委常务副主任汪锋、时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刘墉如三人联名就建立民族语文翻译机构的问题报请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申请“关于建立民族语文翻译机构的问题”。习仲勋于12月6日在文件上批示:“拟同意在民委会成立翻译局,担任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开始人数可少而精,后再培养,请总理核批。” 同年12月12日,周恩来总理明确批示:“同意。”这一天由此成为翻译局建局纪念日。 在新中国成立的大背景下,翻译局的成立也代表着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兰智奇说:“《宪法》第4条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就明确了国家和政府应该提供相应的条件、创造必要的机会,为少数民族营造学习满足语言文字的环境,所以翻译局的建立本身就体现了宪法精神。”链接>>> 阿力木沙比提：翻译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  阿力木沙比提(左二)与土耳其新闻界交流 阿力木沙比提现任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局长、总译审。他从1982年到中央民族学院进修之后一直留在北京工作,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口音中还是能够听出一点新疆味道,“乡音难改啊!”他爽朗地笑,“这新疆口音是改变不了了。” 阿力木沙比提的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是在库尔勒度过的,他的父母亲都在金融系统工作,他从小在机关大院里长大,“小时候,就跟一帮汉族小朋友一起玩儿,也根本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大家玩得都很开心,”阿力木沙比提陷入了回忆,“一起玩得渴了,不管走到谁家,舀起水缸里的水就喝,饿了,拿起馕就吃,不管是什么民族,在一起都很融洽,大家也不会因为民族不同而疏远。”在机关大院里长大的阿力木沙比提,就这样,交到了很多汉族发小儿,他的汉语就在那时候打下了牢固基础。 阿力木沙比提在家里排行老大,还有一个年龄相差不大的弟弟。从小,他的学习就没有让家里人操过心,一直担任班里的班长、团支书等职务。儿时的理想并未有多么清晰,但他从小就有英雄情结,也向往外面广阔的世界,心里总有一个朦胧的声音说,“长大了,一定要出去看看这个世界。” 1975年,阿力木沙比提高中毕业,赶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尾巴,他也随着政策步入了“下乡”的队伍中,走入了距离库尔勒市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公社,在这里,与农民朋友一起干农活,一起吃饭一起玩闹,农活闲暇时,17岁的阿力木沙比提有时躺在草地上看天空飘荡的白云,思绪也跟着飞到远方。1978年3月份,巴州师范首次对外招收翻译班,阿力木沙比提因为有良好的汉语基础,维语又是母语,因此很顺利就考取了,毕业后,他进入市政府机关工作,做了一名翻译,从此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 “翻译人员的职业生涯,就是在不断学习、探索、提高和完善的过程中度过。”阿力木沙比提说。链接>>> 敖登其木格：我的价值在幕后  在幕后工作的翻译者易被人们忽视,但她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找到了工作的价值 敖登其木格出生在内蒙古,2013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主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攻读的是实验语音学方向。 2013年博士毕业后,希望可以到北京工作,恰好那一年遇到翻译局在招聘新人,她便报名参加了考试,就这样来到了翻译局蒙古语文翻译室工作。“在来翻译局之前,我接触的翻译工作主要是学术论文翻译,还有一些文学创作、研究型论文写作等,我研究的主攻方向是实验语音学。”她介绍,实验语音学对现在的翻译工作也是有帮助的。翻译局研发的一些机器翻译工作,语音转换、语音合成、语音识别等都会用到实验语音学的相关知识。但她的工作主要还是翻译,业余时间也会做一些翻译的理论研究。 在许多人眼里,翻译人员由于在幕后工作,很容易被人们忽略掉。敖登其木格刚来单位的时候,最初接触翻译也很迷茫。“翻译必须要尊重原文,理解原文思路,并且要表达准确。”幸好蒙文室老一辈的翻译家们给了她许多帮助,加上她的聪慧天资和勤奋努力,很快就适应了蒙文室的翻译节奏。她不断地强调,翻译需要不断积累、学习。“来了翻译局之后,才发现翻译是一个专业性特别强的工作。我们所面对的翻译对象是无所不包的知识海洋,如果我们不具备各方面的相关知识,就不可能胜任这一工作。” 敖登其木格说。“做我们这个工作汉语一定要好,要准确理解翻译原文的意思;另一方面还要能用母语准确地表达。我是在母语的生长环境中长大,而且对两种文化比较了解,翻译并非是简单的文字与文字对照,翻译需要文化之间的转达。这是我从事这份工作的优势。”链接>>> 达哇才让：时代之声传藏胞  达哇才让(前排中)与同事讨论翻译问题 他是工作了18年的“老翻译”,为填补汉藏翻译的规范统一积极奔走;他为找到某个句子的最佳译句凝神聚气、挑灯夜战;他努力践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在翻译之余进行学术研究。