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罗新慧，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罗新慧，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先秦秦汉史。 【内容提要】 华夏民族的形成问题是古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上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从缕析古史的角度，考察了战国时期华夏民族的融合。他指出战国时期随着现实中族群的融合，也出现了民族融合的思潮，具体表现为设计出共同的始祖、共同的地域。同时，顾先生指出，三代以来的华夏文化成为民族融合的文化基础。共同的始祖、共同的地域，以及共同的文化基础，促进了各族属在心理方面的相互认同，保障了华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顾先生的研究，为此后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 键 词】顾颉刚；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332（2011）02-0048-06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战时期，顾颉刚先生曾作文《中华民族是一个》①，倡导各民族团结一致，不分彼此，一致对敌。顾颉刚先生对民族问题的思考，体现了他作为史学家的使命感。事实上，民族问题不单是一个现代问题，讨论民族问题，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追溯和梳理。顾颉刚先生是杰出的中国古代史学者，中华民族的形成不可避免地成为他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内容。顾颉刚先生在辨伪与析古的学术研究中，对古代的民族融合问题发表了不少卓见。考察顾颉刚先生的古史研究，可见他主要是从共同的始祖、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文化基础三个方面论证了华夏民族的形成。这一研究路径，至今为学者们所认可，成为研究华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路径。今从古史研究的角度，探讨顾颉刚先生对古代民族融合的阐述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 顾颉刚先生对于古代民族融合的研究，贯串于他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研究中。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盛行有“边疆热”。那一时期的“边疆热”，在许多学人的追忆中都曾提及，如吴其昌曾说“当时京师有三种最时髦的学问……（其二）俄人对我国西北边疆的觊觎，和左宗棠拓边政策的成功，更引起中国人研究西北地理的兴趣”②。曹聚仁也写有《拉铁摩尔》一篇，介绍拉铁摩尔所著《中国的边疆》在三十年代的影响③。那时的边疆热和学者们对民族问题的关注，是相契合的。顾颉刚先生对民族问题、边疆问题十分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与研究④。 据介绍，顾颉刚先生受中英庚款委员会的邀请，与其他三位先生于1937年9月同赴西北，考察教育，作补助教育经费的设计。顾颉刚先生相继考察了兰州、临洮、西宁的教育状况，并在兰州居住一年之久，对当地的民族问题有深切的体会与观察⑤。在西北期间，顾颉刚先生集中阅读了大量有关边疆少数民族的著述、杂志，如张其昀《中国民族志》⑥、吕思勉《中国民族史》⑦、长江《中国的西北角》⑧、《西北近十年史料》⑨、《回教大众》⑩、《西北论衡》(11) 等等。有感于西北的时局，顾颉刚先生于1939年11、12月间，在昆明开始筹备创办“边疆周刊”事宜，以讨论边疆、民族问题(12)。《边疆周刊》发刊词于12月15日写讫，第一期遂于12月16日编辑完毕(13)。顾颉刚先生对边疆问题、民族问题的研究，十分审慎，他特别学习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篇，然后写毕《中国本部名词应亟废弃》一文(14)。此外，顾颉刚先生有关民族问题的研究，也受到了傅斯年先生的影响。傅斯年由他当时的特殊身份以及对时局的敏感，意识到民族问题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他致信顾颉刚先生，提出了在当时的情势下，研究民族问题、边疆问题所应有的信念和准则，他说： 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夫“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其次即所谓“民族”……以“民族”一词之界说，原具于“民族主义”一书中，此书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机关之刊物，尤不应与之相违也……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广事传教。