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东北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不仅在历史长河中折射了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而且在现代工业化达到较高程度而面临生态压力的今天，更日益迸发出引人入胜的价值之光。本文全面概括了东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静态特征，及其在当代工业文明下所面临的体系危机和变迁压力，并从生产方式位移——生态环境变异——生态文化变迁的三维转换模式出发，剖析了文化变迁的现实路径，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东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危机；变迁
    作者简介：吴丽娟，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65X(2011)01-0102-08
    在2009年国家批复的9大区域发展规划中，有2项位于东北。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宏观发展规划中的第四极，已经成为区域发展国家战略最为密集的地区，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动能空间扩散与承接的关键环节与前沿。但是，在后金融危机和经济调整的背景下，东北地区的崛起，必须寻找一条绿色复兴之路。而赖以协调各方面战略指针的，无疑是高度的生态文明建设。这就需要我们改变现代工业文明中“忽视自然自身的价值，走向极端人类主义”的倾向，调整我们社会发展的文化基调，建立多元的生态文明意识。在此战略进程中，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及其变迁无疑表现出了鲜明的现代意义与价值。但是，一段时期以来，在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冲击之下，传统多元民族生态文化的影响力、约束力已经远不如在传统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中那么有效、广泛。这不仅因为多元生态文化所发挥的作用具有鲜明的民族界限，而且因为传统民族生态文化所赖以依存的生态环境也正处于急速的变迁之中。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是人类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因此，在我们重新向传统的民族生态文化求解环境难题之时，也不得不注意到，当前因工业化而急剧恶化的自然环境本身也正在改变着民族生态文化的发展路径。生态环境与生态文化的变迁形成了持续互动的关系。静态的、存在于传统社会与生态环境之中的民族生态文化已无法重现。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子文化，各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文化也在这一背景之下获得了新的存续路径和价值空间。
    一、传统东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静态特征
    东北少数民族主要有满族、蒙古族、朝鲜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锡伯族等，其传统文化及生态文化情况虽然有别于我国中原地区的主流文化形态，但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都无疑是中华文明华章中极富特色和价值的精彩一节。
    东北各民族所创造的传统文化包括“东北西北部的草原游牧文化，兴安岭地区的森林狩猎文化，黑龙江、松花江、嫩江和乌苏里江的水边渔猎文化和黄海、渤海的海洋文化，以及东北平原的农业文化，而以草原文化和农业文化为基本形态，尤其以草原游牧文化为主”①。这些文化形式形成于其特定的生态环境之中，依存于其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贯穿于其特定的社会形态，表现于独特的哲学观念、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及价值取向。由于从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来看，文化无疑是人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其在相当程度上而言，是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利用和改造同步的。因此，“在人类文化的进程中，无一不包括了生态环境的因素，也无不打上了生态环境的烙印”②。在此意义上，生态文化本身几乎即构成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核。而生态文化的多元特征也必然在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中或明或暗的大量存在，广泛体现。各民族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不仅积累了认识、利用和保护自然环境及其资源的传统知识，也与自然的动植物、生物与非生物的环境建立了密切地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一关系以多种形式体现，既在族群中建立了相应的、与自然界和谐生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又在其宗教信仰、技术实践和规章制度中得到具体反映，由此生发出相当丰富的民族生态文化元素，并在民族生产、生活、制度、伦理、精神、信仰等各个层面中呈现出系统而多元的基本格局。
    从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以及民族文化的互动变迁关系而言，各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一直是处于持续的演变之中的。但由于当代以前，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相对缓慢性，以及民族文化相对于生态环境变迁的滞后性与惰性等原因，我们常常倾向于以当代工业化进程为界，将进入当代工业化进程以前的生态文化及其现象归属为传统的、既定的文化系统，并在考察新时期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将这一时段内的生态文化系统视作自在的、静态的存在，进行坐标式的分析和总结（见表1）。

