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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上我国苗族先民确实创造了自己民族的文字 苗族，是我国一个极为古老的民族，人口较多，分布较广。据2010年全国第6次人口普查，国内苗族人口9426007人，从人口数量看，居全国56个民族第4位。同时苗族迁居国外的也不少，据有关资料报道，国外苗族人口约400万，国内外苗族总人口1300余万。在数千年的岁月中，苗族同胞世世代代在祖国的大地上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形成了悠久的民族文化，为中华文明的繁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苗族有自己民族的语言。苗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由于几千年来长期迁徙的结果，苗族各支长期分散，各地苗语差异较大，可分湘西方言（东部方言）、黔东南方言（中部方言）和川黔滇方言（西部方言），以及若干方言和土语。古代苗族也曾有过自己的文字，后在频繁的大迁徙中失传，这从苗族的古歌和传说中可以得到印证。至今流传的湘西苗族古歌《在中球水乡》就有关于苗文丢失的传说。据古歌叙述，苗族先民在迁徙过大河时，“代扎”（汉人）将笨重的青钢木船偷换了“仡雄”（苗人）的杉木船，杉木船很轻，“代扎”带着文字乘杉木船走了，“仡雄”的青钢木船走得很慢，“追也追不上代扎，赶也赶不上代扎”，结果，苗族从此丢失了文字。 由吴荣臻教授主编、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苗族通史》中对“苗族文字”作过如下简要介绍：据考，历史上苗族曾多次创立苗文，又多次被朝廷销毁而失传。历史上的苗文多半是地方性的，没有在整个苗区通行。近来，据苗族语言学最新研究成果推断，甲骨文有一部分是苗文，用苗语（东部方言）可以读。苗族巴得雄（苗老司）祭祀仪式中的符号，人们大都不能辩任，叫“鬼画桃符”，实际上是一种古苗文，与甲骨文有许多相似之处。传说苗族在唐宋以后曾多次创制苗文，苦于无史佐证，无法确定。清代南山片区苗民曾创立并使用了苗文。湖南城步、绥宁和广西龙胜一带苗民，曾利用这种苗文作宣传发动和下达号令，但在乾隆六年（1741年）被清廷下令销毁禁止而失传了。20世纪初，英国传教士坡拉德同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等人在贵州黔西北威宁石门坎地区创制了一种拼音文字，称为“坡拉字母苗文”，用之翻译基督教圣经，编写课本，记录苗族民间故事、诗歌及记事等。民国初年，英国传教士胡托在黔东南炉山县旁经镇创造了一种“注音字母苗文”，用之翻译宗教读物。湘西苗族诗人石柏塘于清末民初运用“六书”的造字规律，借用汉字偏旁，创制了方块字形的苗文。但因种种条件的限制，这些苗文都未能在群众中广泛推广。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苗族简史》也有如下记载：“……苗族古代曾有文字，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失传了”。但据清代和民国的文献记载，湖南城步苗族曾使用过一种类似汉字篆文的文字，乾隆六年（1741年）当地杨清保苗族起义失败后被官府强令禁用而失传。此外，清人陆次文的《峒溪纤志·志余》、谢斌的《云南游记》、于曙峦的《贵州苗族杂谭》、华学疏的《国文探索一斑》等书中，也提到云、贵、川等省确有苗文。但字数不多，还不是作为记事和交际之用。 二、城步苗族先民在生产生活和军事斗争中创造出并广泛使用过苗族文字 （一）史籍中留存下来的城步苗文字，其内容跟苗族先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据城步苗族口碑文献《城步苗款》以及清代文献《峒溪纤志》等记载，城步苗族确实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苗文”，并且流传很广，使用时间很长，有些常用“苗文”至今仍在使用。 在城步挖掘出的苗族古款的原始资料中，发现有类似汉文篆文的苗族文字夹在里面。据岳麓书社出版的《城步苗款》一书记载，城步苗族世代流传的《苗款》中“天地起源款”就记录和保留了部分城步古苗文字：“   年间，漆空虚，上阳朝  间，乱阳世界，包罗天地，先置黑地，后置明天。上出   立乾坤。”这段苗款中出现的“  ”二个苗文字，按湘西南桂北苗族地区的方言，读为“海冒”，意为漆黑，译释成汉语，就是“混沌”前的状态。苗款中出现的“   ”三个苗文字，苗语读为“雾麻麻”，意为有微光，译释成汉语为“混沌初始”状态。《城步苗款》中共保留了十九个古苗文方块字。如下图：
