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勒/罗布江村

【作者简介】格勒(1950-)，藏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101；罗布江村(1956-)，藏族，中共西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别津贴专家，四川成都610041

【内容提要】中国西部西藏及其他藏区的发展变化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其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和论证也一直是中国国家决策层和学术界极为关注的重要课题。在对拉萨、那曲、林芝、日喀则、昌都等十多个社区大量个案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等多种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西藏当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并加以分类分析研究，探索西藏现代化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问题，寻求西藏在保持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化的正确途径。根据多年的西藏现代化调查和研究成果，就当前西藏迈向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所关注和研究的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关 键 词】西藏/现代化/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C9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10)04-0001-05

中国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后，中国西部西藏及其他藏区的发展变化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其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和论证也一直是中国国家决策层和学术界极为关注的重要课题。五十多年来，一批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本着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在西藏各地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过去我们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九五”期间重点研究项目《中国藏族地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挑战与机遇：西藏及其他藏区现代化研究》，包括90多篇专题论文和研究报告。课题组成员在对拉萨、那曲、林芝、日喀则、昌都等十多个社区大量个案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等多种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西藏当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并加以分类分析研究，探索西藏现代化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问题，寻求西藏在保持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化的正确途径。今天我们根据我们多年的西藏现代化调查和研究的成果，就当前西藏边向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所关注和研究的若干问题提出以下几点不成熟的浅见。
        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地区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已成为现实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
        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世界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发展类型，即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过程和采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过程。已故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人类迈向现代化过程中两种不同的选择。根据近30年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实践证明，现代化并非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西方独有。[1]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范例，再次向世人表明，现代化就是“西化”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相反，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理论家和国家领导人，从中国的现代化的实践中看到了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现代化不同模式的成功曙光。因此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地区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已成为现实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大家知道，社会主义最大优势之一就是集中统一使用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或落后地区。回顾过去五十多年西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尤其是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西藏由农奴制社会迈入社会主义社会。经过50年的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得益于中央政府对西藏财政的支持和政策上的倾斜。中央和全国各省市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西藏大量无偿的援助，仅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达到每年30多亿元，总人口239万的西藏人均可摊得1000多元。西藏的政府机构、公共事业、经济活动以及重大现代化的项目基本依赖于中央财政补贴和内地的物资供应。因此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西藏经济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输血经济”型，从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看，这种缺乏造血机能的依赖性经济可能遏制了西藏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说明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西藏不可能具有今天现代化的巨大发展，因此西藏未来同样只有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才有美好的前程和人民幸福安康的和谐社会，这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坚持”，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民族区域自治，这是西藏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二、西藏的现代化如果要在未来不长的时间内赶上甚至超过内地兄弟省区，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跨越式发展