    由表1可知，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来看，东北各民族生态文化基本表现出相似的静态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各民族的生态文化高度依存于其传统的经济形式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东北各族人民利用其独特的社会与自然地理条件，“或山林狩猎，或河湖渔捞；或草原游牧，或家庭圈养；或种植粟稷，或栽培果蔬”③，使数千年间东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渔猎农牧经济呈现出了积极发展和不断上升的趋势。与此趋势相对应，各民族发展出了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形式。由于尽管同属同种经济形式，但却形成了不同的生产侧重（如同属渔猎经济，鄂伦春人侧重于狩猎生产，而赫哲人则侧重于渔捞；同属畜牧经济，蒙古族侧重于散放游牧，满族则侧重于家庭圈养等），导致东北各民族的生态文化虽多本质相通相似之处，但也呈现了具体而微且形色相异的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生产与生活技术差异，它内在地体现着各族人民的生存之道，反映着各族人民对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系统循环间关系的深刻理解，揭示着本土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和保持生态平衡的正确方法，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经济依存性，既受制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塑造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一方面奠定了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兴盛的数千年间各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也使得现代新型经济发展模式与传统生态文化之间的裂痕极深。
    （二）各民族的传统生态文化普遍内嵌着清晰的宗教内核
    东北各民族的传统生态文化高度依存于渔猎农牧经济。这种生产方式对应着农业与狩猎文明，是以神圣文化为基础的。而宗教作为神圣文化的代表起源形式，不仅蕴涵了传统文化的一般特点，而且体现着朴素的维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在特定人群乃至广泛的社会群体中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正因如此，各民族的生态文化之中普遍内嵌着宗教内核（见表2）。

    由表2可知，东北各主要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涉及几方面的宗教内核。主要包括原始宗教（如萨满教）、佛教、基督教等。从各民族的角度来看，渔猎为主、人口较少的各民族——包括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锡伯族等——多以原始宗教为内核；农牧为主的民族——包括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多以佛教为内核。当然，有的民族渐次信奉或兼容了多种宗教形式，如蒙古族、满族兼容了萨满教、佛教等，朝鲜族则兼容了佛教、基督教等。这种宗教内核的多元性、兼容性与互通性极大地影响了东北各民族的传统生态文化体系，形成了以宗教思想为基础的禁忌文化（如砍伐林木、狩猎、破坏水源、破坏山川等方面的禁忌）、习俗文化等丰富的文化形式，其涉及层面之多、内容之广都是令人无法忽视的，而由于宗教文化所具有的观念、意识培养与教育功能，精神和道德约束功能、行为规范功能、舆论约束功能等，其效果之显则更是一般性规章制度所难以企及的。在此，东北各民族在各自生态文化的生发、演进上都充分体现了宗教文化特性与特定生态环境之间的隐性关联，由山神崇拜、图腾崇拜、植物崇拜、动物崇拜等形式出发，巩固并内化了自然之子（对自然的亲情和伙伴意识）、知恩图报（对自然的感恩意识）、天人之约（对自然的义务观）、推己及物（对自然的善恶观）等朴素的生态伦理，并渗透在生态法制与习俗之中。这一宗教内核特征一方面构成了传统生态文化的成功基础，另一方面也由于传统宗教与当代社会形态的疏离，而增加了传统生态文化实现现代价值的难度。
    二、东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体系危机与现实变迁
    （一）民族的生态适应与传统生态文化的体系危机
    东北各民族生态文化的静态特征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演变而成的。在工业化、现代化影响日益扩大的今天，各民族的传统生态文化同样面临着进一步的变迁。考察历史已知，各民族生态文化变迁的进程与其生态适应进程是同一的。前已述及，不同民族和社会与其自然环境进行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可以大体界定在包括植物、动物、土地、森林和土壤等各个方面。它涉及传统的世界观、自然崇拜和文化信仰；人与环境、疾病认知的传统医学；滋养自然和利用资源的传统生产生计活动的操作实践，是传统社会调控人与人、人与环境以及人与资源间相互关系的“智能阀门”、“知识体系”和“管理制度”。而这种人和环境高度复杂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生命、生产和生态网随着一定空间和时间内社会和环境变化而变化；并到达一种新的动态的平衡（见图1），这就是民族的生态适应。

图1：民族生态适应：动态平衡的三维结构

