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禹王画像  秦始皇画像  仿制九鼎  清朝玉玺“皇帝奉天之宝” 回首我中华古史，最高统治权之确立，常带有神秘色彩，往往需要一种具像化的器物，以作为正统合法的象征。因在先人心目中，自然万物与人一样，皆蕴涵着固有的生命潜能与灵性。这就是所谓“万物有灵”的观念。而作为生命本源的“灵性”和神秘的生命力，则弥漫于各类物质之中，通过与人类的接触、感应，与人相互渗透和交流。这是处于原始宗教阶段的信仰模式。在这种宗教情结的驱驶下，先民们努力营造出一种充满灵性的神秘氛围，其具体体现便是将各种形象再现于制器，以象征上苍权力的至高无上。在此过程中，吉金（即精美的青铜器）和美玉逐渐脱颖而出，分别承当过十分重要的角色。而金属铸造技术成熟较早，各种器皿多有铸造而成者。作为最高权力象征的九鼎，也就应运而生。 一、九鼎传说 鼎原本是古代烹饪之器的一种，用以炖煮和盛放肉食。鼎内置物，鼎下足间举火，功能与现在所用的锅无异。“鼎”字属于象形字，经过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直至当今的楷书，仍保留着鼎的形体特点，拥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带有浓重的活化石色彩。据许慎《 说文解字》，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而出土的古鼎可以证明，三足圆鼎确实是通用形制，但也有特例。比如著名的“司母戊鼎”，就是四足方鼎。最初的鼎，是由黏土烧制而成，属于陶鼎；后来因铸造技术的进步，青铜鼎逐渐成为主流。鼎也终于成为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的典型器物，曾长期被视为立国重器，象征着国家的威仪和权力。同时，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旌表功绩，记载盛况。 以鼎为祭器或礼器的作法，源远流长。礼仪源于先民的风俗习惯，礼器则脱胎于生产生活用具并予以升华，鼎随之也就从当初的炊具被赋予了神圣的职能。据《墨子•耕柱》，早在夏启之时，鼎已被作为祭器或神器。另据《说苑•君道》记述，商时，大旱七年，汤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天大雨，表明商代同样以鼎为礼器。在殷墟甲骨文中，求雨用鼎之记录不止一处。周代，重大祭典上重要祭品也被放置于鼎中。《逸周书•世俘》载，武王灭商后，返宗周告庙献俘，杀祭商重臣百余，将人头放在鼎中，由参与祭祀的“小子”、“邦君”奉上祭台。 夏商时期，等级制度不断发展。鼎作为祭器，同时也承当着等级标志物的角色。至周代，等级制度即所谓礼制繁琐而严密，各种礼器的使用因贵族身份等级不同而有严格的规定，用鼎制度更占有核心位置。据《春秋公羊传》载，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汉何休《注》云：“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随着用鼎制度的确立，鼎成了权力的信物，而“九鼎”则为最高权力的象征。 关于禹铸九鼎的传说，几乎是家喻户晓。但确切的文字记载，则较为晚近，最早见于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左传》。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兵至伊川伐陆浑戎，后至洛水，在周王室境内陈兵示威。周定王无奈，遣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王借机询问九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道：政德清明，鼎小亦重；国君无道，鼎大亦轻。周王朝定鼎中原，权力天赐，鼎之轻重不当询问。楚王问鼎，大有觊觎周王朝天命而代之的不臣之心。以致其后 “问鼎”专指图谋篡夺王位的图谋。 在其后行世的《战国策•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记载，秦临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颜率，率请东借救于齐。至齐谓齐王曰：“夫秦之为无道也，欲兴兵临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画计，与秦，不若归之太国。夫存危国，美名也；得九鼎，厚实也。愿大王图之。”齐王大悦，发师五万人，使陈臣思将以救周，而秦兵罢。齐将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颜率请东解之。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周赖大国之义，得君臣父子相保也，愿献九鼎，不识大国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梁。”颜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楚。”