即迤西(15) 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国之邪说。则吾辈正当曰“中华民族是一个”耳，此间情形，颇有隐忧。迤西尤甚。但当严禁汉人侵夺蕃夷，并使之加速汉化，并制止一切非汉字之文字之推行，务于短期中贯彻其汉族之意识，斯为正途。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更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历史为证。(16)在傅斯年先生致朱家骅、杭立武的信中，他亦提到顾颉刚先生民族研究、边疆研究的意义，以及申述了他对当时有关民族问题争论的看法。 傅先生对民族问题的观点及其对于顾颉刚先生的“规劝”，都对顾先生有很大的影响。随后，在1939年的2月7日，顾颉刚先生开始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关于此文的写作背景，顾颉刚先生在日记中写道：“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以告国人，此为久蓄于我心之问题，故写起来并不难也。”据顾先生所言，其所谓民族即指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经过民族融合过程的一个统一体。《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在2月13日《益世报》“边疆周刊”上。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影响极为广泛，众多报纸如《中央日报》、《东南日报》、《西京平报》等竞相转载(17)，同时，也引来众多学者的讨论(18)。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体，不分彼此，共同抗敌，遂成为顾颉刚先生以及那一时代众多知识分子的信念。 二 顾颉刚先生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体，但是这样一个统一体是怎样形成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并没有就这个问题予以回答，这还需要在顾颉刚先生的古史研究中进行考察。 从顾颉刚先生的古史研究看，他十分注重民族融合的研究。在古史辨伪的同时，他分析了古代的民族融合。在作于1934年春夏间的《崔东壁遗书序》中，他探讨了上古时期族群融合的历程。《崔东壁遗书序》，其实是顾先生延续崔东壁的工作，将古史中造伪和辨伪的两种对抗的势力作一个缕析。在梳理脉络时，他指出“在战国的时势中又有一个大运动，其性质的重要或者还超过了世官的破坏，这是种族的融合”。开宗明义，他点出了种族融合在华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所谓的世官制度，是与血缘相联系的选官制度。三代贵族社会便是建立在世官制度的基础之上。但至春秋晚期以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以及商业对于血缘纽带的冲击，导致宗法血缘衰落，使得原本仅仅是低级贵族的士以及根本不属于贵族阶层的庶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在社会中有了独立的地位。又由于战国时期各大诸侯国之间的竞争，人才方面的储备也成为争胜的重要条件，随着魏文侯广泛召纳贤才，养贤纳士于战国初期蔚然成风。在这种局面中，士以及庶民中的贤者便起而推倒了世官制度。世官制度的坍塌，反映了周末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其对于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十分深远。私学的发达，以及诸子百家的兴起，正是世官制度衰落之后的产物。就是这样一个在社会历史和文化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变化，在顾颉刚先生看来，也比不得这一时期的种族融合来得重要。甚至可说，种族融合在华夏历史的发展中，其重要性无可比拟。 春秋战国时期的种族融合，顾颉刚先生说主要是“诸夏”和“蛮夷”的融合。诸夏，指夏、商、周以及与周有联姻关系的姜族，而蛮夷则是指这四族以外的族属。华夏族虽然是在夏、商、周以及姜姓这四族的基础上繁衍、扩大，但是顾颉刚先生指出“那时的中原是何等的狭小，诸夏是何等的稀少呵！”那是由于，当时南方的楚国，虽然文化发展程度很高，但被中原人目为蛮夷；燕国虽为召公之后，为周初最早分封的国家之一，但燕王仍说“寡人蛮夷僻处”(19)，以蛮夷自居。因此，华夏的范围在那一时期是十分狭窄的。而且即便是这四族，也并非出自一家。