        所谓“现代化”首先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是针对传统而言，是时间的尺度。西方史学界把人类文明史分为古代(AICENT)、中世纪(MEDIEVAL)和现代(MODERN)。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著作最先使用了“现代”这一概念。文艺复兴被认为是一个与欧洲旧的中世纪农奴时代脱钩而建立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现代化对于欧洲来说是与封建传统决裂的开始。因此，从字面来看，现代化具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时间的尺度，二是区别于中世纪的一种时代精神。中国的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化开始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以五四运动为界，也有人以辛亥革命为界，还有以鸦片战争为界。西藏的现代化究竟以什么时间开始计算，也存在不同的划分方法。一种观点认为要从1903年-1904年英军入侵以武力敲开了西藏封闭的大门开始计算，但这一观点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方面。英军入侵并没有使西藏的传统社会发生解体，更没有给西藏带来工业化。就目前比较普遍的看法，1959年的民主改革是西藏现代化的起点。由于川、滇藏区的民主改革时间早于西藏自治区，因此这些地区现代化的起点也早于西藏，如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民主改革始于1956年。我们把西藏的民主改革定为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西藏就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因素。恰恰相反，西藏历史上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早已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讲，西藏的近代史和当代史，本身就是一部现代化史，是西藏社会从传统政教合一的特征，“中世纪”封建农奴制状态逐渐走向现代化社会的过程。在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基本保持着传统的农奴制社会，“只要大多数人口还被严酷的农奴制束缚着不能被工业所雇佣，工业化就不会产生”。[2]1959年以后，政教合一制度被废除，西藏和其他藏区或早或晚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占藏区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从与农奴主的依附关系中被解放出来，为西藏的工业化道路奠定了最基本的条件，可以说是西藏现代化的开始。然而即便是以这样的计算方法，西藏的工业化也比欧洲晚了300年之久。因此，西藏的现代化如果要在未来不长的时间内赶上甚至超过内地兄弟省区，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跨越式发展。即从以GDP为中心或以物为中心的第一次现代化初级阶段跨入以满足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追求以及生态环境的第二次现代化阶段，又称后现代化阶段。
        三、扩大传媒的作用，使普通群众习惯于通过媒体了解外界信息，关心甚至参与国家和地方政策，是目前提高民众政治参与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确定了政治现代化的三个阶段，以单一的世俗的国家的政治权力来代替分散的传统的宗教的家庭与种族的政治权力，是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标准。[3]根据这一标准，西藏的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是十分明显的。在过去政教合一的传统政治制度中，大多数人处于被奴役的状态，统治是以基于血缘关系而构成的集团来实现的，属于一种低层次的社会发展阶段。民主改革把大多数人从被少数人统治的不合理的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为自己的主人，决定自己的命运，是西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藏族民众普遍参与政治的第一步。尽管它不够完善，并仍然存在任人唯亲的情况，但基本的原则是任人唯贤。解放后在西藏建立的党团组织和群众团体，为民众更广泛地参与政治开辟了道路。参加党团组织和各种社会团体，接受各种不同层次的培训，成为普通藏族群众参与政治管理的重要途径。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各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通过选举产生。任何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个人，都有可能通过选举而进入政府或其他社会管理机构。以选举或任命为基础的统一国家行政组织建立到乡镇一级，基本上取代了过去部落的或以家庭密切相关的分散的传统的政治组织。新的行政管理组织的成员的组成和选择，是以其才能和社会成就以及社会威望为依据，而不是以他们的家庭背景和贵贱做决定。尤其是村长、乡长改由民主选举之后，选民们能够认真慎重地对待自己手中的一票，不能主持公道的候选人自然就会落选。这实际上体现了民众对自我命运、国家、民族和集体命运的关心，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
        当然，如以较高的水平来衡量，西藏的政治参与水平还处于比较低的层次，因为群众普遍对政治参与的认识还有欠缺，有待提高。从我们对政治认知的调查中可以看出，藏族群众对于政治问题的关心虽越来越多，但还不够普及，最突出的是在农村牧区。民众主要通过开会的形式来了解政府及政策，而通过报刊、广播等大众传媒方式了解政治问题的人数不多。随着生产承包制的推广，开会越来越少。因此，逐步扩大传媒的作用，使普通群众习惯于通过媒体了解外界信息，关心甚至参与国家和地方政策，是目前提高民众政治参与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
        四、应将农牧民优先受益的农牧业现代化及其相关的产业发展作为今后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选择和主导方向
