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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类似欧洲“民族自治权”的概念与理论。通过武力征服建立国家，是中华古代原生国家起源的路径，也是中华古代次生国家形成与再生国家重建的路径。 国家是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是社会发展到“复杂化”阶段以后才产生的。有的国家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原创的国家可叫做原生国家;有的国家是学习模仿别的国家建立的，可叫做次生国家;有的国家是在旧的国家被摧毁后重新建立的，可叫做再生国家。国家的形态不是一诞生就成熟的，有一个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世界各国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演变发展的道路也千差万别。在古代中华大地上，国家是通过武力征服、由族氏组织转化而成的。这既是原生国家起源的途径，也是次生国家形成与再生国家重建的途径。早期的部族国家或民族国家，都是复合制的国家;而领土国家，则常常兼有复合制的封君与单一制的郡县;至于大一统的帝国，都是单一制的，但仍然用分封藩王的方法兼顾皇族宗室的利益。这也是中华古代国家形态的特色之一。在世界历史上，这是一条与古希腊罗马不同而极具中华特色的国家创生演进之路。 一、中华古代原生国家的起源与演进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E. R. Servise，1915—1996))的“酋邦”(Chiefdom)理论引入中国后，已被许多学者所接受。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和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社会控制系统并不是部落联盟，但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与其称之为“酋邦”，不如命之为“族邦”更合适。所谓“族邦”，是由一群文化形态相同的氏族部落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其规模比部落要大，内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差别和社会分层，由于血缘纽带依然牢固地存在，社会并没有因贫富分化而发生阶级对抗，也没有因分层而分崩瓦解，族长和族人依然保持着氏族时代传统的权利与义务，但已经出现了凌驾于他们之上、并且拥有最后决定权的最高领袖——帝。族邦与部落联盟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政治体制是专制的，后者实行的是军事民主制。这就是由族邦演变而成的国家与由部落联盟演变而成的国家政体不同的内在原因。之所以把中华的前国家形态称为“族邦”而非“酋邦”，是为了强调血缘纽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从前国家形态的酋邦、族邦演变发展为国家，必须通过部落的合并。在古代中华，这个过程是通过部族之间的征服战争实现的。[1]但是，关于合并后形成的早期国家的性质一直存在着误解。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华的早期国家是阶级社会，是奴隶制国家。其实不然。在夏、商、周三代，社会上仍然牢固地保持着血缘纽带，族氏组织仍然是社会的基石，族氏的分野远比阶级的分层更为重要。由于汉民族还没有形成，虽然夏人、商人、周人都属于华夏族，但他们各自所建立的国家还不能被称为民族国家，而只能被称为“部族国家”。 “部族”是指介于部落氏族与民族之间的社会共同体。部族既像部落氏族那样有着血缘纽带的联系，又像民族那样具有相同的文化形态。部族的规模比部落氏族要大，是由多个部落氏族所构成的族群。这里创用“部族国家”的概念，意在用“部族”来标示出中华早期国家的特点。正像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国家的特点而将其称为奴隶制国家、封建制是欧洲中世纪国家的特点而将其称为封建国家、资本主义是近代西方国家的特点而将其称为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由于中华早期国家的特点是牢固保存着血缘纽带，国家与部族融为一体，夏、商、周三代王朝都是通过部族之间的征服战争由部族建立起来的，国家的管理机器都是由部族的管理机构改造而成的，因此称之为部族国家。 部族国家的规模与范围都很小，商王和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区域不过是一小块王畿，所以孟子(前372—前289)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2]，并不把天子看作是至高无上、君临一切的“帝”，而只把他看作是比公、侯、伯、子、男高一个等级的贵族。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更替并没有改变部族国家的性质，夏、商、周王朝都不是大一统的集权的国家，整个中华处于贵族分权的小国林立状态，商王、周天子只因为是子姓和姬姓的族长才被尊为天下共主，他们和他们所分封的诸侯一样都是部族国家的国王，与后来专制独裁的皇帝完全不同。 