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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关于濒危语言的讨论以及发表的专著、论文很多，从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视濒危语言的保护，到国内一些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濒危语言的形成机制与原因，保护的必要性，等等。 在经济全球化、城乡一体化的层层浪潮冲击下，中国的一部分语言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弱化，以至于逐步走向濒危，甚至消失。听闻自然界的物种灭绝，我们会惋惜、会自责，那么对于作为交流工具与文化载体的语言的退化，又会作何感想，采取何种立场? 不久前，在甘肃省会宁县闭幕的第18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上，教育部公布了一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有70%的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但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只能听懂的单向交流，相当于全国仍有约4亿人不能用普通话进行交流。 短短的一则消息拨动了无数人的神经。人们在就推广通用语言的话题各抒己见的同时，也开始惦记各自家乡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命运——在经济全球化、城乡一体化的层层浪潮冲击下，中国的一部分语言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弱化，以至于逐步走向濒危，甚至消失。听闻自然界的物种灭绝，我们会惋惜、会自责，那么对于作为交流工具与文化载体的语言的退化，又会作何感想，采取何种立场? “提出濒危语言的理论是积极的” “当我想到我的语言不再活在人们的嘴上，一个比我自己死去更深的寒冷传遍全身，因为这是所有我这类人的集体死亡。”澳大利亚诗人戴维•马洛夫(DavidMalouf)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自己民族语言濒危所带来的惶恐与沮丧。语言的死亡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沉重打击，但与残酷的生物界一样，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语言注定要遵循一套共同的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国外的语言学家在上世纪末便忧心忡忡地发出预警:世界上的6000多种语言(最近更新的数据超过了7000种)，将有三分之二的数量在21世纪消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1993年确定为“抢救濒危语言年”，1999年又确立每年2月21日为“国际母语日”。一大批以抢救濒危语言为诉求的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这股思潮很快从西方传到了多民族、多语种的中国。 于疆域广阔、历史悠久的中国而言，语言消亡的例子并不鲜见。曾在西夏、鲜卑、契丹、女真、焉耆、龟兹等北方地区使用的语言，以及梵语、巴利语、高卢语(古代欧洲)、赫梯语(古代安纳托里亚，今土耳其)等一些色彩神秘的跨境语种，如今已成为国内外学者考证的对象，无法再实现语言的正常功能。“语言死了就不能复生，世界上迄今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希伯来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戴庆厦是著名的少数民族语言学家，他在10年前就出版了《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的学术专著，其中涉及土家语、仙岛语、仡佬语、赫哲语、满语文等特征鲜明的濒危语言。“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急剧发展，导致一些小语种出现濒危现象，及时提出濒危语言的理论是积极的，这对中国语言的抢救都有好处。”戴庆厦做过调查，中国的濒危语言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长期形成的，比如说满语，满族的八旗子弟入关后淹没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清廷皇帝为了统治的需要，提倡学习汉语，因此从康熙元年到雍正初年，汉语越来越普及而满语逐渐走向低谷，到19世纪初，吉林的满人已经不会满语；又如湖南一带的土家族，他们开始使用汉语可以追溯到隋唐，到清朝时，绝大部分地区完成了语言的转化。“我去湘西调查过，只有少量地区还在使用土家话，这确实属于濒危语言了。”另外一种情况，戴庆厦称其为“语言的衰退”——使用范围变小了、年轻人兼用通用语的多了，“我觉得要区分濒危与衰退，在半个世纪内，中国语言真正发生的濒危现象不多，反倒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多。” 濒危语言在中国热闹了二十多年，戴庆厦在肯定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些问题。“语言学界与一些地区热衷于濒危语言的工作，原因有二:一是打着抢救濒危语言的旗号去申请项目，二是有的地区希望借此拿到优惠政策。”戴庆厦举了云南通海“嘎卓”(蒙古族后代)的例子:“我去过那里多少次，这个语言发展得很好，没想到去年一个会议，当地一个搞研究的人提出，嘎卓的语言也是濒危语言。我说不可能的，因为还有98%的人在使用。”他直言，目前的中国学界，濒危语言研究出现了一种夸大的倾向，这就不利于摸清真实情况。“包括方言在内，沪语告急、粤语式微，功能衰退能不能说是濒危?