    在农牧渔猎经济形式长期稳定兴盛的历史时期，传统生态文化、传统生产方式与传统生态环境都处于相对的平衡之中，由于农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大都是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才显现出来，极端恶性的生态后果往往是伴随着天灾人祸而来，并且也不是在所有农业文明区域普遍发生的，因此这一时期民族适应的过程相对缓慢、静态。而工业文明则不然，由于人们日渐全面、深入地认识自然规律，能够全面利用自然力达到自己当下的目的，使得工业体系所到之处立即对当地环境产生巨大影响，生态体系开始发生本质性变化，生态环境剧烈变迁，由此导致民族适应的过程面临加速与剧变，并直接导致传统生态文化的体系危机。这一危机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1.传统生计方式的现代化冲突导致传统生态文化的流失。一个民族的生计方式是该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是民族文化这个庞大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各民族文化在适应不同生态环境所形成的特有生计方式对于特定生态环境而言是极其有效的。若是地球上的人类只有一种文化，其生计方式就无从选择，全人类则只能按照同一种生计方式去生存，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但是，现代化进程必然危及少数民族的传统生计方式与文化，从而导致这些生计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变。尽管在与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相交融的过程中，民族主体拥有了处理信息的新方法与能力，民族文化的解释和演变不再是被给定的，但其在面对城市化进程时，更多地是被纳入到人与生态、族群与他者的对话体制中去形成，原来由相互依存、共同命运等亲缘关系、人地关系所限定的亲生态的民族传统必然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对传统生计方式的依赖与维护，以及对传统文化遭遇冲击的抵制，都会导致民族地区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与强势的现代化进程之间形成冲突，并产生传统生态文化流失的负面效应。
    2.人地关系的现代化转向导致传统生态文化陷入存续僵局。城市化与工业化直接改变民族地区的人地关系。由于民族地区固有的人地关系高度伴随于其固有的生计方式和文化，所以传统生计方式危机将直接导致民族地区的人地关系陷入僵局。即一方面城市化进程要求民族地区的传统人地关系进行现代化转向，另一方面，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协调又有赖于传统人地关系的维持。这种人地关系演变的僵局如果处理不好，势必对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形成扭曲。而就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民族地区现有人地关系正处于一种被动、加速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之中，其核心特征表现为人地之间价值对立，不仅对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形成威胁，对少数民族的生活空间形成挤压，而且使依存于旧有人地价值模式的传统生态文化陷入困境，难以存续。
    3.民族生存发展的空间差异导致整个东北民族生态文化的体系塌陷。在工业文明的强力扩张与侵蚀下，东北民族地区的传统生存空间普遍收到挤压。但是，由于东北地区世居的各个少数民族的传统生存发展空间并不相同，因此，其所受到的挤压程度也并不相同。由此导致各民族生存发展的空间差异以及民族发展局面的不平衡，进而导致不同民族生态文化所遭受的危机程度不同。受挤压程度较重的少数民族地区将不得不脱离其原有的生存状态，被动地参与城市化的适应性竞争，并对原有生态文化的理念与约束产生怀疑。这不仅会引发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压迫感和竞争压力，而且导致传统生态文化的破碎。并且由于民族之间发展空间和发展路径的不平衡，生存状态恶化最严重的民族生态文化首先塌陷，导致各民族之间原本密切的生态联系与文化渊源出现裂痕，形成整个东北民族生态文化体系内的断裂与落差，进而危及整个生态文化体系。
    （二）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维度转换
    生态文化不仅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折射了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起到了相当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且在现代工业化达到较高程度而面临生态压力的今天，更日益迸发出引人入胜的价值之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民族聚集地区和民族社区，它在内含的民族精神、宗教、本土知识和文化层面，以及各种亲缘关系、人地关系模式、生态治理模式等方面，都具有与现代环境意识，与可持续发展路径相互兼容、生发和促进的成分在内。如果能使其内在的环保功能与现代行政、市场的外在驱动相得益彰，则必然有助于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长期顺利推进以及新型的民族生态文化的形成。
    东北地区世居的主要少数民族，可以大体区分为两种类型。
    A：生计方式更接近原生态的人口较少民族（如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族、锡伯族等）
    B：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较高的民族（如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等）。
    二者对现代化经济形式、行政设置的适应性不同，从而在各自的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过程中面临不同的局面，形成不同的生态文化变迁路径与类型。
    但是，在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导的现代化扩张进程中，由于各民族所面临的冲击程度不同，所承载的适应性压力不同，其动态平衡的调整力度也有所不同。根据民族生态适应动态平衡三维结构的基本关系，生产方式是联结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过渡维度，而现代化的冲击也首先是生产方式的冲击。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转换，则生产方式维度发生位移。在三维结构中，生产方式的位移（现时期主要表现为以工业化、城市化为目标的位移），必然引起一系列的维度转换，即产生由生产方式位移——生态环境变异——生态文化变迁的梯次过程。这一维度转换的过程主要依赖于人口、资源环境及环境意识等三方面机制发挥作用。