他,就是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藏文室主任、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导师、中国翻译协会会员、《民族文学》首批特约审读员达哇才让。 记者在翻译局见到了这位为人随和、谈笑风生的资深藏族翻译者,一件合身的格子衬衫,下摆塞在牛仔裤中,显得干练而随意;卷曲的黑发下一副暗红色细边眼镜,衬托出这位41岁藏族男性的儒雅之气;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甚至带点京腔。谈起翻译的往事、那充满回忆的岁月,记忆的阀门仿佛一下子被打开,那隐藏在深处的点滴都涌现了出来…… 达哇才让出生于青海黄南州尖扎县的一个半农半牧的藏族小村庄,打从记事起他就开始放羊。一百来只羊滚滚而下,不偏不倚走路中,迎面走来的人就奇怪:这群没主儿的羊咋这么听话?等羊群过去了才看到一个身高不及羊身的大头鼻涕娃儿跟在羊群后吆喝。放羊每天早出晚归,要步行翻三四座山梁;要提防有动物偷走干粮,否则就得饿一整天;有时睡着了自己滚到悬崖边都不知道,有时睡着睡着下雨了,袍子吸足水把人冻醒、压醒;最难熬的还是寂寞,经常一天下来一个人也见不到,时间久了说话都会有问题。直到有一天,达哇才让的父亲突然毅然决然地卖掉了家中所有的羊,“你们兄弟5个除了你都在上学,如果不让你上学,等你长大了你会恨我的。”父亲的决定,改变了达哇才让的一生,而此时他已经10岁了,“农村的藏族儿童一般7岁上学,我足足晚了三四年,是靠在上学过程中跳级才追回来。” 1980年代,少数民族偏远地区上学也极为不易。小学在乡里,要步行两个多小时、经过四个村子才能到学校。天还没亮,达哇才让就要起床,带着中午的干粮和小伙伴一起步行到学校。夏天学校不提供饮用水,孩子们只能到河边喝河沟水就干馍馍。放学天已经黑了,乡间小路两边的树茂密且幽深,成为归途中孩子们的童年梦魇。路过村庄时又要担心被狗咬、被村里的大孩子欺负。回到家在煤油灯边写作业,眉毛或头发被火燎着是常发生的事儿。纸张也宝贵,做练习都用铁丝在地上做,写断了不少铁丝。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多聪明,只是比较能吃苦罢了。小时候吃的苦,是我一辈子的财富。”链接>>> 贾尔肯：哈语译坛上的“铁人”  1979年6月,伊犁州委党校第三期翻译班毕业合影(二排左五为贾尔肯) 2015年9月3日这一天,哈萨克族的观众、听众打开电视或广播,看到或听到的是隆重举行的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精准、地道的哈语翻译让大家感受到抗战胜利日首次大阅兵的热烈氛围。 极少人知道,有一个翻译团队此前已为这次实况直播在北京怀柔准备了10余天。贾尔肯就是这个团队的核心专家成员,为这次盛大阅兵的哈语翻译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直播圆满完成,他沉甸甸的心才放下。贾尔肯说:“这不只是完成工作,还有一种职业的荣誉感。” 亲历全国两会、党的代表大会、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翻译与审核……贾尔肯作为民族语文翻译战线上的资深翻译专家无数次感受到职业的自豪感。几十年来,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打拼在哈语译坛上,成了地地道道的“铁人”。 贾尔肯做过10年全国两会的现场同声传译工作。虽然现在很多少数民族代表委员能听懂汉语,但是贾尔肯依旧认为现场同声传译还是十分有必要的。“首先能在全国两会上听到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代表委员们会感到十分亲切。这在民主政治上也体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大会举行时,我们在大会堂的四层同声传译室现场翻译。”近年来,他尽管不再做现场同声传译,但还是要到现场指导年轻的哈文同声传译员,给他们讲解要注意的事项。 这么多年的全国两会翻译工作,让贾尔肯不仅见证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而且让他见证民族语言翻译学的发展,每个时间段都有一些让他在翻译过程中记忆深刻的词。链接>>> 金善女：行走在翻译的云端  2013年在全国两会上合影,金善女(右三) 金善女,翻译局朝鲜语文室翻译一科科长、副审译。这个自幼喜欢学语文,立志当一名翻译的朝鲜族女孩儿,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为自己的梦想找到了最合适的实现路径。“工作对于我,是幸福的第一要素。我一直庆幸自己能够成为一名翻译工作者,我喜欢文字在我手下循环于彼此语境里的那种飞翔状态。”金善女明快爽利地说着,脸上洋溢着微笑,宛如一缕美好的清风。 金善女是带着职业憧憬走进翻译局的。当一名翻译,是她从小的美丽心愿。 进入朝文室后,金善女完成的第一篇笔译文稿,就被科室教授打印出来拿给各位领导。“看,新来的小姑娘水平很高呢!”至今记得领导脸上欣喜表情的金善女,当时感觉翻译并不难。她笑着回忆当时的想法,脸上竟然带着几分愧疚:“刚开始工作时,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单纯的翻译,甚至认为我们单位就是语言服务部门。” 不过,没多久金善女就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她所在的朝文室是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最早设置的部门之一,多年来形成的严谨作风,时任朝文室主任、现为翻译局副局长的金英镐和时任朝文室副主任安贤浩等前辈的言传身教,让金善女对这份工作的意义有了深刻认知。