夏人、商人、周人是同时存在于中原地区的三个部族，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是他们分别建立的国家。严格地说，只有夏王朝才是中国最早的原生国家，“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3]，商王朝、周王朝在建立的时候都已经有本可依了，它们与夏王朝属于同一类型的部族国家。由于夏王朝留下来的史料与考古数据稀少，所以，可以把夏、商、周三个王朝都视为中华的原生国家。夏、商、周三个王朝都是由一个部族用武力征服其他部族和部落以后建立起来的。 《史记·夏本纪》记载：“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新出土的西周 公盨铭文也有“用 (厥)卲(绍)好益□懿德”句，意思是要继承益的美德;[4]但是孟子却说，“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5]，后来就由“启代益作后”了[6]。他们都没说启代替益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古本《竹书纪年》则记载了：“益干启位，启杀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战国策·燕策一》也说：“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新出土的战国楚竹书《容成氏》简34记载：“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7]启代益以后，“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8]由此可知，启与益争位的事件是非常惨烈的。启传位给太康以后，又被东夷族的首领后羿夺取了政权，“因夏人而代夏政”[9]，经过中康、相两代，由少康杀寒浞及其子浇与豷[10]，才重新恢复了夏王朝。可见，夏王朝的建立与巩固的过程也充满了暴力。 夏朝末年，夏桀(?—前1600)残暴无道，对内“武伤百姓，百姓弗堪”[11]，外部“为仍之会，有缗叛之”[12]，商人首领成汤(约前1670—前1587)于是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嵕，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13]最终征服夏人，建立了商王朝。 周人灭商也经过了长期的准备，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从周文王(前1152—前1056)起就先后“伐犬戎”、“伐密须”、“败耆国”、“伐邘”、“伐崇侯虎”，并且“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周武王(前1087—前1043)即位后，继续积极备战，先是观兵孟津，后是牧野之战，最终攻克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商纣王自尽，建立了周王朝，“一日而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14]。 由于夏、商、周都属于由部族建立的原生国家，所以在建立国家之后，不仅仍然牢固地保持着原有的族氏组织，而且管理社会的国家机器也都是由宗族的管理机构直接转化而来的。这种早期的原生国家规模都很小，没有能力控制广袤的国土，只能通过分封诸侯建立众多邦国的方式来进行控制，这样就形成了以天子与贵族分权为特点的复合制国家。在夏代，夏后氏和其他的许多“氏”是并存的;在商代，大邑商之外是外服邦伯的封疆;[15]在西周，宗周与成周之外是通过分封建立的诸侯国，它们是在商代外服邦伯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此外，在中华大地上还同时并存着许多蛮、夷、戎、狄的部落方国。这些侯伯、方国的范围大体就是用城墙围绕而成的一个邑及其近郊，郊之外是外族居住的牧与野，牧与野之外就是无人居住的林与埛了。[16] 春秋战国时期，部族国家走上了进一步合并的道路，部族国家通过武力兼并同族或不同族的国家组成了新的领土国家。领土国家与部族国家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按地区组织国民，而后者是按血缘组织国民。按照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ΗΡΟΔΟΤΟΣ，约前480─前425)在《雅典政治》中的观点，“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S1] ，德国思想家恩格斯(F. V. Engels，1820—1895)对此深表赞同。[17]可是，中华的早期国家全都是按血缘来划分国民的，分封制的依据就是血缘;一直到春秋中期出现郡县制以后，中华才开始按地区划分国民;而即使实现按地区划分国民以后，中国人仍然习惯于聚族而居，把地缘与血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华国家的特色，也是中华文化的特色。 春秋战国后期，形成了燕、齐、楚、秦、韩、赵、魏七大领土国家。由于领土国家的形成与部族国家的形成一样也是通过武力征服途径实现的，因此，领土国家普遍建立起了由国君集权的专制政治体制。