另外，清代末期陆云士（又名陆次云）所著的《峒溪纤志·志余》中专门保留了“苗书二章”，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城步苗文资料。陆云士说“苗人有书，非鼎钟，亦非蝌蚪，作者为谁，不可考也，录其二章，以正博物君子。”其中一章名曰《铎训》，内容是：“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天地君亲为大，兄弟手足之亲。孝乃人之百行，忠在人之本心。士农工商，各居其业。礼义廉耻，切著胸襟。子能孝父，变冬为春。臣若忠君，瑞气盈门。忠孝两尽，万古留名。夫妻和睦，家事必成。弟兄友爱，万事和平。幸逢比干，忠烈直臣。管仲鲍子，不愿分金。田氏睦邻，树发紫荆。鉴古来往，是道常存。纲常以正，日月洞明。乾坤清秀，宇宙光亨。又可调羹，君臣庆会。龙虎相迎，万世永赖，忠孝是存。”《铎训》苗文如下图：  （二）、清初城步苗民在武装起义斗争中广泛使用苗族文字 作为苗族聚居区，城步本是“化外之地”，明以前隶属武冈、武强、武攸、靖州、临冈、时竹等州县管辖。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城步苗民在苗族酋长李再万的领导下举行起义，义军张挂黄旗，设立了天王、总兵等名号，李再万号称“天王”，聚众数万，攻城夺地，他们将官府霸占的良田分给苗民耕种，对那些作恶多端的豪强地主乡绅进行镇压。据清代《城步县志》记载，李再万苗民起义军“靖州杀了刘巡检，武冈杀了欧战辉，次岩杀了李员外”民心大快，苗民纷纷参加起义军，义军很快控制了五峒四十八寨和广西义宁、新安等地，声势惊动朝廷。十月，明廷急遣湖南巡抚阎仲宇、总兵官永康侯徐铸率官兵前来“征剿”，共调动兵力5.7万余人前往剿灭苗军。由于寡不敌众，加上叛徒告密，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三月，苗军首领李再万被俘，遭明廷斩杀，起义军被朝廷剿灭。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湖南巡抚阎仲宇向明孝宗上言，建议“割绥宁七里半、武冈二里半拓城步巡检司旧址置城步县，隶属宝庆府”。他的建议被明孝宗皇帝采纳。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正式设置“宝庆府城步县，割绥宁安化八里附之”。至此，城步县正式成立，明廷派“流官”治之，在全国苗族地区首开“改土归流”先河。城步建县以后，城步苗族人民依然受到明清王朝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他们不断揭竿起义，反抗民族压迫。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七月，城步再次爆发了以苗族首领粟贤宇、杨清保为领袖的苗族大起义，粟贤宇自称“李天保再世”，称“阁老”，杨清保自称“李天保太子”，提出了“大坳过小坳，金银十八窖，哪个捡得哪个要”的口号，以此进行组织串连，发动群众进行起义斗争。经过精心准备，苗族人民抗清斗争全面爆发，各路苗军四面出击，杀官吏，烧营汛，扫荡以城步横岭峒为中心的湘桂边境苗区的清军据点，地方官吏和营汛纷纷向清廷告急。湖广总督班第、提督杜恺、湖南巡抚冯光裕、广西提督谭行义等地方文武大员纷纷向乾隆皇帝具奏，请朝廷调集大军对苗民义军进行镇压。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五月，乾隆皇帝下旨，令湖广巡抚冯光裕为主，湖广提督杜恺、镇筸镇总兵刘策名为副，调集楚兵；两广总督马尔泰为主，广西提督谭行义为副，调动粤兵，两路出击对城步苗民义军进行会剿。但是义军临危不惧，英勇作战，他们利用有利的地形地貌修堑壕，筑炮台，设障碍，据险以守，严阵以待，一次一次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乾隆五年闰六月，乾隆皇帝降旨，任命贵州总督张广泗为钦差大臣，调集湖南、湖北、两广、贵州等五省两万多官兵和数万名乡勇，向城步苗族起义军展开大规模进剿。由于寡不敌众，到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二月，苗民起义领袖粟贤宇、杨清保、吴金银、张老金等相继被敌人捕杀，义军最后一个据点竹岔山陷落，这次湘桂边境的苗族大起义失败了。 在这次震动全国的以城步为中心的湘桂黔边境苗民大起义斗争中，苗族义军曾广泛使用过苗文。在起义过程中，起义领袖为了逃避清廷的通缉、围剿，所刻制的印信、图章，所印发的文告以及往来书信、手札，均系苗文。