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武陵山及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都需要发展。但他们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脱贫致富，而且在于带动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机制、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能力和潜力。只有把民族文化和生态多样看成中国创新转型的契机，发展才会对少数民族有益，对西部民族地区有益，对全国和全人类有益。
    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当地居民应该是发展的主体
    贵州西部乌蒙山里至今还有上世纪50年代甩下的铁路烂尾桥桩，这是在发展中去民族和去当地人主体性的局限所造成的。那今天的贵州和武陵山扶贫发展和社会建设又有什么新意？笔者认为，最大的新意就是我们要认识到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当地居民应该是发展的主体。我们的发展设计要承认他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不能包办代替，更不能抱有“去民族”的发展观。今日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国内外许多制约因素，这些因素要求贵州和武陵山的扶贫发展和社会建设要统筹整个中国的发展观、发展方式和研究范式的创新转型，探索中国应对国内国际各种约束和挑战的方略。
    在过去30多年里，中央因为“三农”问题出台过10多个1号文件，还有3次中央全会层级的重大决定。相比之下，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领域的改革创新却进展缓慢。现在提到贵州和武陵山扶贫发展和社会建设时，也有一种试图不讲民族文化多样性，不讲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讲少数民族视角的发展观，甚至想把少数民族、民族文化、民族概念和民族政策都排除在外的“去民族”即去主体的倾向。笔者认为这种发展观在动机上是一厢情愿，在结果上是缘木求鱼。
    贵州和武陵山的扶贫发展还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直接有关。中国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从东亚病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理应在国际上扬眉吐气。但由于我们的发展没有经过后现代转型，没有体现对地方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包容，所以就不仅影响到国家形象，还影响到国家的外向发展，使中国在维护边疆权益、海外投资移民权益方面的话语都不能振作。贵州和武陵山扶贫发展和社会建设因此要从构建新型民族关系入手，运用民族文化和社会组织资源来充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发展，以此提升中国形象和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当前中国的扶贫攻坚战场均落在边疆边区、边远山区和民族地区。我们原先熟悉甚至认为是中国模式的扶贫发展模式，需要接受地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检验。我们的扶贫文化习惯讲“老少边山穷”。但我们对这个“少”字，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所蕴含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态能量，对少数民族的传统知识、社会组织、需求特点和能力潜力，一直就存在着承认不够、关注不足、理解不深、评价不高和办法不多的问题。包括对口支援和内地干部到民族地区挂职锻炼，也存在着外来文化冲击当地民族文化和妨碍当地干部成长的弊端。我们因而要为贵州和武陵山的扶贫发展增加少数民族的视角。
    应借重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来培育社会主体
    
    贵州和武陵山人杰地灵，首先，这里是中国的内地边疆、生态屏障和多民族地区。这里的扶贫发展，应借助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来培育社会主体，要探讨在政府、投资者和本地居民三个主体之间求取平衡的博弈机制。
    第二，贵州建省较晚，而且由湖广、四川、云南几个区域的民族文化板块组成。民族分布如同社稷坛上的五色土，有着鲜明的东西南北中多元一体的结构格局。它东有苗侗水、南有布依苗、西有彝苗回白、北有土家仡佬苗，中有贵阳、安顺、遵义、六盘水等工业城市。全省都有濮越、苗瑶、氐羌和满蒙古汉族人后裔构成的层累式结构，存在一种社会文化上“一超多强”的格局。
    第三，贵州在中国南方扶贫攻坚战场上是由南向北的两个U形组成的H形。其东侧是北起秦岭长江，南到广东广西的大武陵山区。西侧是以彝族地区为主，包括乌蒙山在内的大小凉山地区。H型中部的一横是“两山”之间的带状工业城市区。“H型”工业城市区固然代表着贵州和武陵山的财富和发展方向，但四边的少数民族也并非原生贫困。他们都是有着生态家园、生计资源、文化价值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历史上多为少数民族土司领地。只是由于玉米、红薯、马铃薯和烟草自美洲传入，内地农民有了上山的农作物装备，形成了改土归流和“屯堡”条件，这里的少数民族才转为弱势。
    第四，改土归流到民国时期，贵州曾经下大力“去民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建立起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格局。但由于“去民族”旧观念的影响，贵州遗留下大量的“待识别民族”人口。这不仅使很多人的民族成分至今不能得到妥善安置，也给今日贵州的发展和民族工作造成了诸多难题。
    按照社会发展史的视角，我们可用经济技术、工业化、城市化和公民社会等指标，把贵州和武陵山的情况看成发展阶段和发育程度上的差别。但我们同样可以按照文化生态学视角，根据语言、宗教和民族文化多样性格局，把这里的状况看成不同民族对发展方向和目标有着多样期待的结果。这种视角能帮助我们重新思考贫困、扶贫和发展的指标的定义。这种视角还使我们明白今日中国何以既要讲“跨越式发展”，又要讲“转变发展方式”和“包容性发展”。