夏族的起源不得而知，商人自谓“天命玄鸟”(20)，周族则以为是出自姜嫄(21)，姜族则自认是四岳后裔(22)，四族皆非出自一族。所以，华夏族虽然是在四族的基础上壮大、生息，但初始阶段，他们的活动地域有限，人数稀少，四族并非原本为一家，也是相互融合的结果。 春秋时期，散播在中原以外，非“诸夏”的族群分布情况大致为：河北南有白狄，山西南有赤狄，陕西有犬戎、骊戎、大戎，河北有山戎，湖北有卢戎，河南有陆浑之戎、扬拒之戎、泉皋之戎、伊雒之戎；山东有莱夷，江苏与安徽有淮夷。江淮之间有嬴姓的江、黄、徐，偃姓的六、蓼、桐、英氏、舒蓼、舒庸、舒鸠，以及不知其姓的州来、钟离、钟吾等。更南方则有群蛮和百濮，可谓种族林立。那么，华夏族的融合是如何形成的？ 顾颉刚先生认为，种族的融合是通过两个大的步骤完成的。首先，是兼并战争在客观上带来的融合。春秋战国时期，越灭吴，吴又为楚所灭，则淮水、长江流域统一；秦灭义渠、蜀，则西北、西南统一；齐向海上开拓、燕向东北开拓、赵向北方开拓，统一了许多异族地区；中原的韩、赵、魏则不同程度融合中原诸戎狄。兼并战争的结果是“他们开辟了无数地方，这些地方是向不受中原文化浸润的；他们合并了无数部族，这些部族是向居于诸夏之外的。这样地工作了二百余年，于是春秋时的许多小国家和小部族全不见了。再经秦、汉的统一，于是他们真做了一家人了”。这是兼并战争带来的地域方面的融合统一。 兼并战争在客观上造成了族属的融合，但较之于兼并战争，各族属之间在心理上、观念上的相互认同，恐怕更为重要。唯有心理上、观念上的相互认可，地域的融合、统一才能够稳固，才能够禁得起历史风雨的考验。探讨华夏族心理、观念方面的融合，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学术研究中，是极为重要的课题。傅斯年先生作《夷夏东西说》，阐述了属于东系的夷、商与属于西系的夏、周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的过程。他指出由于现实中族群的融合，致使在当时的古史记述中，生出种族系统排列的一类做法，以促进现实中的融合。他说“春秋战国的思想家，在组织一种大一统观念时……（将）本来是些互相斗争的部族和不同时的酋长或宗神（糅合为一个传说系统）……‘元首股肱’，不限于千里之内，千年之间。这真像希腊的全神堂，本是多元，而希腊人之综合的信仰，把他们硬造成一个大系”(23)。傅先生的研究揭示出，春秋战国时期在古史记述领域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将本不相干的族属重新组织、编排，使得他们看上去好像原本就是一个统一体。 顾颉刚先生同样从古史记述系统着手，指出共同始祖的追认是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群观念融合的重要步骤。具体而言，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史将原本不相统属的各个族属的始祖追溯为一家，从而造成所有不同族属皆有共同祖先的事实。在这一方面，战国时期所造成的两大始祖就是颛顼和帝喾，进而在他们之上，又有共同的祖先——黄帝。“他们为要消灭许多小部族，就利用了同种的话来打破各方面的种族观念”。共同始祖的追认，在事实上为各族群心理方面的认同提供了最大的可能。经过战国时人的改造，两大系统基本划清，属于颛顼系统的有楚、秦、赵、越、匈奴、齐，属于帝喾一系的则有商、周，如是，融合的任务基本完成。“但他们还觉得不满意，以为这两枝必须并到一干上才好”，即两个始祖还不完善，必须归于一个祖先才算完满。于是，黄帝应运而生。与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密切相关的《五帝德》中，记载孔子的学生宰我向老师询问颛顼和帝喾，孔子说：“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这是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的一支；帝喾则是“元嚣之孙，蟜极之子也”。《帝系》又说“黄帝产元嚣，元嚣产蟜极，蟜极产高辛，是为帝喾”。这是黄帝生元嚣，元嚣生蟜极，蟜极生帝喾的另一支。这样，“颛顼和帝喾就成了同气连枝的叔侄。二千余年来，大家都自以为是黄帝的子孙，原因就在这里”。两大系统终于合二为一，全部出于黄帝这个共同的祖先了。不但如此，战国时人还“把四方小部族的祖先排列起来，使横的系统变成了纵的系统……这样一来，任何异种族异文化的古人都联串到诸夏民族与中原文化的系统里”。 除了有共同的始祖，民族的融合还仰赖于共同的生活地域。而这个共同的地域，在古人的观念中，也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完善过程。顾颉刚先生的研究指出，随着种族的融合，古人的观念中的古代疆域也随之发展。夏、商、周势力所及，按照孟子所说“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24)，夏、商、周三族生活的疆域并不广大。但自秦始皇成就了统一功业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古人再追溯古代的疆域时，就不再是地方仅千里了。