    1.人口机制。少数民族人口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迁移流动，带来了民族人口地区分布和居住格局的改变，进而在少数民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人地关系等方面形成改变。一方面，由于人口密度的变化直接关系到民族地区土地的人口承载，所以因城市化而导致的人口流动动力增强必然改变民族地区的人口布局，进而改变当地的人文—环境系统。另一方面，由于民族地区的人口增长多表现为外来人口的机械性流入。这种机械性流入加上民族本地区人口向区域中心城市的流出，导致民族地区的非民族人口比例有所攀升。这意味着本地化和民族化的生态知识流失，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生计方式以及价值观念、人地传统遭到侵蚀，从而产生难以直接兼容于当地生态格局的侵入性的生产模式和居住模式，进而威胁民族地区原有的人文—生态—环境系统。
    2.资源环境机制。城市化是现代化生产方式大发展的直接结果和必然结果。反之，城市化进程也必然带动现代化生产方式，尤其是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扩散。而工业化生产方式相比于民族地区的传统生产方式而言，其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其对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态度。工业化生产方式在民族地区扩散，必然改变民族地区的资源利用模式，即从传统的取用模式走向消耗模式，从原有的“有限资源生产—产品自给消耗”的局部小循环走向“无限资源生产—产品输出消耗”的大循环，民族地区的资源采用将被直接纳入到整个区域乃至全球大市场中去，面对几乎是无限的市场需求。这必然导致当地资源系统的自我保护机制解体，形成民族地区资源被产业化进程所“虹吸”的局面，资源过耗的倾向和生态恶化的危险大大增加。近一时期以来，东北地区城市化呈加速趋势，进一步的工业化扩散必然进入一个新的强化阶段，这对民族地区资源取用模式的损害必然是极为严重的，如果不能及时找到新的工业化模式，则东北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将面临沉重的压力，生态文化也将面临散失。
    3.环境意识机制。各民族诠释理解自然社会的认知方式不同，不同民族的生态对策具有特定的价值与适用范围。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当中至今仍然存留着极具生态环保意义的民族生活模式和民族文化传统。尤其是在民族宗教和信仰方面具有非常值得挖掘的内容。可以为我们探索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提供素材。比如东北少数民族的图腾崇拜所体现的生态文化价值，鄂伦春族的熊崇拜，反映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还有蒙古族等民族共同信奉的萨满教，它所崇尚的自然万物有灵论，它的自然神系统，常常把自然事物本身同神灵等同看待，因而对待自然往往是爱护有加，是自然而然的生态保护论者。这些朴素的民族思想当中存在着许多生态文化的内涵和因子。这一生态内涵和因子最大限度地凝聚在民族社区之中，进而凝聚在族群意识之中，对于民族地区延续其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传统，对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获得传统的生态文化精髓，都是非常值得探究的无价之宝。但是，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直接对传统的民族社区形成了冲击，从而使得民族地区的生态因子发生变异。因为，这些生态因子最初是附着于少数民族的狩猎经济、游牧经济以及农垦经济等传统民族生计方式的。而以现代科技和工业化进程为背景的现代环境意识虽然附着在城市化进程中，但却难以直接与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族群意识相兼容。事实上，在可持续发展中，人们已意识到：少数民族对环境问题的观点强烈地影响着他们治理环境的方式。只有在环境计划中反映当地的信念、价值和意识形态时，社区才给予支持。那种认为环境的传统知识是简单的、静止不变的观点，正在被重新认识。但是，重新认识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臻于完善之前，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已经使现代工业文明和工业组织模式获得了强制的推行，对民族社区和民族社区组织传统造成了摧毁，进而对民族地区的朴素的生态思想和传统环境意识造成了破坏。这已成为城市化对民族生态文化影响的最深层机制之一。其影响也许不明显，但毫无疑问是最为深远的。
    （三）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变迁与生产方式位移
    在维度转换的过程中，生产方式位移的程度越大，生态文化变迁的压力越大。同时，传统生态文化破损乃至趋向消亡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不能在传统生态文化破损与消亡之间采取有效措施，缓解生产方式位移的被动局面，则必然在传统生态文化破损与新型生态文化萌生之间形成真空，导致传统生态文化的变迁之路中断。由此可知，民族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兼容度越大，则生产方式维度位移的程度越小，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可延续性就会比较乐观。根据对东北各民族生态适应三维结构的观察可以发现，对应A类型的民族在生产方式上多属于渔猎民族；对应B类型的则多属于农牧民族。相比而言，渔猎较农牧更为原始，属于后者的前向生产方式，因此相对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位移压力更为明显。由于A类民族生产方式的位移程度较大，其生态文化所受冲击也更为强烈，B类则冲击较弱（见表3）。

    由表3可知，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越接近，文化变迁的独立性越弱；但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越隔离，则文化变迁的自适应性和变迁与存续的能力越弱。这直接导致了不同的生态文化变迁路径。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东北各民族生态文化的变迁多处于受冲击而破损的阶段，其变迁情况不仅表现为文化现象，也同时被生产、生活、社会秩序等各个层面所反映着。
    三、推动东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有效变迁的对策思考
