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网络和一些报刊上，有关民族同化、民族融合的议论开始多起来。其实，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民族同化或者说民族融合一直在发生，是一种社会常态。但将同化（融合，下同）提出来并作为现实的主流发展方向，进而提升到现实的操作层面，却并不代表当今时代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也不符合中央提出的当前民族工作的主题。
    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和现实案例正在证明，多彩民族文化在内的世界多样性，正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生命力，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理想社会不仅不排斥多样性，而将有可能以更强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作为自己的重要标志。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以对未来的假设牺牲今天的公平正义，牺牲宝贵的民族文化多样性。
    其次，对于历史上和当今世界曾经发生并正在进行中的各种同化现象，也要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关于中外古代发生的民族同化现象，一是因为古代民族与其区域单元的联系还未完全确定，使有些民族尚处在流动或形成过程中，很容易导致不同族裔之间的分化与整合；二是因为古代民族在族裔属性、认同架构等方面与现代民族比较，存在着本质差异，两者之间不能进行简单的类比。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自近代以来的几百年间，也正是所谓“同化”获得强大的工业生产力的支持以后，真正因同化而消失了的民族已很难找到。自西方殖民扩张以来，种族主义和同化主义横扫亚非拉，无数民族生灵涂炭，殖民者的枪炮和疾病也确实让一些民族一些族群全族覆没，但也仅此而已。这几百年来，中外历史上的各个民族不管人口多少、发展水平高低，也不管其生存环境多么恶劣，都在顽强地生活着，表现出非凡的生命力。
    需要强调的是，不能将个体的和局部的同化现象与民族消亡混为一谈，更不能等同起来。首先，随着民族之间交往的不断密切，个体或局部意义上的同化是伴随整个人类历史的，这种民族交往与民族之间的相互吸纳，向各民族及其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强化了民族发展活力。然而，这种相互吸纳主要发生在个体和局部层面上，至少自近代以来的几百年间，还未曾出现成规模的因这种同化而消失了的民族。其次，没有一个民族及其文化是固定不变的，构成民族的各个要素，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但不能因为某些因素的强弱变化而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同化现象。当今世界，既有随全球化进程加速而出现的服饰甚至语言等一些民族因素的趋同和接近，也有与这些趋同并行发生的内在和心理上的个性与差异的凸显。正如约翰·奈斯比特曾经说过的：“如果我们深入一点，就会看到，表面上的文化融合越多，文化分裂的程度反而越大。”最后，民族的变化发展都是在开放中进行的，其文化既可以输出给别的民族，本身又不断借鉴和吸纳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但这种对外来民族文化精华的接纳和吸纳，都经历着特定过滤过程，到头来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强化本民族的个性与特点。曾经高喊“脱亚入欧”，希望全面西化的日本，不仅未能实现真正的入欧（主要是指文化方面），反而骨子里日益东方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再说各国少数民族的命运。二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生命力及其价值重新得到承认和尊重，那些濒临消亡的民族及其文化重新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和舞台，其中许多已经呈现出触底反弹的态势。在加拿大，曾经濒临绝望的原住民语言，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已经开始复兴，其使用人口的比例已经超出老年人。在英国的威尔士，曾经日益萎缩的威尔士语言也在恢复之中。仅在2001年到2004年间，在家庭和公共生活中能够使用威尔士语的人口比重，就由20.8%增加到21.7%。在我国，尽管仍属发展中国家，但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的文化自我意识也正呈现逐渐增强的态势。
    而随着世界范围内广大少数民族对同化主义政策的日益不满和反对，也由于主流社会对少数民族文化理解的加深和包容，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国家开始放弃同化主义政策。反映到国际社会上，就是逐渐形成为以联合国为舞台的整个国际社会的共识。
    其实，中国在对待同化问题上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同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盛行的时候，张治中在新疆就已经提出“防止民族同化”的观点。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曾有过短暂的“融合风”，但从上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开始，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问题作为一个战略性的方向提出来。到新世纪，更是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新世纪民族工作的主题。
    由此可见，是同化，还是共同繁荣发展？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既要认真对待，更要旗帜鲜明地捍卫我们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主题！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