如果说在春秋战国前期，“国人”还拥有一部分作为族人的自主权利，国君遇到战争、和平、迁都、立储之类国家大事还要咨国人询万民的话，那么到了后期，“编户齐民”连这点有限的自主权利也丧失了。这些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编户齐民，不是西方概念中的“国民”或“公民”，而是具有中华特色的“臣民”与“子民”。 领土国家形成的过程，也是它们之间互相攻伐的过程。互相攻伐的结果是，秦国征服了其他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实行郡县制的帝国。帝国是皇帝独裁的专制国家——“朕即国家”，它成了皇帝一人一家的私有财产。希罗多德和[S2] 恩格斯说，国家与旧的氏族组织“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18]，但中华古代帝国的权力并不是公共的，而是属于私人的。它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机构，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私人权力机构。它属于一个家族，并且只属于皇帝一个人，甚至连他的妻子、兄弟都不许染指，即使父子之间也要互相争夺。中华古代帝国的内涵并不完全符合希罗多德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定义，中华古籍中把它叫作王朝，夏、商、周三代也被称之为王朝，而它们并不是帝国。这是古人没有搞清楚两者之间的区别所造成的。王朝实质上是极端的专制性与极端的私利性相结合的产物，帝国是一种只有臣民、子民没有国民、公民的国家。从秦到清，中华古代的帝国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从炎黄到秦汉，中华历史走出了“族邦—部族国家—领土国家—帝国”这样一条国家创生发展的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经过战国时期的兼并，以秦汉帝国的建立为标志，华夏族与蛮、夷、戎、狄各族融合成了汉民族;但是，中华大地上并不只有一个汉民族，还生活着许多其他的民族，中华从汉民族形成之日起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从秦到清的两千一百多年间，在中华大地上既有过汉族建立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也有过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即使在南北对峙时期，北魏与东晋、南朝，辽、金、西夏与两宋，也都是多民族的国家而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所以，在中国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类似欧洲“民族自治权”的概念与理论。至于由单一民族或部族建立的民族国家或部族国家，那只是中华古代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page] 二、中华古代次生国家的产生与演进 北魏、辽、金、西夏、元、清以及吐蕃、南诏、大理，都是中华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由于这些少数民族是汉族的近邻，当他们建立国家的时候，汉族早已建立了大一统帝国，不仅有榜样可学，而且还常常请汉人协助自己建立国家，因此能够用短短的几百年就走完汉族数千年才走完的历程。与原生的汉族的部族国家相比，这些王朝可以称做次生国家。尽管它们的国家起点有先后、终点有早晚、速度有快慢、成就有大小，有的民族国家的进程还被外力打断，然而都是沿着“酋邦—民族国家—领土国家—帝国”这样一条道路演进的。[19] (一)鲜卑国家的演进之路 秦汉时代，汉民族率先在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帝国，但是到东晋南朝时已经腐朽衰弱得不堪一击了，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起自己的部族国家或民族国家，其中最成功的是鲜卑族的拓跋氏。他们一度统一中国北方，建立了北魏帝国。 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原居于大兴安岭北部一带，1980年在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的大兴安岭东麓发现了拓跋氏告祭天地祖宗的石室，证明这一带确实是他们的祖居之地。[20]据《魏书•序纪》记载，拓跋氏的历史是从拓跋毛开始的，说他为“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拓跋毛是拓跋氏第一个有名字的领袖人物，应当是一位大酋长。拓跋毛五传至拓跋推寅，时值东汉初期，拓跋氏开始向南迁徙，九传至拓跋力微时定居到匈奴故地。拓跋力微(174—277)兼并了没鹿回部，又征服了白部，“远近肃然，莫不震慑”，于是他被《魏书•序纪》称为“始祖”。可见，这时酋长的地位权力已大大强化突出，意味着拓跋鲜卑进入了酋邦阶段。 从力微到猗卢，拓跋酋邦不断发展强大，晋愍帝司马邺(300—318)封猗卢为代王。公元338年，什翼犍即代王位，设百官分掌众职，称建国元年。