    孟加拉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和印度的穷人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都认为，贫困的根源不在生态环境，也不在少数民族文化，而在于制度设计未能适应少数民族的发展需求。我们在贵州和武陵山进行扶贫发展和社会建设时，更要体现科学发展观、体现和谐社会理念。
    如果贵州和武陵山的发展和治理中加上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视角，把承认和尊重当地人的生态家园、生计资源、文化权利、社会地位、政治权益、终极价值和长远命运纳入规划并在措施资源和制度上给予保障，那它就不仅能推动当地的发展和治理，而且能推动中国的创新转型、发展方式变革、文化软实力建设，最终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我们要把这次贵州和武陵山的扶贫发展和社会治理跟经济、生态、政治、社会和文化五大建设形成整体联动机制，构建中国创新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百年大计。
    社会创新转型和倡导多元文化理念的机遇
    
    中国用经济指标、物质手段、项目机制和民生视角来做扶贫发展的成就很大，有人愿意讲这也是中国模式。但这种模式缺乏对草根基层社会文化能力建设的关怀，所以它的适用范围注定有限。只有为它加上少数民族视角，才能使它获得可推广和可复制的活力。这就涉及到“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的范式转换问题。
    社会发展史范式就是依靠政治集权、文化霸权和社会排他性来推动现代化的旧发展机制。其本质是排斥多样性，让越来越少的精英人群用越来越简单的观念和机制去治理越来越多的百姓和支配越来越复杂的生态环境。文化生态学范式是对社会发展史范式的升级换代。它是主张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体现和谐社会理念，承认差异包容多样。文化生态学范式对于扶贫开发、农村治理和国家创新转型有什么启示？首先是理解人心人性和人的需求。只有在扶贫发展中倡导文化传承和社区能力建设，才能接上贵州和武陵山的地气，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是理解和谐社会理念。中国的和谐社会需要一个金字塔式的观念模型：它的底边是现有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条件。它的顶尖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它的底边和顶尖之间要用4个支柱或斜坡来支撑。第一是城乡贫富和谐；第二是民族文化语言宗教和谐；第三是古今人神和谐；第四是国际关系和谐。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扶贫发展跟中国内地有什么不同？内地扶贫只要讲一个和谐就够。但边疆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则必须同时讲四个和谐，尤其是第二和第三种和谐。现在的主流社会经常把缩小区域和城乡的贫富差别跟缩小民族间的差别理解成一码事。其实前者是差别越小越好，完全消除亦不足惜。后者则是要保持文化生态平衡，既不扩大也不缩小，既维护国民认同又维护多样性。
    贵州和武陵山区都有着丰富的动植物和矿产资源，都是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且都是中国人口资源的最后储备区。目前在这里实施扶贫发展社会建设，体制和机制创新必不可少。
    第一要讲互助和互惠。中国革命史表明，少数民族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贡献不限于物质和经济，还有巨大的情感投入和政治支持。现在这里进行扶贫开发，也不能只讲区域政府之间的项目分肥，还要让当地各个民族得到综合发展的实惠。
    第二要讲当地居民的生态家园、生计资源和国家主人翁权益，避免为了争取经济项目而打移民搬迁的主意，还要承认维护青山绿水的价值和政绩，要对农民和少数民族的前途命运做出长远的制度安排，让他们在发展中获得表达意愿、参与决策、享受公共服务资源和抵制霸权侵夺的机制和能力。
    第三要讲尊重地方和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和保障文化公平传承。扶贫发展计划必须有少数民族文化和传统社区建设的考量，要把社区组织建设、民族文化建设和各类中介组织建设的基金，给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种行动主体设计出资源和政策空间将其列入发展规划和计划之内。
    第四要破除政府包办通吃的旧观念，树立运用中介购买服务的创新机制。事实证明，政府和企业在边疆地区、边远山区和民族地区直接面对百姓会产生很多问题：政府有权力纠结的问题，企业有成本过高的问题。相比之下，由政府根据治理目标设立基金购买服务，运用中介组织扶持少数民族和农村社区主体来跟市场做博弈，则有利于多样主体能力的发挥，也更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和国民认同。
    与此相比，我们国家“对口支援”中的很多交钥匙工程都由政府统管，企业通吃，让当地人沾不上边儿。结果即使有经济社会效益，也很难构建起良好民族关系。我们的官员喜欢讲先把“蛋糕”做大再讲分配。这种思路只想老百姓需要“利益”，没想到他们也需要“意义”。不让老百姓参与“做蛋糕”和分享创造的意义，也是低估或否认主体能动性，其结果也是费力不讨好。少数民族视角的发展观不仅要讲“分蛋糕”，还要讲究“做蛋糕”过程中的权益分享。
    贵州、武陵山及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都需要发展。但他们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脱贫致富，而且在于带动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机制、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能力和潜力。只有把民族文化和生态多样看成中国创新转型的契机，发展才会对少数民族有益，对西部地区有益，对全国和全人类有益。我们希望武陵山和贵州扶贫发展不重蹈政府项目分肥博弈的覆辙，成为中国社会创新转型和倡导多元文化理念的机遇。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农村社会管理和武陵山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研讨会上的发言，标题为编者所加，有删节）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