如《五帝德》说“颛顼……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砺”，“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将五帝时代的地域夸大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的疆域。《尧典》和《禹贡》划分出九州，《尔雅·释地》也说“从《释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古代疆域似乎由禹而定立。 由此，顾颉刚先生说“战国、秦、汉之间，造成了两个大偶像：种族的偶像是黄帝，疆域的偶像是禹。这是使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这是使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二千余年来，中国的种族和疆域所以没有多大的变化，就因这两个大偶像已规定了一个型式。除了外族进来混合在中国人的集团里之外，中国人总不愿把这个旧型式有所改变。所以虽不会很缩小，也不会很扩张了。”黄帝与大禹，本是春秋战国时人托古的结果。但对于华夏民族的融合，则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战国秦汉时期，正是以汉民族为主导的华夏族形成的关键时期，在精神的层面上塑造出华夏族的共同始祖黄帝、在地域的层面上塑造出华夏的共同区域九州的概念，的确起到了强化民族融合与疆域稳固的作用。黄帝与大禹从此成为人们观念中坚不可移的两个概念，成为华夏民族团结一致的向心所在。顾颉刚先生在古史的研究中，展示了“层累的造成古史”的例证，揭示了两大偶像的塑造过程。 除了种族融合过程中产生出的共同始祖概念、共同生活地域概念，共同的文化基础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条件。华夏民族融合过程中，文化基础是什么？在顾颉刚先生的古史研究中，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但相关研究中，仍可以感受到他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 顾颉刚先生曾撰文对于春秋时期的两位霸主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进行评述(25)。关于齐桓与晋文，孔子曾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26)。孔子对于管仲有很高的评价，说他尊王攘夷，维护了周之正统。对齐桓公的评价也不错，但对于晋文公则有贬损之辞。可是，在顾颉刚先生的古史研究中，从维护华夏传统文化的角度看，齐桓公与晋文公是极可注意的人物！顾颉刚先生评价齐桓公：“为了平王的微弱，郑庄公的强暴，使得中原诸国化作一盘散沙，而楚人的势力这般强盛，戎狄的驰骋又这等自由，夏商周以来积累了千余年的文化真动摇了。齐桓公处于如此艰危的时局，靠着自己的国力和一班好辅佐，创造出‘霸’的新政治来，维持诸夏的组织和文化，使得各国人民在这均势小康的机构之下慢慢作内部的发育，扩充智慧，融合情感，整齐国纪，画一民志，所以霸政行了百余年，文化的进步真是快极了，战国时代灿烂的建设便是孕育在那时的。这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该注意的人物！……可怜桓公一死，中原诸国依然是一盘散沙。……齐桓公的霸业已全部倒坏了。在这间不容发的时候，黄河上游的惟一姬姓大国而且有大才干的君主晋文公就接从齐桓公而起，担负了第二度尊王攘夷的责任。”对于晋文公的霸业，他说“晋文公的主要功绩是城濮之役遏住了楚国，使他们不得向北发展。晋襄公的主要功绩是崤之役遏住了秦国，使他们不得向东发展。有了他们父子，春秋时的中原诸国才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才渐渐孕育了后来诸子百家的灿烂文化。而且秦晋两国又有同样的成就，秦的成就是融化了西戎，晋的成就是融化了狄人。……秦晋两国都费了长期的心思和劳力去经略他们，名义上是把这些部落一个个的剪灭，而实际上却是把全部戎狄民众的文化提高了，好使他们和中原民众站在平等的地位。到战国时就再没有所谓‘华夏’和‘戎狄’的区别了。更说秦国，他们固然在春秋时吃了晋人的亏，出不得崤、函的大门，但他们从此养精蓄锐，努力开发西北和西南……富力日增，形势日利，就完成了统一寰宇的大事业，这也是他们应当向晋人道谢的。倘使晋国守不住这一重门户，秦国可以东向争取了诸侯，那么无非使得春秋时代添上了一个混战的主力，而秦的国力也就消磨在和列强对垒之中了，还那会有秦始皇的光荣历史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齐桓与晋文，北抗戎狄，南挡荆楚，其重要贡献是使得夏商周以来的传统文化不至于由于外族的入侵而停止发展的脚步，从而获得内部积蓄、酝酿的机会，最终发展至诸子百家的文化盛局，其对于华夏文化的贡献的确不可湮没。从这一角度来看，顾先生实际上认为民族融合的文化基础是夏商周以来的传统文化，而这一文化，直接与诸子百家相续，成为华夏文化的正统所在。 