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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二（6月30日），所里全天都有讲座。上午10点，第三会议室的那一场，主讲人是本所的一位退休学者，年届古稀的罗贤佑先生。题目是自拟的：“中国历史上的族际互动与文化认同”。 罗先生口若悬河，一气讲了近两个小时。会议室里，坐满了所内外相关学科的学者，大家听得专心致志，兴味盎然。罗先生的讲座，讲的是一大堆看起来相当枯燥的理论问题，为什么能这么吸引人呢？一位自称“脱离学界已久”的老学者，一段题目并不算新奇而且不时引经据典的言说，为什么能引起那么多年轻一些、似乎也更关心学术研究前沿的同行的共鸣呢？ 答案，或许就在讲座的内容之中。 罗先生的讲座，一上来就吊足了听众的胃口。他转述周恩来总理1957年的一篇讲话，郑重地提醒大家：研究“中国的民族发展史”，研究“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由来”，其实是执政党对史学界历来的要求。问题也接踵而至：既然是国家领导、执政党的要求，是不是有什么固定的政治框架呢？ 仿佛是为了回应这类问题，罗先生引了白寿彝先生的一段话：我们对许多“习以为常”的理论问题，都需要重新认识。白先生所举的例子，也耐人寻味。他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大家“当然都不会有什么意见”；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则“有待具体分析”，“说得太笼统，就缺乏说服力”。白先生这里将“政治概念”与“历史概念”划分开来，并且将“笼统而言”还是“具体分析”、是否具有“说服力”作为判断的标准，可谓用心良苦。 白先生讲那一段话，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关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讨论，后来进展如何呢？罗先生告诉我们：目前，对这个问题，“还有比较大的探索空间”。 白先生的话很有分寸，罗先生的话同样很有分寸。但听众立刻就悟出其弦外之音：从历史的角度看，迄今为止，对于上述命题的研究，依然比较“笼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罗先生随即展开了自己独具一格的论辩。 关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罗先生用他惯有的诗一样的语言加以描绘，说是“民族有分合，领土有盈缩，政权屡更迭，形势常变化”。但结果是人所共见的：与世界其他几大古代文明相比，“中国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过。按照罗先生的解释，“中国文明从来没有中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中国文明在“民族融合、文化更新的动态过程”中，“不断融入新鲜血液”。罗先生在他的民族史理论阐述中，首先建立起文明发展与民族互动的逻辑联系。 罗先生指出，中国文明的演进，还有另一个重要面相，即连通整个王朝时代的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他将中国与欧洲的情况做了一番比较，认为中国“即使在政治上发生了分裂，民族间还是在一体中做多元的运动，所以统一的局面一直不断扩大”。他借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此后以统一为常情为正轨，分裂为变态为异道，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他的问题更是引人深思：“大一统的王朝版图内居住着众多的民族，其发展不等、形态各异。究竟是什么力量和因素把这么多民族统一起来”了呢？ 罗先生认为：中国的统一之所以能够得到巩固和推进，除了“地理环境等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民族关系的具体发展特点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我国独特的历史，要从中国有众多民族内在联系不断发展当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 罗先生说：“从现有文化遗存来看，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性已得到公认。”苏秉琦先生对此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就是“满天星斗”。罗先生进而提出：周边民族对中原“诸夏”的“渗透和交融”，中原“诸夏”对周边民族的“辐射与吸纳”，一直在交互影响，成为“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基本的动力”，并“最终造成统一国家的基本格局”。 他说“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一部中国史，从民族的角度来说，就是一部民族关系史，一部民族之间的互动历史”，这是我国学术界的一项共识。而在他眼中，关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最精辟的表述，无疑是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 罗先生解读费先生的学说：“多元”是指各民族都有其特殊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而区别于其他民族”；“一体”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中华民族的“一体”，是各民族的“多元”中所包含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 根据罗先生的看法，中国历史上民族互动的过程，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其中有“和平交往的一面”，也有“对立冲突的一面”。