        农牧民的现代化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目前西藏的实际情况是80％以上的人口仍居住在农村牧区，80％以上的劳动力是农牧业劳动力，而且大部分地区的农牧业还停留在运用肩挑、背驮、镰刀、锄头和二牛抬杠的手工劳动阶段。我们认为，西藏及其他藏区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村乡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和村乡非平衡发展始终都是困扰西藏及其他藏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及其重要的因素。一定程度上讲，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均在农村牧区，而且今后西藏及其他藏区现代化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牧区的现代化如何。一句话，没有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牧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西藏的真正现代化。因此西藏农村牧区的治理和农牧民的现代化是关系到西藏社会经济全面进步、繁荣、稳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成败全局的重大问题。为此我们提出了，新世纪西藏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宗旨应以“富民为本、投资于人民”，应将农牧民优先受益的农牧业现代化及其相关的产业发展作为今后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选择和主导方向。
        五、藏传佛教除了宗教功能之外，不再具有其他特别的优势，这种变化是社会制度变革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
        1987年一个美国人类学家出版了一部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的学术著作《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这部洋洋八百多页的书，作出了一个重要结论[4]：1)传统的西藏社会是一个以农奴为基础的政教合一制度。2)传统的西藏社会以宗教为最高利益，寺院集团是代表和维护这个利益的强大堡垒，“因此，寺院集团在噶厦政府中竭力阻挠实现现代化，在他们看来，现代化既有害于寺院生活的经济基础，也不利于西藏佛教的‘价值’垄断。”“寺院集团和他们在政府中的保守派盟友一再阻挠迈向现代化的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步伐。”因此西藏现代史上试图进行现代化变革的多起实践最终以失败告终。毫无疑问，在上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对藏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1959年民主改革，政教合一制度被废除，西藏和其他藏区或早或晚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占藏区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从与农奴主的依附关系中被解放出来，才为藏区的现代化道路奠定了最基本的政治条件，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引入，西藏及其他藏区的现代化突飞猛进，以寺院为中心的藏族宗教在开放式的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昔日有庄园、有农奴、有特权的寺院集团早已不存在，无论是过去保留的还是后来恢复的寺院，今日的西藏寺院，仅仅作为信教群众的宗教活动中心或场所而存在。宗教与政治机构有联系，但宗教对社会公共问题(包括教育、福利、社会治安等)的影响力随着国家力量的强盛而大为减弱。今日藏区宗教更多地成为个人精神领域的事情，与各级政府无直接的关系。政府也规定了宗教不能直接干扰政治。但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藏区依然强大。这种传统的精神力量给当今藏族社会带来了两种不同的结果：一方面，藏传佛教的“五戒”、“十善”等观念在市场经济中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督促教徒弃恶扬善，洁身自好，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与和平，净化社会道德空气，抑制现代社会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膨胀，使人们的精神、心理和情感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调节和宽慰。佛教宣传“利乐有情、普度众生”，还包括善待一切有生命的动植物，使藏民视杀生为恶行，并在民间流行放生牲畜、保护神山的宗教习俗，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另一方面，不杀生的观念也使农牧民不敢用农药消灭病虫害；不对牛羊进行合理的屠宰、良种选育，以致一些农牧区出栏率低，不利于改善人们的生产、生活。重来世，轻今生的思想也使人们小富则安，不思进取，甚至为非生产性的宗教开支耗费大量钱财，使本来就紧张的农牧民生产资金变得更为匮乏。同时国外敌对势力或民族分裂主义利用宗教在西藏及其他藏区进行政治活动，干扰了西藏及其他藏区的现代化发展。
        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社会环境之外，它也要不断遭受外界的冲击，同时也不断地吸收外来的因素使其本身更适应新的社会形态与人群。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教，尽管其信仰宗旨未变，但其文化品格、社会活动、某些价值取向等已发生了变化，体现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特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文化动力。正如赵朴初先生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在我国现今的条件下，在我国宗教的社会政治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宗教不再是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上层建筑的残余，而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不仅宗教实体、宗教文化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而且宗教思想信仰体系中的积极精神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5]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西藏及其他藏区城乡居民的商品意识日渐浓厚，宗教信仰意识有所淡薄。为了单一的朝圣目的而去拉萨的人数也大大少于从前，一些人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积累后才去拉萨朝佛，并把朝佛与经商、旅游、观光等意图结合在一起。而藏传佛教本身也正处于变化之中。一方面改革开放后，藏传佛教信仰在政策上得到恢复和保护，另一方面又在新的、比较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着考验。首先，恢复后的寺庙不可能像传统寺院那样拥有土地、农奴和政教合一的特权，大量的僧侣依靠什么生存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国家从政策上提倡以寺养寺，利用宗教和世俗两方面的收入，使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僧侣的日常生活得到保障。这对地位崇高、规模庞大、拥有较多文化和旅游资源或商业经营传统的寺庙而言，以寺养寺已成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对多数规模较小、地处偏远的寺庙而言，显然困难重重。其次，在社会不断开放，交通日益便利的今天，世俗生活给僧侣带来了不少诱惑，以致能够全身心研习宗教的僧侣越来越少。我们调查中发现，许多寺院的老喇嘛对年轻喇嘛经不住开放后世俗多样性生活的诱惑而擅自离开寺院，在社会上流荡的行为感到头痛，但又无能为力。同样传统的学经制度和戒律已难以为继。怎么办？回顾历史，藏传佛教正是在不断自我调整、改变、适应中生存和发展而来的，今天也面临如何适应新环境，吸纳新力量等问题。现在的藏传佛教除了宗教功能之外，不再具有其他特别的优势。这种变化是社会制度变革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