我们这代人的古文水平肯定不如上一代，那么下一代人的语言能力不如上一代人是不是属于濒危?”戴庆厦坚持要对濒危语言做准确、科学的定性，并对整体现状做一个切合实际的调查和考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孙宏开与濒危语言打了几十年交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想引进国外出现的濒危语言理论，来研究中国的语言问题。但一开始有些人不赞成，公开表态中国不存在濒危语言。因为是比较重要的人物，所以没人敢反对，我们只能换个说法来开展濒危语言的研究——空白语言调查、新发现语言调查。”孙宏开回忆道，将濒危语言真正提到台面上是在2000年，其背景是国家民委收到了很多呼吁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提案，随后委托《民族语文》杂志社与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来研究这个专题。据说，最初还是不让叫濒危语言，用语言生态问题取而代之，过了两年，上面的领导也主动提起了濒危语言的概念。“自那以后，关于濒危语言的讨论以及发表的专著、论文很多，从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视濒危语言的保护，到国内一些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濒危语言的形成机制与原因，保护的必要性，等等。” 如何鉴定一种语言是否处于濒危状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9项评估指标:(1)代际语言传承，(2)语言使用者绝对人口，(3)语言使用者相对人口，(4)语言使用域的走向，(5)语言对新领域和媒体的反应，(6)语言教育和读写材料，(7)官方语言态度和政策，(8)语言族群的语言态度，(9)现有记录材料的种类和质量。前6项考察语言活力与濒危状况，分为安全、不安全、确有危险、很危险、极度危险、灭绝六个不同等级。“经过这些年的识别工作，中国语言的种类一直在增加，最近的数据是136种。”孙宏开表示，真正充满活力的、划分在安全级别的语言不多，约有七八种，处于极度危险的数量相当，已经灭绝的有两三种。他提到了自己写于2006年的一篇论文《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当时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浓厚兴趣，曾被翻译成4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在那篇文章中，被认为是充满活力的少数民族语言有维吾尔语、藏语、朝鲜语、蒙古语、哈萨克语、壮语、彝语等，而属于濒危语言、灭绝语言的两组数据似有偏差。列入“濒危组”的成员近20位，包括阿侬语、赫哲语、塔塔尔语、图瓦语、仙岛语、泰耶语等;“灭绝组”则有满语、木佬语、哈卡斯语、羿语、巴则海语等8种语言，其表现为——没有掌握母语的单语人，绝大多数人已经转用其他语言;母语已经无人使用，仅仅保存在个别老年人的记忆里或者文献里;仅有个别人知道母语，但已经没有人再来用它作为交流和交际思想的工具。 “如果早一点重视，抢救会更及时” 1974年，欧洲的曼克斯语(Manx)随着内德•麦德瑞的去世而消失;1981年，澳大利亚的瓦龙古语(Warrun-gu)在最后一名使用者倒下后而灭绝;1992年，高加索地区的乌巴赫语(Ubuh)在秋日的某个黎明到来前结束了使命；1995年，喀麦隆阿达马瓦省的卡塞布语(Kasabe)没能等来新年的热闹钟声。1998年，中国学者薄文泽在贵州毕节与四川古蔺交界的山区找到了一个会说羿语的老人，两年后，老人过世，这唯一的调查线索也断了。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世璇的《濒危语言研究》一书中，作者简单描述了我国一些濒危语言的生存状况:赫哲语——至2000年年底，会说这种语言的只有19个60岁以上的老人；满语——黑龙江黑河市、富裕县少数边缘村屯的老人能说满语，不超过50人；仙岛语——阿昌族的支系语言，使用人口在100人左右；苏龙语——珞巴族的支系语言，传承者仅数十人。 造成语言濒危的原因，戴庆厦认为是多方面的，既有语言外部的因素，如使用人口少、分布杂居、族群分化、民族融合、社会转型等，又有语言本身的问题，如语言表达和语言功能无法适应社会需要、没有书面文字等，此外还有本族人对待母语消亡的态度。以赫哲族为例，这是一个分布在我国东北地区、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赫哲语受到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使用人口急剧减少，语言功能不断弱化。2002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在赫哲族的主要聚居区街津口乡，会赫哲语的人仅占总人口的2.14%，绝大多数人更习惯于使用汉语。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少、居住分散，而流动性大的渔猎经济、高比例的族际婚姻、汉语教学也与之有关。一年前，《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记者实地探访三江赫哲人家，看到的景象是“现在建有双语小学，但除了少数几位老人能说一些，已经很少有能完整讲赫哲语的人了”，其结论是“今天赫哲语已成为严重濒危语言”。 相比赫哲语，同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满语，从风光到黯淡，多了几分戏剧性。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大批满族人进入内地，与汉族人混居在一起，受到文化传统与生活习惯的影响，逐渐放弃了满语，投向了汉语的家庭。“入关时有几千万满族人，后来只剩下几个老人会讲满语，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满族的代表就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呼吁，抢救我们的满语。”