问题也由此产生：民族间的和平交往与对立冲突，到底什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呢？学界以往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各民族的友好往来是主流；另一种认为民族压迫和民族战争是主流。罗先生指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中国这么广袤的地域，这么多的民族，差异这么明显的生存环境，为什么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国家”，而不是“像地理范围相似的欧洲那样形成许多单一的民族国家”？ 罗先生回忆了老一辈民族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论述，翁独健先生提出：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与互动，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也曾“不断出现过统一或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这才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白寿彝先生也认为：“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就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 罗先生归纳各家之说，并申明自己的观点：各民族之间虽然时和时战，时战时和，但总是“越来越趋向于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越来越趋向于统一，成为一种历史潮流”。 为了将讨论引向深入，罗先生继续追问：为什么各族之间存在着这种“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关系”？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他的答案清晰、明了：“经济关系是最本质、是决定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并作了具体的阐述：各民族之间，特别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随着各自经济生活的不断扩大，必然逐步形成互相需要、产品交换的依赖关系和带有地区分工性质的供求关系”。民族关系的存在和发展，“首先是各族之间经济利益的存在和发展”。他认为民族之间的和与战，“一般都是为了达到经济上的联系和依赖”。这种经济上的联系和依赖，“成为民族关系的牢固纽带和坚实基础”。 罗先生结合自己对中国北方民族史的长期研究，将北方与南方民族相对照，开辟了一个重要的视角。据他说：可能是由地理环境等因素所决定，“中国南方民族一般只形成分散的、实力有限的地域性集团，很少对中国历史的全局发生影响”；而“北方草原民族”则往往“形成实力强大的集团”，对“中原地区乃至中国历史的全局”产生“巨大的影响”。罗先生认为：“中国民族关系史上最突出甚至是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矛盾”，这种矛盾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 南北双方“为争夺生存空间时常引发出剧烈的冲突、碰撞乃至战争”。但在罗先生看来：“为掠夺而发动战争这一天性”，正是“由游牧经济的生产特色决定的”。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战争是“国家和王权产生的主要媒介”，并“最终导致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国家的出现”。 罗先生进而以成吉思汗和蒙古族的历史贡献为例，揭示“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同样存在着以暴力书写的历史”，而“与碰撞与冲突相携而来的，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所起的作用不断增强，以及农耕游牧两大民族群体的交往、融合的不断扩大和深入”。 他的结论意味深长：“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由多元逐渐趋于一体的过程，主要是通过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碰撞和互动来完成的，这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和渠道，带有历史的必然性。”战争和与之相伴的迁移、交往、贸易等“多种因素的交合作用”，使“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最终统一起来”。 罗先生的探究，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从经济、政治的不同层面，剖析中原汉族同蒙古游牧民之间那种“拆不开、打不散的天然的依存与对立关系”。他尝试用白寿彝先生“民族重新组合”的特别术语，来为“胡汉民族的交融混化及历史变迁”定性。强调民族的重新组合，“是经由激烈的历史震荡而完成的”。他还引用了白先生另一则著名的论断：“民族矛盾的机会增多了，民族融合的条件也增多了”。 罗先生讲座的第二个主题，是“民族互动必然伴随着文化的交融与认同”。按照他的说法，“任何一种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完全不受外在文化的渗透，纯粹依靠内部的新陈代谢，实现封闭式的自我更新，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甚至更为突出”。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认同性”，“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共同生活，彼此吸收对方的文化成果，文化的融合为政治认同提供了基础，各民族之间发展起持久而巨大的亲和力、凝聚力”。 