    十七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已日益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学发展的首要指针。而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统筹各方面因素的系统集成过程，绝不能被处理成为一个由单维行政体系简单推动的落实过程。尤其对具有多元价值体系的民族地区而言，更是如此。正是在此意义上，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凸显出了难得的现代价值。在此，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民族传统生产方式的位移度获得了极大的改善。因为，从科学发展观的意义上来讲，原本作为既定目标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将向传统做出一定的靠拢。这种逆向的生产方式位移倾向，直接降低了民族传统生产方式的位移度，从而为传统生态文化变迁的维度转换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新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进一步强化传统生态文化的可延续性、自适应性和兼容性，弱化其受冲击度和文化孤立性，则必然有助于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良性演进和有效变迁，避免文化散失，推进文化兼容与更新。为此，有必要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
    （一）尽可能保持民族地区原有生态适应进程，保持其动态平衡结构的生命力，使民族地区“生产方式—生态文化—生态环境”三维支撑体系的扭曲程度可控。换句话说，民族地区只有在维护自身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运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传统多元生态文化的利用和改造，才能充分发挥生态文化的协调功能和现代价值。因此，民族地区应当在继续维护传统生态文化的多元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同时，转变传统的、单纯以融入工业化生产方式为目标的思路与做法，根据现行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特征，逐渐纳入现代生产方式的合理成分，更多地把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合理成分融入传统生产生态系统，将其传统的“弱势生态文化”改造成为“强势生态文化”，构建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具有较强约束力的、适应现行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包括精神、物质、制度层面的整体文化体系。
    （二）减少现代行政、市场力量对民族传统人地关系格局及社会组织基础的破坏，重塑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社区载体，进一步强化传统生态文化的自适应能力。现有的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环保模式，多以政府行政力量的外在推动为主线，以人为加大传统生产方式位移度为代价，效果都不理想。由于以政府行政为主导的，以正式制度为手段的环境治理生产方式推广安排与特定民族权威结构主导的，以非正式制度为依托的社区承载功能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兼容，往往导致国家宏观意图的落实不力与传统民族社区的消亡。为此，应该从民族传统社区环境治理功能的现代化兼容、扩展与重塑的角度出发，建立兼容“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内驱力与现代化进程外驱力”的长效组织机制，以民族社区的创新运作为核心进行“生态文化变迁及生态治理载体”的重塑，寻找符合民族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且共享现代化成果的生态建设模式。
    （三）强化城市化进程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兼容特征。即推动城市化进程由现有的、单纯的工业化指向转变为工业化兼容指向。现有的城市化模式主要以人口和工业聚集为手段，以GDP和规模经济为目标，欠缺包涵环境、生态，以及文化、社会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内涵，更缺乏民族元素。而所谓工业化兼容，则要求城市化内容兼容于已有的工业化过程与成果，但绝不局限于传统的工业化、现代化范畴。其核心目标应该是和谐、持续、人本、民生的科学发展。其在民族地区实现又好又快科学发展的原则应该是：兼容、共享。即少数民族的发展模式可以区别于传统工业化，但应兼容于主流现代化过程；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可以区别于主流形态，但对基本社会服务等现代化成果能够实现共享。只有这样，才能使民族地区既能分享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化成果，提升生活质量，又能保持民族特色，获得传统生态文化自主、自由变迁的发展空间与能力。
    （四）对少数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的传统生计方式进行创意化的软性开发，凸显城市化等现代化进程与民族地区生计方式与文化的兼容特征。在进一步的城市化进程中，着力体现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生计方式及文化传统的新型现代化功能，以此生发出新的、更富战略意义和发展空间的城市化模式，生发出更有利于民族发展、生态保护和社会和谐的城市化模式。在为东北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传统工业以外的新兴动力，注入更为高端的可持续性元素的同时，也保护和利用传统生计方式所内涵的生态与文化资源，推动传统生态文化的有效变迁。
    注释：
    ①关捷：《东北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第244页。
    ②李素清：《对人类文明兴衰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反思》，《生态环境与保护》，2005(2)，第44页－46页。
    ③张国庆：《古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渔猎农牧经济特征论》，《北方文物》，2006(4)，第56页－64页。

    来源：《满族研究》(沈阳)2011年1期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