这种似篆非篆的文字，就是城步苗族先民精心创造的“苗文”。“苗文”最早在城步横岭峒一带使用，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已在城步五峒四十八寨广泛流传使用，进而影响到湘桂黔边境的绥宁、通道、龙胜、锦屏等苗族地区，但与苗民分界居住的汉民并不认识“苗文”，高高在上的清廷官兵更是视“苗文”为“天书”了。 乾隆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务臣张广泗给乾隆皇帝上了一封奏折——《张广泗奏查获杨成保等人折》，奏折上写道： “……并据该州将抄录符纸临摹呈送到臣，臣将送到符纸详细查阅，类系巫师祈禳，并无句读文义可寻，印摹似篆非篆，亦不成文，实系愚顽匪类，希图诳骗财物起见。”（摘引自《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册·349—350页）。乾隆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贵州布政使陈惠荣也给乾隆皇帝上奏折——《杨成保捏称仙女出世惑众情形折》，上有：“其首犯黎阿兰、陆石保等，现已悬赏，责成土官严拿，尚未报获。再验其牌票，系用黄白纸朱书词语，不可解说，其旗长有尺余，每一条用红土写一十字或耳字，其印方止寸余，亦有三尖者，篆文不可识别……”（摘引自《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册·359页）。贵州总督、云南巡抚张允随、贵州提督王无党也给乾隆皇帝上奏折——《奏骆阿乔等捏造妖言售卖印符惑众折》，奏折中说：“拿获府属平浪司地方苗人骆阿乔、杨成保、杨计留，供出为首平州司王蜡寨匪犯黎阿兰、陆石保捏造妖言，卖给印符……所散符纸、假印，亦无句读篆文……”（《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册·390—392页）。这些奏折中提到的“符纸、假印，无句读篆文”都是“苗文”。 （三）清廷采取六条严酷政策统治城步，其中一条是彻底剿灭苗族文字 清军镇压城步等地苗民起义以后，清廷根据张广泗《署湖南巡抚许容等人关于苗疆善后事宜》的奏议，为了强化对湘西南城步和桂东北义宁一带苗瑶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统治，采取如下几项措施： 1、筑城安营，增兵设官。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于城步横岭洞之长安坪筑城。以原城步之宝庆府理瑶同知率厅把总一员、兵丁一百名移驻长安，“分防城步、绥宁二县苗瑶”（《湖南通志》卷4）。设长安营，置游击一员，驻守长安营；守备二员。 2、籍没叛产，召民立堡。所谓“籍没叛产”，就是将苗民的田地没收归官，因为苗民的其他财产早已被清军在镇压苗民起义时抢掠一空，房子已烧成灰烬，遗下的“叛产”仅剩烧不了、搬不走的田地而已。所谓“召民立堡”，就是统治者将没收的苗民田地，任意赏给汉民——堡卒，世代耕种。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负责办理苗疆善后事宜的原任辰永沅靖道杨辅臣等率人对城步各寨苗民遗田进行清查，至四月清查完毕，“查明城步所属各洞寨顽苗遗田三千五百七十余亩。内除九十余亩系零星四散，难以归并掉换，令附近苗民佃耕，秋收纳租一，以充公用外，其并对成区共田三千四百七十余亩，按照肥瘠列为三等，拈阄分授，共立堡十座，共堡卒四百户，俱系城步县民及时耕种。 3、安插苗瑶，编制保甲。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苗疆的统治，在湘、桂边境的苗族聚居区内普遍建立保甲制，以取代原来的苗族头人、寨长、百户制。保甲制是以“寨大者，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长，每寨择小心知事者，合立寨长一、二人；寨小者，不必限定牌甲，亦必合立一寨长，责其稽查，按户发给门牌，将大小丁口逐一备载，不许容留汉人及面生可疑之苗瑶居住。 4、设立苗瑶义学，实行民族同化政策。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根据张广泗等人所奏“善后事宜”，于城步横岭、莫宜、蓬洞、拦牛、扶城五峒各设义学一所，以教课苗童。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张方佳调任城步知县，于城步东白云洞建立白云书院，以所勘“叛产”二十九亩，为“馆师膳修”和“童生膏火”。 5、蠲免租赋，减轻苗民负担。