他的另一项意见更有新意，他说“中国古代民族融合过程中固然不乏流血战争，但各民族在文化方面的沟通和认同，却基本上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其原因所在，则是由于“中国古代主体民族在处理民族间关系时”，具有“涵容性和变通性”。儒家主张“修其政，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放弃“用强力手段改变当地民族的生活习俗”，这类做法“对于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罗先生的结论是，“和其他领域民族融合的形势相比，中国古代在文化领域的民族交汇与认同，基本保持着平和的气氛，是一种比较和平的融汇方式”。 罗先生的讲座渐入佳境，听众大呼过瘾，无不聚精会神。罗先生举例说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文化混融”，特别介绍了金启琮先生关于普通话缘起的一篇文章。 金启琮先生的研究表明：现在流行的普通话，是阿尔泰语系的鲜卑、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说的一种“蹩脚”的汉语。由利玛窦用罗马拼音的记录可以看出，四百年前的北京话，其实是明朝官话（吴语）。满人进京后划定内外城，随之出现了“满人和汉人两个社群”，也出现了“满语和明朝官话两种语言”。 由于汉地的许多事物，在满语中很难表述，所以传统满语在北京城里，难以成为满汉人群之间顺畅交流的工具。此时，改造满语已经来不及了，满人除了学习和模仿汉语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词汇和语音），就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于是第三种北京话出现了，那就是满人“蹩脚”的汉语（金先生称之为“满式汉语”）。 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巩固，也随着使用“满式汉语”人口的不断增加，这种“蹩脚”的语言逐渐成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共同语言”，也就是最早的普通话。金先生指出，英语、法语等西语中的mandarin，谐音“满大人”，正是指这种“蹩脚”汉语。随着北京内城“mandarin”的形成，出现了一个固定说这种话的人群，就是当时最高的统治阶层——八旗贵族。Mandarin，也成为清朝统治者的官方语言——满清官话。与其他汉语方言相比，当时的满清官话已经接近于今天的普通话。进而随着八旗贵族不断从北京的内城走向全国，各地第一行政长官的口音就成了当地的标准口音，“满清官话”最终也成为中国的“国语”。 从“满清官话”形成的历史看，它受满语的影响主要在语音方面，词汇和语法则主要源于汉语。金先生认为，鲜卑语、女真语、蒙古语和满语等阿尔泰语系语言，具有许多相同因素，几乎是“十同六七”。因此，北京的语音是“胡音”，语言是汉胡语言的“大杂烩”。金先生总结说：今天北京话的语音不是出自传统的汉语，而是源于满蒙语音主导的“胡音”。但满族是统治阶级，他们的话就成了正统，尽管那是一种“蹩脚”的国语。 罗先生的转述，一段故事，一段考证，引人入胜，会议室中的气氛也达到了高潮。 他下面一段话相当精彩：“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整个古代的形成发展，本质上是以华夏或汉族为主体的农牧两大类型民族的统一；以华夏或汉文化为主干，农牧两大类型文化的冲突、撞击，进而结合与交融；以汉地耕作农业经济为基础，农牧两大类型经济的相互依赖与相互补充。没有这些客观的深层次不可分割的联系，任何单纯依靠军事力量维持的统一都不可能长久，更不可能在完全分裂之后又重新达到更高度的统一，以至于完全得到巩固与确立。” 接下来，罗先生用费孝通先生的两段话，概括自己讲座的内容，第一段话是：“我们不要把民族看死了，在中国这样长的历史里，民族变化多端，你变成我，我变成了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且有些合而未化，还保留了许多原来的东西。”另一段话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这个整体又是由许多相互不能分离的民族组成。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密切，有分有合，有分而未断，合而未化，情况很复杂。这个变化过程正是我们要研究的民族历史。” 罗先生趁热打铁，又讲了自己对理论研究尤其是民族史理论研究的看法。他认为研究历史学，有特定的要求，如洪业先生的“五个w”，即“what、who、when、where、why”；邓广铭先生的“四把钥匙”，即年代学、历史地理、目录学和职官制度；以及韩儒林先生的“第五把钥匙”，即边疆民族历史研究处理多语种史料所需的审音勘同之学，都是治史的重要条件。但理论修养即古人所谓“史识”，更是必不可少。 罗先生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对于历史学科或民族学科整体来讲，民族史学所研究的对象有着它独特的内在规律和本质特点，需要进行理论的概括来加以说明。”他认为“进入新时期之后”，费孝通先生在理论研究方面最有建树，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架构，对民族学和民族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林耀华先生语） 罗先生话锋一转，不无遗憾地点明：当今民族史研究中“理论创新的成果”稀少。研究者往往“不能将宏观的结构分析和个体研究充分地联系起来”，显示出“民族史研究中理论和方法上的不足”。言外之意，费先生是后继乏人了。 鉴于这种尴尬的局面，罗先生在民族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对年青一代有着殷殷期许。他说：“随着民族史研究的范围逐步扩大和深入，越来越多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被提了出来。