这是拓跋氏有年号之始，标志着拓跋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是，这时的代国仍然是以氏族部落为单位组建的，连外来的移民也按氏族部落来组织，“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分为南北部，复置二部大人以统摄之”。[21]所以，什翼犍所建立的代国虽然已经超出了酋邦的范围，但并不是一个按阶级组建的国家，而是按血缘部落组建的部族国家。 正当代国有了长足发展的时候，氐族苻氏的前秦迅速强大起来。公元376年，苻坚(338—385)灭了代国，但仅过七年，前秦就在淝水之战中被打败并迅速解体，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371—409)纠集旧部于公元386年在牛川(今内蒙锡拉木林河)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恢复了代国(即北魏)，先后征服了匈奴族的刘卫辰、北方的高车族和鲜卑族慕容氏的后燕。公元398年，拓跋珪定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次年称帝。这标志着鲜卑族已从部族国家发展成为领土国家。 拓跋珪死后，继任者拓跋嗣(392—423)、拓跋焘(408—452)连年兴兵，统一了中国北方。从拓跋珪到拓跋焘是北魏国力最强的时期，鲜卑族开始从领土国家向着帝国的方向顺利迈进。拓跋焘四传至拓跋宏(467—499)即孝文帝时实行了有名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模仿汉族的帝国模式健全了自身的帝国制度。如果说北魏帝国是拓跋焘用武力建立起来的，那么通过冯太后和拓跋宏的改革才使它得以完善。北魏帝国并不是原生的，而是次生的，是仿照汉民族的帝国模式建立的，并没有什么创新，所以表现为“汉化”与“封建化”(实际是专制化)。然而“全盘汉化”的结果使得鲜卑族后来融合到汉族之中消失了。 (二)吐蕃国家的演进之路 青藏高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东汉时一些西羌部落迁入今西藏与当地土著融合，隋朝时该地区分布着苏毗、羊同、女国、附国、牦牛部等许多羌人的部落方国，其中以牦牛部落建立的吐蕃实力最为强大。隋末唐初，吐蕃赞普(国王)囊日论赞(570—629)兼并了苏毗，其子松赞干布(617—650)又征服了羊同，进而统一了西藏高原，定都逻些城(今拉萨)，形成了吐蕃民族国家。 吐蕃国家形成后，不断向外扩张。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吐蕃大破吐谷浑;咸亨元年(670)在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切吉平原)大败唐军，进而攻占唐朝的三十个羁縻州和龟兹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通过对外侵伐，吐蕃的版图越来越大，到永隆元年(680)已经成为一个“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为万余里”的大国。[22] “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攻占凤翔以西、邠州以北数十州之地。建中四年(783)，唐蕃清水会盟，双方议和正式划界，遂以北起贺兰山、经六盘山至大渡河一线为唐蕃新界。此时的吐蕃早已超出青藏高原的局限，不仅拥有了西域之地，而且扩张到唐帝国的关内道到剑南西川一带，由民族国家发展成为领土国家。 唐朝晚期，正当吐蕃王朝向着帝国的方向迈进时，王室内部发生了争夺王位的内讧，随后又爆发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民大起义，吐蕃王朝在内乱中迅速崩溃，王室后裔各据一方，形成了逻些城地区的拉萨王系，纳里(今阿里)布让城(今普兰)的阿里王系，麻域(今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拉达克王系，亚泽(今尼泊尔西部)地区的亚泽王系，雅隆(今西藏东南)地区的雅隆觉阿王系等多个较小的王国。在这些王国内部，也是领主割据，各自为政，“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23]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蒙古国和元帝国征服吐蕃为止。 (三)南诏与大理国家的演进之路 唐代以前，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分为白蛮、乌蛮、河蛮等几大支。到了唐代，白蛮和乌蛮先后建立了蒙嶲、越析、浪穹、邆赕、施浪、蒙舍六个诏(“诏”是大首领、大酋长的意思)。自唐高宗仪凤三年(678)至武则天长安四年(704)，由于吐蕃陆续征服了西洱河地区诸蛮，五诏与河蛮部落因此背弃唐朝归附吐蕃，只有南诏始终依附唐朝，从而得到唐朝的支持。先天二年(713)，唐玄宗封南诏皮罗阁(697—748)为台登郡王。公元737年，皮罗阁战胜河蛮，攻克太和城(今大理县);次年，唐玄宗赐名皮罗阁为蒙归义，进爵为云南王。皮罗阁征得唐玄宗允许乘胜兼并了五诏，迁都太和城，于公元739年建立南诏国。 皮罗阁建立的南诏国是一个民族国家。天宝年间，唐朝虚弱，皮罗阁之子阁罗凤与吐蕃联盟，连连打败唐军，攻取了唐朝的三十二个羁縻州。“安史之乱”后，吐蕃向唐朝的河西陇右地区扩张，减轻了对南诏的压力，南诏乘机在六诏以外又设置了六个节度使。公元757年，阁罗凤攻破越嶲，生擒唐都督;接着西服寻甸、裸形诸族，南败骠国(今缅甸境内)，俨然成为西南地区的一个强国。