对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于叶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终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颜率曰：“弊邑固窃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壶酱甀耳，可怀挟挈以至齐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漓然止于齐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輓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齐王曰：“子之数来者，犹无与耳。”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弊邑迁鼎以待命。”齐王乃止。这是记载九鼎最为详细的一则文献资料，但描述其规制之大，令人难以确信。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诸侯群起，逐鹿中原。前述楚庄王之“问鼎”，秦王之“求鼎”皆是对最高权力的觊觎；而周王为自保，便不断神化“天子九鼎”，经御用文人前仆后继的加工创作，使九鼎最终成为大禹所铸，三代相承之宝器，被蒙上一层层神秘色彩，且不断向细节深化。《左传》中便有涂山大会的记载。禹大会诸侯于涂山，诸侯各带朝贺礼物，大国献玉，小邦献帛。后各方诸侯复来阳城献“金”，“金”即青铜。九州所贡之铜年年增多，大禹便受黄帝轩辕氏功成铸鼎的启发，将各方诸侯进献之金，铸成九鼎。一州所贡之金用来铸本州之鼎，并将州内山川形势与各种奇异禽兽、神怪等一并铸于鼎上。五年后，九鼎成，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梁州鼎、雍州鼎。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象征中枢。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阳城，借以显示禹为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君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将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之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后夏朝为商所灭，九鼎迁于商朝的都城毫邑。商朝为周所灭，九鼎就迁于周镐京。后成王在洛邑营造新都，又将九鼎安置在洛邑，谓之定鼎。这就是所谓“鼎在国在，鼎失国亡”。九鼎作为镇国之宝、传国之鼎传徙三代约二千年。无论朝廷还是民间，“禹铸九鼎”的神圣性已不容置疑。 至西汉时，司马迁采当时流行说法予以总结归纳，《史记•孝武本纪》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鬺享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 秦昭襄王时，“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可见，在周末战火频仍的混乱中，九鼎神秘失踪，成为千古之谜。 秦始皇时，命制传国玉玺，君权信物已由金转玉，但其仍思得九鼎。《史记》载，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至汉时，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方士新垣平云“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汾阴有金宝气，周鼎要出现，要在汾阴南，临河建庙迎周鼎”。后新垣平因诈称“金宝气”等事发被杀，并株连其家室宗族。但武帝即位以后继续迷信鬼神，方士们在新垣平鼓吹迎取周鼎五十年后，诈称汾阴出土宝鼎，献于武帝，武帝大赦天下，改元元鼎。 秦皇、汉武未得到九鼎，其后帝王便不再继续寻觅，却每有仿铸之议。据《资治通鉴》载，武则天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夏四月铸成九鼎，徙置通天宫。豫州之鼎名曰永昌，髙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兖、青、徐、扬、荆、梁、雍八鼎，各有其名，髙一丈二尺，受千二百石，各写其州山川物象，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二十一斤。《宋史》记载，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用方士魏汉津之说，备百物之象，铸九鼎，翌年鼎成。取九州水土内鼎中，置于九成宫；政和七年（1117年）后又用方士言，铸神霄九鼎。翌年鼎成。曰太极飞云洞劫之鼐、苍壶祀天贮醇酒之鼎、山岳五神之鼎、精明洞渊之鼎、天地阴阳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灵光晃耀炼神之鼎、苍龟火蛇虫鱼金轮之鼎，奉安于上清宝篆宫神霄殿，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大举入侵，北宋帝后及宫中之物一并被掳。后无下文。 二、传国玉玺 秦以后，九鼎之地位被传国玉玺取代。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唐武则天时又改称传国宝，为秦以后历代帝王相传之印玺，乃奉秦始皇之命所镌。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篆字，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之信物。