探讨和回答这些问题，从综合性、历时性的动态视角来研究民族历史问题，努力总结出我国历史上民族互动和文化认同的规律或机理，将是值得探索的一个研究空间，也是我们应该肩负起来的一个重大课题。” 罗贤佑先生的结束语，是邹逸麟先生的一段话：“希望后人超过我们，而不能绕过我们。”罗先生提醒后来者，不要企图“绕过”前辈学者尤其是那些学术巨匠们已有的成就；同时又鼓励后来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要像牛顿那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争取超越前辈、胜过前辈，在学术研究中攀登更高的山峰。 罗贤佑先生的讲座结束了，听众意犹未尽，他们围绕讲座的内容，从民族史研究、民族研究的理论问题到现实问题，继续向罗先生请教，问题一个接一个，讨论十分热烈。 罗先生的讲座其实远未结束，因为它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思考： 比如，关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命题，“政治概念”和“历史概念”是否存在差异？“历史概念”如果包含了对以往政治进程的总结性认识，“政治概念”是不是也要相应加以修正？ 再比如，欧洲和中国历史上，都出现过所谓“蛮族”即游牧民族的“入侵”，对欧洲和中国的政治、社会乃至文明进程，造成了剧烈的冲击，甚至改变了欧洲和中国历史行进的轨迹。问题是，欧洲历史上的“蛮族入侵”，无论次数还是持续的时间，都不能和中国同日而语。中国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遭遇“蛮族入侵”？中国的帝制时代，从秦始皇建制到清帝退位，北方游牧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南下，并反复入主中原，而中国和欧洲，最终形成了统一与分裂两种截然相对的政治格局，是不是也与此有关？ 又比如，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互动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进而造就并维持了大一统的局面。可是，当十九世纪中叶，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与分裂的欧洲各国，儒家的中华文明与基督教的欧洲文明相遇时，竟然不堪一击，一败涂地。中国的大一统以及“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为什么没能在世界近代的历史上，对“中断过”的其他文明保持优势？中国内部的民族关系、民族因素、民族问题，与中国长期被挡在近代化国家的门槛之外，有没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又比如，白寿彝先生说：“民族矛盾的机会增多了，民族融合的条件也增多了。”依常理，民族和睦的机会增多，民族融合的条件才会增多。难道说，民族矛盾比民族和睦，为民族融合创造的条件更充分吗？ 又比如，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间的战和关系，究竟哪一面是主流的问题？翁独健、白寿彝等多位民族史大师认为，战与和都不是主流，主流是各民族“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与互动，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力”，“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前辈学者在讨论中是否置换了概念，我们姑且不论，但这个问题的提出，本来是为了比较在民族关系的发展中，战、和两种方式、途径，作用孰大孰小、影响孰轻孰重，即使各民族经过战与和的复杂互动，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接触愈来愈密切”，并最终实现了“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的“双赢”局面，分析、对比“战与和”不同的过程，到底有没有意义？ 换言之，在整个中国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发展的长时段中，战和关系究竟哪一种更为常见？哪一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更为常见”或“决定性作用”，是不是也可以作为判断所谓“主流”的重要指标？如果确如罗贤佑先生所言，“与碰撞与冲突相携而来的，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所起的作用不断增强，以及农耕游牧两大民族群体的交往、融合的不断扩大和深入，”是不是就意味着：突出表现“碰撞与冲突”的“战”——战争状态，才是对民族关系发展产生关键影响的那一环？ 或许，我们对战和关系哪个是民族关系的主流，根本就不该发问：两造都是伪命题？ 又比如，大陆历史学、民族史学领域理论研究的薄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十年动乱时期曾大力提倡学习理论，甚至有“全民学哲学”、“学专政理论”的盛况，但彼时理论定于一尊，导致学术界，包括贵为显学的历史学在内，形成万马齐喑的惨淡局面。如今要加强历史学、民族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一种开放的态势，兼容并蓄，是不是更有利于理论的创新和学术的进步呢？ …… 凡此种种，使人疑窦丛生，又浮想联翩。 入夜时分，我们接到本所一位学者的电话：“罗贤佑先生的讲座太好了！近来很少能听到这么好的讲座！”对方很兴奋，语气也颇具感染力。联想到中午讲座终止时，一位年轻学者急切地问我们：“下次讲座在什么时候？还要请谁来讲？”企盼之情，溢于言表。作为讲座的组织者，我们真的觉得很欣慰。 罗贤佑先生的精彩演说，骤然提升了听众的欣赏品味。是啊，“民族史研究的基础与前沿”系列讲座，下次什么时候讲？讲什么？最关键的一点：请谁来讲呢？ 遥望窗外，已是“满天星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