“我慢慢认识到,我们拥有的不仅是作为党和国家重要文件、政策、精神传播者的荣誉感,在越来越多的重要事件翻译工作参与过程中,我更从心里生发出为国家、民族、人民未来发展做出贡献的责任感。”链接>>> 王昌富：在汉彝间绘一道彩虹  王昌富是著名的彝族历史文化研究学者,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二级译审。30多年来,他潜心彝族文化研究,先后有《凉山彝族礼俗》《彝族妇女文学概说》和《彝族古代文明史》等个人专著以及数十篇论文问世。参加组织翻译、审定彝文版《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资本论》《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等重要文献数十种。他创作编剧的彝族电影剧本《支格阿鲁》《布阿诗嘎薇》拍成电影,公开发行。 王昌富1961年火把节出生于四川省盐源县。“彝族人重死不重生,彝族人大都不记得自己的生日,他们会用那一年的某个事件去记忆自己的大概生辰。”王昌富说。他的生日那天正好是彝族的传统节日火把节,也因此成为他记忆的节点。 盐源县隶属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王昌富所在的小山村海拔较高,交通不便,生活环境较差,“我妈妈生了七个孩子,有五个都因为缺医少药,夭折了,只有生在新中国的我和哥哥才活了下来。”他读书时,父母已年过半百,而且正值我国困难时期,童年的王昌富也品尝到饥贫交加的滋味。 王昌富的艰辛求学之路如今看来,就像一部励志剧。少年时期的经历,他也曾经讲给他的女儿听,女儿会听到落泪。这是现在物质充裕的年代里难以想象的,但在王昌富的少年时代,饥饿与贫困,就是他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 多年寒窗苦读终有回报,他被西南民族学院录取,选择了中文系彝族语言文学专业。因为学业优异,毕业时,他被选为四川省应届毕业优秀大学生。系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留校任教,当时他实习所在的《凉山日报》也希望他留下来当记者。这些选择如此诱人,都是他内心特别向往的,可是,他铭记着彝族人的古训——自古小儿养老。毕业后,他回到本县政府办公室任文字秘书。那是1984年。 “如果按照这样的节奏往前走,或许我会走向另外一条令人羡慕的从政之路。”王昌富说。因为工作能力出色,24岁任副区长,成为组织重点培养的“第三梯队”中的一员——他年轻,又是党员,又是彝族优秀知识分子,很难得。不久,他升任办公室主任的调令也即将下达。正在这时,凉山州民干校正缺翻译老师,迫切想要他去,在通畅的仕途和深爱的专业面前,再三考虑,他决定去民干校当老师。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他成为一名老师,一名彝文翻译老师。链接>>> 关仕京：汉壮双语“迁徙”者  党代会上的关仕京(左二) 出生于1955年的关仕京,在上中小学阶段,遇上了“文化大革命”,那个以交白卷当英雄的年代里,很多人因此而荒废学业,关仕京因为爱好读书,尽管学校有一搭没一搭地开课,但是自学的习惯一直保持了下来。高中毕业后,他在本地做了一名普通的民办老师,参加工作的那一年,他才17岁。当恢复高考的消息通过广播一级级传播到他所在的武鸣县的一个小乡村时,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他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就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拿起书本,捡起那几本内容肤浅的初高中课本,匆匆忙忙地复习一阵子后,他考入了广西南地第一师范学汉语专业。 毕业后他继续教师的工作,在自治区首府南宁市安吉中学教汉语文。关仕京做事勤勉认真,当老师的几年间,他的授课深受学生和校领导的认可,曾经获评“南宁市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年纪轻轻,学校就让他担任校副教导主任。如果人生不出现偶然,他或许会在教师这一领域深耕一辈子。 改变人生轨迹的往往是不起眼的偶然——一天午休,与往常一样,他从食堂打了饭,和同事们聚在学校的阅览室内,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这是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吃完午饭,他随手抽出一份《广西日报》看,正好看到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招聘翻译人才的消息。他的心“砰砰”快速跳动了两下——要求壮语汉语都熟练,他不就很适合吗?而且,做翻译,能更好地传承、保护、弘扬、推广本民族的文化,多么有意义的工作啊!他默默地记住了招聘报名考试的时间和地点,满怀憧憬地去应聘。 因为他之前没在学校学过壮文,这次应考前只有一周时间学习,壮文笔试成绩很不好。但壮语口试的时候,考官拿出一份文件,他随即准确、流利地口译出来,成绩让考官刮目相看,很是惊喜。只是他的壮文笔试……考官有些犹豫。他对考官说:“给我个把月时间,我定能熟练使用壮文。”这不是夸口,壮语只有26个字母、22个韵母、108个韵母、8个声调,掌握了规律,特别好懂,再加上他汉壮语功底扎实,又有很好的阅读能力和口译能力,壮文拼写在一周内就已经掌握了,看他有如此好的汉壮双语基础,翻译局的考官给他送去了橄榄枝。链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