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渝川 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宫崎市定（1901-1995）曾长期担任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并在哈佛大学、巴黎大学、汉堡大学等世界名校担任客座教授。宫崎市定毕生致力于中国史研究，着重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的观察分析范畴，深入发掘了同一时期中华古代文明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相互影响，并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评述了不同王朝的盛衰成败。 宫崎市定是日本历史学界、汉学界中有名的“京都学派”代表人物。这个学派的重要观点是，建立整体视角，强调亚欧大陆的文明交流融合，并赋予包括战争等交流、融合方式的正当性，也因此备受争议，被认为是为日本自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以来的侵略行径张目。 在京都学派历史学家的作品中，经常可以见到有意将中国的汉、唐、元、明、清等王朝称为世界性帝国的说法，更频频强调南北朝时期、五代时期多个北方割据政权、少数民族政权的“异民族背景”。这些说法通常都符合史实，统一强盛的帝国（王朝）及割据边疆的政权，反映出人员、文化等多方面的跨地域交流，但并不因此意味自古至今的侵略和战争具有正义性。 当然，需要肯定的是，包括京都学派历史学家在内，很多日本历史学家长期不懈进行中国史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史纳入整个世界史范畴进行考量，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古代以来史家偏重“正统”王朝而忽略边疆地区、割据政权及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等方面的不足，打破了史家传统中过度的道德化评价方式（即以历史人物个人道德展开历史评价），对于我国国内的古代史研究及欧美世界历史学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宫崎市定中国史》（焦堃、瞿柘如译，浙江人民出版社），是宫崎市定生前最为有名的作品。全书分为总论及依照不同时期划分出的中国古代史（夏商周、秦及两汉）、中世史（三国、魏晋南北朝、唐、五代）、近世史（宋元明清）、最近世史（民国时期）。在书的总论中，宫崎市定阐述了他的治史理念，包括要警惕对史实进行概括抽象后过度阐发的错误做法、反对将中国史局限在古代中国或古代东亚范畴内进行研讨等，都极富见地。 宫崎市定引入了“景气”一词，来描述和评价古代中国历代王朝的盛衰。人口和经济增长，货币数量增长，再加上相对开明的治理和可以维系基本安全的军力，就是好景气的时代；反之，仅仅拥有强大军力，却不擅长内政治理，货币大量流出，也只能称作为坏景气时代。以此标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内，土地兼并、商业发展等被史家称为动摇统治根基的现象，却往往产生不同的后果和结果，这其实与时代的景气指数相关。 东汉中后期出现了持续多年的政治、社会、经济乱局，宫崎市定认为，这是因为周朝以来的都市国家所匹配的地方自治体系陷入崩溃，统治终端被异化为豪族控制的庄园，导致朝廷无法整合各方面资源维持统治运转。在进入中世史阶段后，古代中国的经济不景气状况愈发严重，这不仅是因为战争频繁、治理失败，更与同时期黄金的外流（货币不足导致不景气）密不可分。 宫崎市定认为，中国的中世史阶段，实质上就是一部贵族制由强转衰的过程；而在近世史阶段，贵族阶层趋于消亡，平民中的中上层发展为士大夫阶层，与科举制相匹配，诞生出具备治理能力的官僚阶层。宋代较为彻底的完成了向财政国家转型的过程，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都市开始出现，都市中的手工业、商业形态与稍晚进入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非常接近。依照宫崎市定的观点，蔡京在宋代首创了“经营城市”理念，即一种攫取经济和文化资源集中在宋朝都城汴京，而无视其他地区特别是农村衰变的短视发展理念，这成为北宋在末期迅速失去人心和军事抵抗能力的最主要原因。 有别于日本其他不少中国史研究专家，宫崎市定对元代的评价很低，认为这是一个除了军事以外没有基本政治组织能力、经济治理能力和文化创造能力的时代，这更接近于中国本土历史学家的见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