清廷还采取赋税减免的措施，适当减轻了苗民的一些负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乾隆“诏谕”蠲免城步所纳“苗米”；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诏谕”蠲免城步一切钱粮；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城步“被水”，“诏谕”“按数分别蠲免缓征”；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再次蠲免地丁钱粮并蠲免“苗米”（见同治《城步县志》卷五、光绪版《湖南通志·蠲恤》。前后“蠲免”达五次之多。 6、剿灭苗文。城步粟杨苗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认识到这种似篆非篆的图文，实为城步苗民内部使用的特殊文字——苗文。为防止苗民使用这种文字再次举事，乾隆皇帝下旨规定：“从前捏造的篆文，即行销毁，永禁学习，如有违故，不行首报，牌内一家有犯，连坐九家，治寨长失察之罪。”（见《朱折》冯光裕折，乾隆五年六月十五日）。于是，朝廷对苗族居民进行逐寨逐户地全面搜抄、清查、销毁，永远严禁学习和承传使用苗文。众所周知，清朝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在清廷的残酷镇压下，城步苗文在湘桂黔边区漫漫消失了。 三、新中国成立后城步民间仍在流传使用的一些苗族文字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步一些上了年纪的苗族老人，仍普遍使用一些较为简易的苗文来记工分或记数，这些常用的代表数量的苗文字如下图：
这些苗文符号生命力之强，流行之久远，说明城步苗族文字在明清时代确实很盛行。城步原浆坪乡有位名叫陈显馀（1902—1971）的苗族老人是个文盲，他的记性和心算能力极强，解放前以种地主肖某的佃田为主，他妻子皮氏是种田蒸酒的能手，因此他们夫妇俩还租了一座四排三间的木屋，开了一间卖猪肉和米酒的铺子。当时做酒肉生意的人不多，当地人户稀散，方圆10里左右，居住100多户人家，买酒买肉，赊帐的不少，必须记帐，陈显馀不识字，怎么记帐？当地杨姓居多，他就根据买货人的年龄大小、个子高矮、外貌形象等，画只山羊图，在羊的边上加上大小高低记号。当地有两户姓苏的，他就画上大小两把梳。当地有10多个姓，每个姓都有符号代替。记数则用苗民曾用的苗文符号，分别用  、 、 、 、 、 、 、 、 、 、 、 等代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十、三十……一个普通的苗族文盲都能用苗族符号记帐，可见城步苗文的影响力和生命力确实很强。2016年4月清明节期间，笔者回老家城步兰蓉乡扫墓，特意抽空前往拜访了当地懂苗文符号的苗族古稀老人江长清，他很认真地为我书写了从一到九十这套完整的苗文数字符号： 、 、 、 、 、 、 、 、 、 、 、 、 、 、 、 、 、 ……1952年，邵阳市著名历史学家马少乔先生在城步蓬洞沙基参加土改工作时，有天傍晚在河边散步时曾发现一块苗文碑，但当时蔬于收藏，以后修水利时被当地群众作坝基石用了，苗文碑石再无处可寻。上世纪七十年代，城步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丁中炎同志在岩寨乡下乡，在该乡大寨村的回龙桥头，惊喜地发现了一块苗文碑，他要求当地干部群众认真加以保护，当时确有几名群众将此碑抬进了大寨古楼里面存放，但时至今日该碑已无处可查了，可能毁于“破四旧”或“文化大革命”了。另外，时至今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境内一些上了年纪的苗族木工，他们在做木工时，将一些苗族文字书写在做好的木料上做记号，这些苗文字和它们所代表的意义如下图：
城步苗侗瑶一家，饮食居住言语服饰相同，文字相通。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该县委宣传部干部丁中炎同志在清源公社黄伞大队蹲点时，发现当地瑶族妇女中流行一种外人不认识的歪歪叙叙的文字。1986年至1993处，清华大学研究女书的副教授赵丽明博士根据这条线索，先后五次深入该县黄伞、漆树田和寨子溪等瑶寨调研，终于在兰蓉公社漆树田瑶寨找到了会记瑶字的七旬老太太沈子娥，她一口气向赵教授书写了10多个瑶族记事符号，据赵教授研究，这种文字不能和语言中的词一一对应，而是一个符号代表一句话，每句话都由线条形成符号组成一个方块团，如“  ”表示“强盗来了不要走”，“  ”表示“强盗来了快点走”，这种符号可用于通信、诉讼、发送情报等等，但只能供瑶族妇女内部传承使用。