孙宏开说，满语的问题与其他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不同，在距离黑龙江富裕县(满语的最后一块领地)几千公里的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当地人使用的锡伯语是满语的“亲戚”。历史上，满族人在新疆地区建立屯垦，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后人在进行民族识别时被认定为锡伯族。“锡伯语跟满语差不多，所以有人开玩笑，东北的满语已经不行了，可西北那边还有好几万人呢。”满语奄奄一息，孙宏开唏嘘不已。 北川羌族自治县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国最后一个民族自治县。上世纪50年代，孙宏开就在羌族地区考察过羌语，半个多世纪以来，他见证了羌语的由盛转衰。“1956年，我在桃坪搞了一个语言调查点，那里的年轻人都会讲羌语，当时有很好的语言环境，而在50年后，北川的羌族孩子都不会讲了，当地人跟我说，孙教授，你来教我们孩子羌语吧。”在孙宏开的印象中，北川确实很另类——无羌语的羌族自治县，虽然人们穿着羌族服装，但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不会讲羌语，处境很尴尬。封建时期，少数民族受到贬低和歧视，被认为是不可驯化的野蛮人类。茂县、理县的县志都有记载，羌族人进城后不允许穿民族服装、不准说羌语，羌族学生在学校里说羌语，还要被罚站。“现在的语言消失与过去的打压政策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国家历来主张民族平等、语言平等，但是由于某些原因，研究和保护的工作推迟了10多年，如果能早一点重视，抢救会更及时一些。”孙宏开透露，学界多次呼吁，希望制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法，特别是保护濒危语言的文字法，但是一晃20多年过去了，草案改到了第七稿，还是没有实质性进展。至于北川，在2008年地震后的重建过程中，曾提出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建立羌族文化生态试验保护区，羌语纳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但是没能成为直接的保护对象。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前总干事松浦晃一郎也明确讲过，语言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何在羌语的保护上会出现意见分歧?2008年冬天，孙宏开去巴黎开会，特地带了一个法语翻译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组的官员进行交涉，讨论语言能否作为直接保护对象。对方的回答是:语言是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公约的条文中间，没有把濒危语言的保护作为非遗的重要保护对象，这是因为在公约通过时掌握话语权的国家不是多民族国家，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也不赞成这么做。双方在后来的交流中，非遗组的专家还用树根与枝叶的关系来指代语言与语言产品，“根死了，叶子也就枯了，我也经常在文章中引用这个比喻。”孙宏开心有不甘，但他也承认，“非遗”也是保护濒危语言的一件外衣，“这根政策的指挥棒很厉害，好多地方都在积极申请非遗传承人，而相当数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靠语言来传承的。”他估算了一下，1/3的非遗项目靠语言传承，还有1/3靠语言的知识和技艺。“苏州话没了，评弹就失去了味道，藏语没了，《格萨尔》又该如何演绎?” “保护是道义，也要尊重自然选择” 语言的灭绝意味着什么?徐世璇的研究结论有四点:历史连接的中断、一部分知识的丧失、族群特性的丢失、语言多样性的减少。“当说现代汉语的汉族人读不懂先秦时期的古汉语文献时，当说现代英语的英格兰人看不懂盎格鲁-撒克逊人遗留下来的老英语时，尚且因为语言的时代演变阻碍了我们对过去的了解而感到焦虑，那么，因为不再同祖辈共用一种语言而完全无法看懂他们的书信的人们，受到的是怎样的刺激呢?”(《濒危语言研究》，2001) “我们的努力现在逐渐显露出效果，国家对待语种的认识，基本是按照科学的鉴定来做。但这里面涉及很多问题，在少数民族内部，也会产生观念上的分歧。”孙宏开说，一些官员、领导不愿自己的子女去学少数民族语言，他们更愿意到汉族地区去学汉语、学外语，以获得更高的信息资源。“就个人而言，这个无可非议，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反面的示范作用。作为本民族的精英，你一边提倡学母语，一边又把子女送出去学习其他语言，这是一种矛盾的心态。”与学者不同，一些官员的觉醒比较晚，有的甚至在退下来之后才会重视这个问题。孙宏开认识一位怒族的前自治州副州长，现在积极地做着语言和文化的保护。“到处呼吁，求爷爷告奶奶，做怒族语言的保护，记录文献、编纂词典。” 如何保护濒危语言，有一种主张是不要消极地记录一些词汇，而是积极地预防，尽可能地使用语言，维持它的全部功能，这是理想的发展状态;另一种声音似乎更符合当下的实际做法。“中国语言的多样性正在减少和破坏，在它们消失前记录保存下来，经过整理和规范后，以一种博物馆的形式发布到网上去，作为语言资源与世界共享。”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黄行分析道，人类语言文字的多样性是一个奇迹，很多濒危语言再过10年就没了，语言的保护借助虚拟的电子博物馆延续生命，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活态。 “濒危语言的问题很复杂，要考虑历史背景、现实状况。有人说，濒危语言要抢救，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人类发展的一种大趋势。