嗣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也。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据《南齐书•舆服志》载，传国玺，秦玺也。晋中原乱没胡，江左初无之，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此后，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板天子”，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由此便促使欲谋大宝之辈你争我夺，致使该传国玉玺屡易其主，辗转于神州赤县凡二千余年。然终于销声匿迹，至今杳无踪影，辄令人扼腕叹息。 “传国玉玺”就材于“和氏之璧”。春秋时，楚人卞和在山中得一璞玉，献与厉王。王使玉工辨识，云为石也。王怒，以欺君罪刖卞和左足。后武王即位，卞和复献玉，仍以欺君罪再刖右足。及文王即位，卞和抱玉坐哭于荆山之下。文王遣人问询，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文王使良工剖璞，果得宝玉，因称和氏璧。威王时，相国昭阳灭越有功，王以此和氏璧赐之。旋昭阳在水渊畔大宴宾客赏璧，是时有人大呼：“渊中有大鱼！”众人乃离室临渊观之，回席后和氏璧竟不翼而飞。当时疑为门人张仪所窃，于是拘仪而严加拷问无果。张仪受此凌辱，怀恨在心，便一气之下，离楚入魏，再入秦，秦惠文王后元十年（前315），拜为秦相，乃游说诸国联秦背齐，复以使节身份入楚，瓦解齐楚联盟。后拘怀王，克郢都，尽取楚汉中之地，终于得报此仇。 后此璧为赵国太监缨贤所得，旋被赵惠文王据为己有。秦昭王闻之，“遗书赵王，愿以十五城请易璧”，当时秦强赵弱，赵王恐献璧而不得其城，左右为难。蔺相如自请奉璧至秦，献璧后，见秦王无意偿城，乃当廷力争，宁死而不辱使命，并以掷璧相要挟，终致秦王妥协，得以“完璧归赵”。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秦破赵，得和氏璧。旋天下一统，嬴政称始皇帝。命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咸阳玉工王孙寿将和氏之璧精研细磨，雕琢为玺。传国玉玺乃成。据传，秦王政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乘龙舟过洞庭湖，风浪骤起，龙舟将倾，秦始皇慌忙将传国玉玺抛人湖中，祈求神灵镇浪。玉玺由此失落。而八年后，华阴平舒道有人又将此传国玺奉上。自是，其随江山易主凡不下十数次，尽尝坎坷流离之痛楚。 秦子婴元年（前207）冬，沛公刘邦军灞上，秦王子婴跪捧玉玺献于咸阳道左，秦亡。传国玺得归刘汉。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权，时孺子婴年幼，玺藏于长乐宫太后处。王莽遣其弟王舜来索，太后怒而詈之，并掷玺于地，破其一角。王莽令工匠以黄金补之。及莽兵败被杀，禁卫军校尉公宾得传国玺，趋至宛，献于更始帝刘玄。更始帝刘玄三年（公元25），赤眉军杀刘玄，立刘盆子。后刘盆子兵败宜阳，将传国玺拱手奉于汉光武帝刘秀。至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灵帝熹平六年，袁绍入宫诛杀宦官，段珪携帝出逃，玉玺失踪。 至献帝时，董卓作乱。孙坚率军攻入洛阳。某日辰时，兵士见城南甄宫中一井中有五彩云气，遂使人入井，见投井自尽之宫女颈上系一小匣，匣内所藏正是传国玉玺。孙坚如获至宝，将其秘藏于妻吴氏处。后袁术拘吴氏，夺玺。袁术死，荆州刺史徐璆携玺至许昌，时曹操挟献帝而令诸侯，至此，传国玺得重归汉室。 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献帝被迫“禅让”，曹丕建魏，改元黄初。乃使人于传国玺肩部刻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以证其非“篡汉”也，实乃欲盖弥彰。魏元帝曹奂咸熙二年（公元265），司马炎依样而行，称晋武帝，改元泰始，传国玺归晋。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前赵刘聪俘晋怀帝司马炽，玺归前赵。十九年后，后赵石勒灭前赵，得玺。更别出心裁，于右侧加刻“天命石氏”。。又二十年，再传冉魏，后冉魏求乞东晋军救援，传国玺为晋将领骗走，并以三百精骑连夜送至首都建康（今南京），由此，传国玺乃重归晋朝司马氏囊中。 南朝时，传国玺历经宋、齐、梁、陈四代更迭。隋一统华夏，将传国玺收入隋宫。大业十四年（公元618）3月，隋炀帝杨广被杀于江都（今扬州），隋亡。萧后携太子元德携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 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乃刻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自慰。 贞观四年（公元630），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玺归于李唐，太宗龙颜大悦。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唐天佑四年（公元907），朱全忠废唐哀帝，夺传国玺，建后梁。十六年后，李存勗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玺转归后唐。又十三年后，石敬塘引契丹军至洛阳，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 后周太祖郭威时，遍索传国玺不得，无奈镌“皇帝神宝”等印玺两方，一直传至北宋。