该县兰蓉乡报木坪村苗族七旬老人江长清，曾担任过多年村主任和村支书，他至今仍能书写一些苗文字，用苗文制作剪约和年画，如“新年快乐”、“小康城步”、“中国梦”、“世界和平”等等，张贴在自家或邻居的门枋上，是现代版的“苗文春联”。2015年5月，笔者在该县白毛坪乡水田村进行苗族习俗调研时，在一杨姓苗胞家发现了一幅用苗文书写的春联横幅“  ”，中间两个是繁体汉字“华开”，左右两端的两个苗文字“似篆非篆”，“似图非图”，字体繁琐，布局工整，上下左右对称，笔画流畅，一气呵成。此苗文横幅大气精美，令人叹为观止。看来此作者应是一位既懂古苗文字，又擅长古苗文字书画的苗族“秀才”！四、新世纪城步陡冲头古苗文石刻群的发现和发掘过程，印证了城步古苗文字的真实存在 2010年年底，作者本人与县摄影家协会副会长熊正斌同志赴我县丹口镇陡冲头村采风，行至该村一组时，无意中发现10多块刻满“天书”的大石块，这些“天书”似篆非篆，似图非图，似画非画，似汉字非汉字。它们有的耸立在高高的田坎上，有的横卧在草丛中，有的深埋在泥沙中只露出半截身子，有的被高深的灌木填埋，有的已断裂，有的已风化但隐约可见石面上写满文字……作者本人长期从事苗族历史和苗族文化研究，得知城步苗族先民在历史上曾广泛、长期地使用过苗族文字，并撰写专题论文《湮灭了两个半世纪的城步苗文》和《城步古苗文字初探》等在《中国民族报》、《中国苗族文化论坛》等报刊上发表。现在破天荒在陡冲头村发现了这么多古苗文字石刻遗存，当即写了一篇消息稿《城步发现“天字碑”》在《邵阳日报》一版发表（见《邵阳日报》2011年1月21日一版）。这个重大消息见报后，立即引起了省、市、县文物部门的关注。邵阳市文物局于2012年3月组织省内外专家对这些石刻上的文字进行考察研究。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民俗学硕士生导师、南方少数民族文字专家、著名女书研究专家李庆福教授和湖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李绍平教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教授、省“三查办”主任吴顺东等一行专家学者深入城步陡冲头村，经调查考证，并与该县现存少量古苗文字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后，确认石刻上的文字就是失传了两个半世纪的城步古苗文字。 2014年，城步陡冲头古苗文字石刻群被列入国家文物局的重大考古发掘范畴。2014年6月至12月，经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历时半年的系统调查和考古试掘，该遗址的文化内涵、埋藏性质、时代跨度、分布范围等多个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在发现并初步确认“三体”苗文的基础之上，还打开了早期岩画、石雕艺术的神秘之门。通过系统深入地考察已知线索覆盖区的石刻遗存和依据核心区关键石刻空间分布的内在规律，开展对外围石刻的大面积搜寻，通过半年多的艰辛发掘，取得了预期的结果。现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发掘报告》摘录如下： “城步石刻考古的最初切入点，在于更多苗文石刻遗存的发现及其性质、年代等方面的考证，但最终的收获不限于此。据不完全统计，现阶段发现的苗文石刻、苗文相关的文字或图符石刻和其他图形石刻，以及各类建筑基址等遗存点，已达到92处。近古居住址与近体苗文、变体苗文、汉义汉文之间的关系，也已脉络渐清。 （一）、现阶段已发现的文字石刻为20余处。由于多数文字石刻点汉义汉文常与苗文体系的文字错杂共存，因此苗文石刻的统计数据，事实上约略等同于前述文字石刻的总和。 （二）、苗文石刻主要分布在陡冲头村第一村民小组地界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苗文石刻又较为集中地分布于龙家河中下游的金鸡湾、新屋边、袋子丘、赵家门口中塅、下塅，大水溪中上游的白竹山、九层皮、烂泥坳等处。皆为当前续耕或已抛荒的漫坡地带。内容最重要的石刻，无一例外地位于近古关键路口。 （三）、从镌刻工具到字形字体，应该说苗文石刻包含了古体、近体、变异体等三个门类。现存数量方面，近体为最，古体次之，变异体又次之。无论哪种体格，苗文的产生都离不开汉字这一母体。三者的差别，特别是古、近体的差异，跟日文平假名与片假名之间的差异倒很有些相似：前者走的是圆润路子，后者练的则是钢筋铁骨。而变异体，很显然受道教符箓的影响不小。迄今所知唯一存世的古体苗文发现于金鸡湾至水头古道口。总字数20个。笔画古拙，具有强烈的图形文字意味。有关内容尚待释读。 当前发现的存世苗文石刻主要为近体苗文体系。总字数约140字。