在全球化的时代，整个世界的多样性都在消失，所以没有必要去阻止。说到底，语言就是一种交际工具，它有交际功能，那就保存。不讲母语，会用更有效率的语言，这样做可能对自己的发展更有利，因此在濒危语言的问题上，也会有不同的意见。”黄行的看法是，不要让悲观论裹挟濒危语言现象。“语言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然状态，伴随着多元文明与多样文化，传统社会比较封闭，信息手段只是口耳交流或者纸笔交往，到了开放的现代社会，信息化、全球化、市场经济，整个体制的变化，造成语言越来越统一和规范，势必会伴随多样性的消失。这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特点所造成的结果，不像物种消失，一种纯粹的消极现象。所以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是不是一种平行的价值取向，很难说。” 黄行的观点很明确，即语言首先是交流工具，能不能生存发展取决于它是否具备了社会功能。这不是人为规定的，而是由社会需求、社会功能决定的。“你让一个少数民族只说母语，不说通用语言，那就更不能存在和发展了。过去很封闭，可以在内部交流，但现在要跟外面的语言文化接触，两相对比，他们的母语肯定处于劣势，自然会选择更发达、更规范，表达能力更强的语言。”濒危语言的现象不可逆转，民族差异、民族语言文化多样性大趋势注定会衰减，“语言权利是一种天赋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道义上需要保护、抢救，但我觉得还是要顺其自然，不要企图通过外力去干预、去加速这种趋势，而是通过自然的选择。” 一方面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通用语言，一方面又要落实濒危语言的保护工作，学界与政府都希望在两者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在黄行看来，这是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他的理由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力度比中国大，你要建设现代化国家、促进社会发展，这是必须掌握的语言，否则就不具备参与国家事务和享受公民权利的条件。“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语言通用程度比我们高得多，推广通用语言的任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反过来讲，这样一来，肯定会造成对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冲击，甚至会取而代之。”黄行说，如何让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掌握普通话的同时又能使用他们的母语，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不能因噎废食，过于强调本民族语言的保护而不让他们去学习汉语普通话，到时损失会更大，“现在我们就处在这种矛盾的状态。”“通用语言的推行要有一个度，不能脑子热，我跟国家语委的人也说，现在的汉语你不用担心，普通话在少数民族地区铺天盖地，电视广播，大家每天都在学，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弱势语言的生存。”戴庆厦不无担忧地表示，如果处理不好，若干年以后，地区矛盾、民族矛盾就出来了，到时收拾都来不及。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他提出的思路是“两全其美”，其双语观的核心是坚持双语平等。“一个民族的母语，不论人口多少、不论使用功能如何，与通用语都有平等的地位，都要受到充分的尊重。不能因为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少，使用范围有限，就忽视它的重要作用。所谓尊重，就是要坚持我国宪法里所规定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对于通用语，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已为少数民族所理解、所认识，所以应该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学习通用语的强烈要求和愿望，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条件。”(《两全其美，和谐发展——解决少数民族双语问题的最佳模式》，2011) “让有条件保留的语言充满生命力”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些语言很难被保留下来，或者说，很难避免绝灭的命运。不同人群所讲的语言，差不多每天都在消失，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面对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这跟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避免的是什么?这是两个概念。”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姚大力表示，就像世界上的物种每天在消失一样，所谓的保留，不只是消极意义上的保存，而是让它们成为人类物种基因库里的一员。“我们面临的选择是，自然界需要的物种究竟是越来越好，还是越少越好?我们没办法奢求保留全部，但总还是希望保持一个人类语言的多样性。语言为什么很重要?它是一种文化能够生存下来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如果一个人群的语言丧失了，那么他们的文化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族群认同 (ethnic identity)被姚大力用来解释语言与文化的联系。