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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样的民族构建并非无中生有地“创造”，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出现的族类群体的基础上进行的“加工”。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族类群体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族际关系，是近代中国民族构建的现实基础。如前所述，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众多的族体单位或族类群体，它们在王朝国家这种政治形式中积极互动，“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不过，这些族类群体在20世纪初仍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多元一体”仅仅表现为一种趋势。中国20世纪初的民族构建，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当然，此种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也不是中国历史上各种族类群体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的延续，而是现代意义上的且具有特定内涵的民族构建。这样的构建与西方“民族”概念的传入直接相关，并以此为前提。 民族作为一个外来概念，是由梁启超引入中国的。梁启超不仅在1899年所撰的《东籍月旦》使用了民族概念，而且在1903年撰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将德人布伦齐利的民族八大特质作了翻译引进。梁氏的民族概念，实际上是西方民族国家构建以后用以指称国家民族的概念。 民族概念被引入中国后，立即就演变成为一股巨大的思想观念的力量，对近代中国的民族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民族概念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概念，它以西方民族国家巨大力量和示范为推动力而实现全球传播，因而蕴涵着强大的社会政治能量；其次，“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不久，中国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就在辛亥革命后开启，不仅对民族概念产生了现实的需求，也对其传播和影响的发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次，民族是民族主义的核心概念，挟带着意识形态的力量，一旦被社会政治力量接受便会产生广泛的影响；最后，民族概念与当时的族际关系结合，就既能满足由多个族类群体凝聚为一体的庞大族体单位对族称的期待，也能满足各自仍具有相当独立性的族体单位对族称的期待，因而能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因此，民族概念进入中国后，就演变成为巨大的“概念力量”，对近代以来的民族构建产生牵引作用。 不过，既定的族际关系以及民族概念的引入，只是为民族构建的展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并未导致现实的民族构建过程。现实的民族构建过程还需要一个酝酿和孕育的过程。经过这样一个过程，能够引导现实民族构建的“中华民族”概念和中国“各民族”（核心是“少数民族”）概念逐渐形成，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在将其加以宣传的同时也纳入到自己的政策中，于是便形成了民族构建推动力量，使真正意义的民族构建由可能性变成现实性。 西方的民族概念被引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既有各个族类群体经过长期的交往和融合而日渐朝着一体的方向发展，逐渐成为一个呼之欲出的庞大族类群体。但与此同时，组成这个庞大族类群体的各个次一级的族类群体也仍然存在，尤其是汉、满、蒙、回、藏等族类群体更是活跃。这既为民族概念的运用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也对民族概念的运用提出了挑战，即将民族概念用来指称这个整体性的族类群体呢？ 还是用来指称数量众多的次级族类群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