笔触刚劲有力。有较为固定的造字基本元素，常见在汉字原型上增减笔划构成全新字的做法，但也常常杂糅汉字原型而不加变更。已能形成独立的篇什。从当前可初步释读的内容看，可能涉及当时的居民点，或者指示各处山产、地产的法定拥有者；后者的约束力大约相当于瑶族的石牌律。异体苗文所见不很多，但颇具原始宗教的符箓体格。或与道教在该地区的流传相关。根据白竹山、大水溪一带‘光天化日月圆之夜’之类完全性汉文石刻的普遍存在，结合大桥村官方镌刻的‘光天化日’大字石刻的可考纪年，初步推定该地区存世的苗文石刻的年代下限为清乾嘉之际。古体苗文石刻的年代上限，当前参考金鸡湾、新屋边勘探、试掘所发现的多件宋代瓷器残件，可暂定南宋。 岩画的发现是城步石刻考古工作中的重要新收获。岩画形象包括水生、陆生生物等。这项新发现的意义在于，既填补了省境内该项文化遗产的空白，同时也可能成为沅水流域白陶凤鸟文化源头式探讨的重要参考。水生生物岩画所表达的对象多为鱼类，雕刻手法同样融汇了平面雕刻和浅浮雕工艺。岩画主题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关乎生殖崇拜的本真式表现。还不乏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器具形象、运动形象，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神异形象等等。” 五、加大对城步古苗文字实物的保护和开发力度，繁荣发展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化 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名片。保护好文字符号就是保护好一个民族的生命。苗文字早在黄帝、炎帝和蚩尤“逐鹿中原”的远古时代就被苗族先民创造出来并广泛应用，后随着三苗古国的衰落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直至消失。城步是我国苗族的发祥地之一，城步古苗文石刻的发现，使我国苗族古代文字露出了冰山一角。正如李庆福教授所说：“以前只是史料记载苗族有文字，这次找到实物印证了。这是迄今为止国内首次最大规模的苗族文字发现。”随着我国考古技术的逐步提高和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将有更多的苗族文物尤其是古苗文字呈现在世人面前。目前，做好城步古苗文字实物的保护和研发工作，显得尤其重要。 一是要加大对城步陡冲头古苗文石刻群等苗文实物的保护力度。要提升到国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化层面进行认识，加大投入。目前陡冲头古苗文石刻群第一阶段考古发掘工作已顺利完成，经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历经半年的系统调查和考古试掘，在多个地点不同海拔地区发现了极为重要、极具典型代表的古苗文字石刻和岩画。但是，由于分布广，且石刻群都曝露于野外，日晒雨淋，风化及微生物侵蚀等对石刻本体造成的破坏，保护工作任务艰巨，加之经费问题，目前尚未对这些石刻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以致部分石刻已遭到不同程度的人为的破坏。另外陡冲头村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属于典型的高寒地区，上山道路有20余里，地质地貌原因复杂，修路等基础设施投入巨大。以上困难，亟待引起国家民委和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迅速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 二是继续加大对城步古苗文石刻群遗址的发掘力度。2014年，经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陡冲头核心区敏感地段的小面积试掘，已发现苗文石刻、岩画、石雕以及各类建筑等遗存点92处，石刻遗存范围幅射到丹口镇的共和、大桥等村，以及比邻丹口镇的长安营乡、南山镇等处，遗存丰富，分布广阔。希望国家、省文物局进一步加大发掘力度，以摸清底子，掌握实情，让这些极其宝贵的珍稀文物早日浮出地面，与全国人民见面。 三是要加大对古苗文字和岩画、石雕的破译力度，尽快还原城步古苗文字乃至苗族历史的真实面目。有关陡冲头古苗文石刻所蕴藏的内容，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发掘报告》已作出了一些分析。