“我认识的一些蒙古族朋友，认为不会讲蒙古语的蒙古人就不是真正的蒙古人，但是农耕化意味着汉化，随着游牧经济的转变，可能超过一半的蒙古人不会讲蒙古语。我经常劝他们，不能因为你的同胞不会讲蒙古语，而看不起对方。”语言没了，人群的大量文化特征会丧失，语言对于文化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有一种假设，如果一个人群最终不得不丧失自己的语言，那么他们是否必定会丧失文化的独特性?姚大力的回答是，一种语言对于一个人群的文化非常重要，但是反过来没那么简单。一个族群所形成的某种独特的文化，可以把自己与其他族群区别开来，形成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即便建立界限时的那些至关重要的文化特征消失了，界限依然存在，这是因为族群的文化特征是人为建构的，就算当初取得界限的文化特征没有了，还可以创造另外一些文化特征来维持这个界限。“乾隆年间，满族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有两个，一是满语，一是骑射。乾隆以后，不可避免地进入衰弱过程，但满人不会据此认为自己不是满人了。” 在贴上濒危的标签后，哪些语言注定难逃一劫，距离死亡边缘又有多远?“现在很难去界定，就算可以，也没人会硬着心肠去推一把。事实上，我们没有理由去做，但是可以积极去讨论，哪些语言不应该消亡?如果消亡了，我们必须追问，它的消亡是谁的责任?”姚大力认为，要让有条件保留的语言，不但要保存下来，而且是与时俱进，充满生命力，这就需要有一个地方让语言实现它的全部功能。何谓“有条件保留的语言”，他给出了两点判断依据:第一，人口规模比较大;第二，拥有一片历史的世居地。美国唐人街的汉语就不是实现全部功能的汉语，这可以是一个反面的案例。尽管长期有汉人居住在那里，有一定的人口规模，但美国社会的主流交际语言是英语，当人们讨论一些严肃的学术问题、或者是经济政治新闻时，首选的对话语言并不是汉语，而功能受到限制的汉语就会慢慢衰退。汉语在香港的遭遇也能引起人们的思考。大部分香港人都是中国人，但由于殖民统治时期的教育系统采用英语教学，其结果就是汉语变得残缺不全，“经过两代、三代，汉语就退化成一种基本的日常用语。” “动员汉族青年去学少数民族语言”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至今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他去西藏地区，当地没有“方便面”这个词汇，人们就用“康师傅”来替代。“少数民族的语言就是这样，自己的词汇本来就很有限，涉及政治、科技、工业的词汇都是外来的，而随着外来词汇的介入，懂得传统语言的人就更少了。”葛剑雄说，少数民族的知识水平普遍不高，语言主要靠口头交流，而只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才能传承书面语言和文字。“通过自然的传承、光靠少数民族自己的努力，保护和发展濒危语言是不可能的，我的看法是鼓励其他民族的去学习、去研究，尤其是人口最多的汉族。” “在少数民族地区，精通本民族语言和历史文化的人本来就不多。相对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就是散居的，长期聚居的往往是文化程度比较低的，那么要让他们自己来传承本民族的语言是很危险的。相对来讲，汉族的人口多，能够培养去学习其他语言的苗子也多。”葛剑雄表示，少数民族的语言有很多与历史上的汉语、汉族文化有密切关系，比如西夏、契丹的文字，就是从汉字的方块字里演化出去，有的民族语言借用了古代汉语的一部分词汇，这个情况在今天依然存在。一些少数民族新的词汇，往往直接用了汉字的音，如果懂汉语尤其是古汉语，去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话，本身就具备了这方面的优势。“从双向交流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一批具有汉族文化背景的年轻学者，赶快去填补这个空档，纠正目前的这个情况。因此要动员优秀的、具有语言天赋的汉族青年，让他们去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共同完成传承的使命。” 一种语言的背后就是本民族的文化与历史，两个民族在交流时会碰到一个翻译的问题，把汉语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或者是反过来，仅仅掌握一个民族的一种语言，无法真正做到互相理解，更谈不上深入研究。“很多优秀的翻译是外国人把中文书籍翻译后推介到国外，一般他们都学过中文，而掌握译出、译入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把作品的内容深刻理解，在充分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语言背景后，译作也就更容易为国外的读者所接受。”葛剑雄说，我们现在往往只能依靠少数民族的语言专家来翻译汉语文本，其中不少人只会汉语的语言，并不十分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甚至对自己本民族的历史也缺乏足够的研究。“当时培养了好多民族干部，都是从民族学院毕业的，他们对于本民族的认知水平要比我们高，但是有一个共性的缺点，对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方面的知识理解不够，在讨论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时候，不少人都提出了这个问题。”有人经过深入研究后发现，在汉语转化成民族语言的过程中，一些文本的翻译是错误的，因为没有比较，一直延续下去。“如此一来，无论是对少数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还是整个国家范围内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理解，都是很不利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