有了共同的文化基础，有了根本的共同生活地域，又有了基本的民族心理认同，华夏民族的融合基本完成。顾颉刚先生从辨伪的角度考察古史，揭示了古人在托古的过程中，顺应现实的需求，虚拟了族群融合中的两大偶像。但这托古的两大偶像，在华夏族的发展进程中，倒真正成为人们所真诚认为的、民族融合与团结统一的重要标志，在华夏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华夏民族与其他民族（族群）融合，以及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 见《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② 吴其昌：《吴其昌眼中的王国维》，原载于1943年8月成都《风土什志》，原题为《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今摘自曾智中、尤德彦根据原件所整理者，见《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21日“文史天地”版。 ③ 曹聚仁：《天一阁人物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有关顾颉刚先生对民族问题、边疆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可参考王煦华《顾颉刚先生在西北——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2期；赵夏《顾颉刚先生对边疆问题的实践和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王希隆、付军《顾颉刚先生在西北》，《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 ⑤ 见王煦华《顾颉刚先生在西北——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⑥ 见《顾颉刚日记》第4卷（1938—1942），台北联经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53页等。 ⑦ 《顾颉刚日记》第56页等。 ⑧ 《顾颉刚日记》第64页。 ⑨ 《顾颉刚日记》第95页。 ⑩《顾颉刚日记》第81页。 (11) 《顾颉刚日记》第98页。 (12) 顾颉刚先生在1939年12月9日写道：“牛若望及方豪两神父来，为办《边疆周刊》事”，这是在日记中他第一次提到《边疆周刊》。见《顾颉刚日记》第171页。 (13) 《顾颉刚日记》第173页。 (14) 《顾颉刚日记》第174页。 (15) 按，迤西为明清时期对云南西部地区的称呼。 (16) 此信写于1939年。原文选自台北《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五期，1963年5月1日。转载于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17) 《顾颉刚日记》1939年3月4日、4月15日所记，第206、221页。 (18) 见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其实，在昆明期间，顾颉刚先生与其他参与论辩的吴文藻、费孝通先生的交往是颇为频繁的，见《顾颉刚日记》1938年11月—1939年2月所记，如1938年11月16日记“七时半，回屋休息，与孝通、有义谈至九时眠”，11月28日“参加文藻等发起之云南民族学研究会”。 (19) 《战国策·燕策》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 (20) 《诗经·商颂》，《十三经注疏》本。 (21) 《诗经·大雅》及《鲁颂》。 (22) 《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姜氏戎自谓“是四岳之裔胄也”，《十三经注疏》本。 (23)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原载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1月。又见收于《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4) 《孟子·公孙丑上》，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 (25) 《齐桓公的霸业》，原载1944年1月1日《文史杂志》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又与《秦与晋的崛起和晋文公的霸业》同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这两篇论文的写作时间在1939年4月3日，5月8日，正与《中华民族是一个》写作时间段同。见《顾颉刚日记》第181页，228页。 (26) 《论语·宪问》，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