要破译城步古苗文石刻所蕴藏的密码，笔者认为还得结合城步苗族的地理位置、历史事实和风俗习惯进行研究。从地理位置看，陡冲头距县城约20多公里，海拔1100余米，地处古代城步历次苗民起义的核心地带，如横岭峒李天保起义，粟贤宇起义，咸宜峒杨清保起义，蓬峒李再万起义，扶城峒蒲寅山起义，拦牛峒雷再浩起义等等，扶城峒的中心地位可以与其他四峒遥相呼应。而城步史上最后一次苗民起义又是清朝乾隆初年爆发的“粟杨起义”，这次起义的大本营是在与陡冲头一山之隔的长安营，陡冲头的苗民也卷入了这场武装斗争。苗文是这次苗民大起义的有利武器，义军首领发布命令、文告、通知，公文上加盖的印信、图章，苗军士兵相互来往的书信、手札，等等，使用的都是苗文，清军“概莫能识”。而这次起义惨遭镇压失败后，清军上下乃至乾隆皇帝才发觉苗民利用苗文进行战斗，因而恼羞成怒，不仅对苗民要赶尽杀绝，就连苗文也不放过，也要剿灭。乾隆六年，乾隆帝下旨：“从前捏造的篆文，即行销毁，永禁学习，如有违故，不行首报，牌内一家有犯，连坐九家，治寨长失察之罪。”也就是说，一“牌”（十家为一牌）之内有一家人学习、保存苗文字的，其余九家遭受“连坐”，“牌长”（相当于现今的村民小组长）要坐牢。圣旨下达后，清军和县衙对城步苗民进行挨家挨户的搜抄，清查、并即行销毁，永远严禁学习和传承使用苗文。在这种空前绝后的“文字狱”镇压下，古苗文字从城步乃至湘桂黔边区消失绝传了。另外，陡冲头所属的扶城峒也是城步苗族精英——明朝开国元勋沐英、蓝玉的桑梓之地，胞衣之地，祖茔之地，这是一个注定要产生重大故事的地方。苗文在这里诞生和留存也在情理之中。从城步的历史来看，湘桂黔边区苗民自唐宋至清朝，曾发生过七八次规模盛大的“合款议盟”（相当于现在的人大代表会议），除在广西义宁（今龙胜）召开过一次“合款议盟”大会外，其余全在城步举行。这种会议商讨苗族地区的一切大小事议，包括宗教祭祀和军事活动，所达成的条款相当于现在的“宪法”，是各地苗族遵照执行的最高准则。“苗款”经议定后，要由当时的苗族秀才整理成文，再请来苗族工匠镌刻在大青石上，名曰“款碑”，深埋地下，永远遵守，不得违犯，如有违犯，必按“苗款”严处。可以设想，如若当年在陡冲头召开了“议榔合款”大会，将议定的“苗款”刻成“款碑”，深埋地下，直至留存至今…… 根据以上分析，建议由国家级语言文字专家、考古专家和苗族地区的“土专家”一起组成城步古苗文字破译团体，尽快破解城步古苗文字所隐藏的秘密，还原苗族历史真面目。 参考文献： ①吴荣臻主编，民族出版社出版《苗族通史》 ②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苗族简史》1985年10月第一版 ③银龙整理译注《城步苗款》岳鹿书社出版 ④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城步苗文石刻群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⑤雷学业《湮灭了两个半世纪的城步苗文》、《城步古苗文字初探》、《难解的城步古苗文字之谜》 作者简介:雷学业，1962年4月出生，男，苗族，中共党员，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兰蓉乡人，大学文化，现为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政协学习文史委主任，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苗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会员、湖南省民族研究学会会员、湖南省苗学学会会员、邵阳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苗族历史、文化、民俗和苗族古代文字。主要著作有《城步苗族简史》、《湮灭了两个半世纪的城步古苗文字》、《难解的城步古苗文之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苗族人民的政治生命》、《全国苗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比较研究》等等，其中《全国苗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比较研究》获湖南省社科联2015年年会论文一等奖。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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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