        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应该关注的是：(一)僧侣作为纯消费阶层，造成地方和家庭的经济负担。应该提倡在不影响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理论研修水平上，实现僧侣的自食其力。为达成这一目标，就要求僧侣不能仅具备丰富的宗教知识，而且要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基本科学知识。西方社会的一些佛教寺院中，僧侣利用节假日在寺庙中学习，平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生存手段的成功之例可以作为借鉴。(二)目前藏区的大多数寺院缺乏资金，无法满足正常活动的开支，为解决困难，一些寺院又回到向信教者募集资金甚至摊派的老路上。其实过去寺庙和僧侣是社会中最富裕的阶层之一。寺院不仅是宗教文化的传播地，而且有经济能力，培养过一大批优秀的商业人才。如果能够利用寺庙的地位和影响，充分发挥其经商传统的优势，在现有条件下，将市场经营与宗教活动结合起来，不但寺院可以自立，说不定还能带动一方的经济发展。我们相信，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宗教的存在与变革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思考。(三)现在人们都强调宗教的世俗化是宗教现代化的一种趋势，我们理解宗教世俗化就是宗教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从而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社会、贴近普通信教群众，其中包含着以下几个意思：第一，政教分离，使宗教脱离政治权利，真正成为私人精神领域的信仰。实践证明，宗教信仰如果不是仅仅作为个人的自由信仰，而是变成超越信仰的社会政治力量、甚至经济力量和民族宗教冲突的工具，它就脱离了佛教的初衷和佛的旨意，从而不可能给广大信徒带来心理上的安慰和快乐。甚至可能使宗教走向邪路与现代文明相悖，最后使宗教变异而成为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的重大障碍。第二，宗教职业者不是作为剥削者或统治者，而是作为国家的普通公民和普通劳动者而存在。第三，寺院实行民主化管理，寺院经济实行以寺养寺的现代化管理。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西藏宗教事实上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六、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教育，必须大力坚持“科技兴藏、教育为本、教育优先”的发展道路
        我们认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是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人的问题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核心。没有人的现代化，就不会有物的现代化和社会的进步。如果没有人的心理、价值观念、态度和技术等向现代化方向转变，即使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现代化的失败和畸形发展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观念和社会组织的现代化。资金、设备和自然资源必须有人来加以利用，它不是现代化的内在因素，而是外部的因素和条件。因为一个民族和地区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自然资源是否丰富，而是取决于这个民族和地区所拥有的开发利用新技术的能力，以及运用新技术开拓市场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人们通过受教育和培训来获得的。教育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教育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通过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6个发展中国家的调查研究，证明教育水平与现代化有直接关系。在“受教育较少”的人中，具有现代化品质的平均比例为13％；而在“受教育较高”的人中则占49％。随着科学技术知识更新的加快，更加重了教育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教育加快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6]对于西藏来说，要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最主要是也最难的是解决占人口80％以上农牧民的教育和培训问题。劳动者素质越高，经济发展速度越快；经济发展越快，教育投资越大，从而进入教育—人才—经济—教育—人才的良性循环。反之，越不重视教育，培养的合格人才越少，劳动者素质越低，经济发展水平越落后；经济发展越缓慢，教育投资能力越薄弱，从而进入教育落后—劳动者素质低下—经济发展滞后—低教育投入—人才匮乏的恶性循环。西藏经济落后的根源还是教育落后。因此，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教育，必须大力坚持“科技兴藏、教育为本、教育优先”的发展道路，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素质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这是实现人口现代化的核心，也是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马克思.共产党宣言[M].人民出版社，1964.

  [3]亨廷顿(美)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4]梅·戈尔斯坦(美).喇嘛王国的覆灭[M].杜永彬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
      [5]赵朴初.对宗教工作的几点认识和意见[J].宗教，1995(3).
      [6]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转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成都)2010年4期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