北宋哲宗时，有农夫名段义者于耕田时发现传国玺，送至朝廷。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乃始皇帝所制传国玺。而朝野有识之士多疑其伪。至北宋末年，徽宗好风雅，增刻印玺十方，时人有画蛇添足之讥，其实徽宗似有淡化传国玺地位之深意在其中也。 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传国玺”被大金国掠走，其后便销声匿迹。 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世祖忽必烈崩。“传国玉玺”忽现于大都，叫卖于市，为权相伯颜命人购得。伯颜曾将蒙元收缴各国之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传国玉玺亦恐在其中而遭不测。 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号大明，改元洪武。继而北伐，蒙蒙元廷弃中原而走漠北，继续驰骋于万里北疆。明初，太祖遣徐达入漠北，穷追猛打远遁之残元势力，其主要目的便是索取传国玉玺，然最终还是无功而返。明清两代，时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然皆附会、仿造之赝品。如明孝宗时，曾有人进献所谓传国玉玺，孝宗认定其为赝品而未采用。至清初时，紫禁城藏御玺二十有五，其中一方即被称作“传国玉玺”。而乾隆时，高宗皇帝颇好考据，钦定其为赝品。但权且以假当真，聊以充数，亦无深究者。 民国成立，清廷退位，但依优待条件，仍盘踞紫禁城而称孤道寡。直至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此“传国玉玺”复不见踪影。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至今仍无下文。 由是，历经两千余年风风雨雨、扑朔迷离，“传国玉玺”数隐数现，最终湮没于历史的漫漫长河之中。皇帝亦淡出中国历史，更无所谓“白板”不“白板”矣。 三、金玉无价 从文化学角度言之，九鼎是金文化的极致，玉玺是玉文化之神品，均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禹铸九鼎虽属传说，但从陆续出土的商代大铜鼎可以确凿证明，至迟在商代，我国就已进入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代表着一个重要的文明时代。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代晚期的青铜鼎，是现存最大的商代青铜器。鼎腹内有“司母戊”三字，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铸。此外，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和颂鼎等实物，都是西周时期的著名青铜器。以鼎为主流的青铜器所铸铭文，详细记载了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和册封、祭祀、征伐等史实，使西周时期通用的籀文即大篆文字流传后世，形成了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金文书法艺术。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篆，在汉字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而有铭文的青铜鼎作为金文的载体，也因此更加身价倍增，成为珍贵文物。至今，“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成语仍在应用，表明九鼎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已融入中华传统而不可磨灭。玉文化则将先人对理想道德最高境界之追求，比附于玉之坚洁精美；将高尚人格之砥励磨练，寓之于美玉之琢磨精雕。使玉由单纯饰佩升华为实用、审美与修养三位一体的伦理人格风范之标志。中华文化具有早熟性特征，先秦时期便达到了不可逾越之高峰。而其后文化之扩展，无不是对先秦文化之解读、阐发与稀释，故而绵延至今的金玉文化，万变不离其宗也。这种象征性在清代文学名著《红楼梦》中曾再次予以展示。书中第八回名“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云薛宝钗有一金锁，刻有“不离不弃，芳龄永继”；而贾宝玉有一玉佩，刻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即所谓金玉良缘。不难发现，这是金玉文化在民间层面的存留，曹雪芹明显受到古老的鼎玺文化的启发。 综上所述，金文化与玉文化皆为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其间流淌着我华夏先民之灵性；透过历代对九鼎和玉玺的膜拜与追逐，可感悟到其敬天知命的诚挚情怀。而从九鼎到传国玉玺，清晰地展示出金文化向玉文化过渡的过程，材质由金而玉，象征着追求天然高于人工的反朴归真的价值取向；规制由大而小，则体现出天命之作用的式微，人事之作用的提升。而数量由九而一，则体现出最高权力不可分割的集权趋势。二者相互衔接，集中体现了历时数千年孕育出的传统文化之神秘性与象征性，因而具有永恒的珍贵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