公元794年，南诏国王异牟寻与唐使在点苍山会盟，盟后异牟寻发兵大破吐蕃军，取铁桥等十六城，得降众十余万人，又征服了施、顺、磨些等部。此后，吐蕃衰弱不再进攻，唐朝遵守盟誓也不再出兵干涉，于是南诏真正成为独霸西南的强国。公元808年，异牟寻死，子寻阁劝立，自称骠信，即国王，标志着南诏进入了领土国家的阶段。公元859年，南诏国王酋龙(也写作世隆)立，自称皇帝，改国号大理。虽然此时的南诏政权已落入段氏手中，皇帝不过是个傀儡，但南诏在汉族国家的影响之下也进入了帝国阶段。此后，大理国又相继更名为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大理国、大中国、后理国等。直至1253年元宪宗命忽必烈(1215—1294)率兵入云南，擒段兴智，灭大理国，南诏、大理在独立国家的道路上走到了尽头。 (四)契丹国家的演进之路 契丹族属于东胡，源出于鲜卑族宇文部，曾先后遭到北魏、北齐、突厥的打击，分布在潢水东部地区，分为八部，过着游牧生活，史称古八部。契丹各部平时“逐寒暑、随水草畜牧，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有时“诸部相攻击，久不止”，[24]说明那时的契丹族还处于部落状态。 唐初，契丹各部纷纷内附，契丹族重组为以大贺氏为首的新八部。贞观二十二年(648)，大贺氏八部“举部内属”，唐太宗为之设府州羁縻。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首领李尽忠反唐，自称“无上可汗”，这是契丹首领首次称可汗。开元十八年(730)，契丹族内乱，大贺氏首领李邵固被杀，遥辇氏首领屈列被立为洼可汗，把契丹族重新划分为八个部落，史称遥辇氏前八部。其后不久，耶律雅里拥立遥辇氏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并又重组契丹八部，史称遥辇氏后八部。按照契丹旧制，可汗和八部酋长每三年推选一次。这一时期契丹的族人和各部还拥有着传统的权力，对可汗的权力也有一定的限制，社会形态大体上处于部落联盟状态，酋邦尚未完全形成。 自从拥立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后，迭剌部一直掌握着契丹族的大权，成为八部中最强大的部落。当耶律阿保机(872—926)任迭剌部酋长时，他连破室韦、奚诸部，伐女真，攻掠河东、代北、蓟北，又打败了唐刘仁恭军，声威大震。耶律阿保机首先破坏了三年改选酋长的规定，接着于唐哀帝天佑三年(906)十二月通过八部酋长会议罢免了“不任事”的遥辇氏痕德堇可汗，次年正月即位担任契丹可汗。耶律阿保机任可汗不是按照传统选举的，而是通过对外对内武力征服实现的。这表明，在契丹族中出现了一个凌驾于八部之上的最高首脑。这是契丹族建立酋邦的明显标志。 后梁贞明二年(916)耶律阿保机抛弃了每三年由八部酋长推选可汗的制度，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立长子为太子，以“契丹”为国号，建元神策，修建皇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并于天赞五年(926)攻灭靺鞨族的渤海国。这时的耶律阿保机虽然称皇帝，但实际上契丹国还只是刚刚从酋邦迈入民族国家的阶段。 会同九年(946)，契丹经过三年战争灭亡后晋，废后晋都城东京开封府为汴州。次年改国号为辽，改年号为大同，升镇州(今河北省正定县)为中京，表明了辽太宗耶律德光(902—947)进占中原的意图，但是不久辽太宗就死于北归途中，原后晋地区遂被后汉占有。辽太宗统治中原的意图虽然未能实现，不过此时契丹族的国家已经迅速地经过领土国家阶段建立了辽帝国。 辽帝国也是次生的国家，契丹族因为长期依附汉族，有榜样可以学习，所以其国家形态发展异常迅速，可以说是三步并作两步走的。但是，辽帝国建立后只维持了一百多年，就于公元1125年被女真族的金国灭亡了。 (五)女真国家的演进之路 女真族源出于黑水靺鞨，居于黑龙江流域，后有一部分南迁，契丹建国后始称其为“女真”。当契丹族已经建立帝国之时，女真族还处于松散的部落阶段。女真族的族长称勃极烈，统辖数部的酋长称都勃极烈。完颜盈歌(1053—1103)时，接受完颜阿骨打(1068—1123)的建议，取消了地方小酋长称都勃极烈的资格，确定只有完颜部首领一人才能称都勃极烈，并令诸部不得擅置信牌、驰驿，把号令大权集中到都勃极烈一人手中。这说明，这时都勃极烈已经成为凌驾于众酋长之上的酋长之长，标志着女真酋邦的形成。 完颜阿骨打继位任都勃极烈后，把反辽作为主要目标，并接连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即位称帝，建国号金，年号收国，但这时的金国实际上还只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且国家机器也是直接从氏族机构转化而来的。金国建立后，仍然以抗辽灭辽为基本国策，先后攻取了辽的东京、上京、中京、西京和南京。天会三年(1125)，金军灭掉辽帝国后，立即南下攻宋，一路势如破竹，于天会五年(1127)攻克开封，灭掉北宋，掳徽、钦二宗北归，立张邦昌为楚国皇帝在开封登基，统治黄河以南地区。天会八年(1130)，金太宗又册立刘豫为帝，国号齐，建都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为金国的子皇帝，统辖原属宋朝的黄河以南地区。天会十五年(1138)，金熙宗降刘豫为王，设行台尚书省于汴州(今开封)。此后，金与南宋之间或战或和，并在战争中从民族国家演变为领土国家，并向着帝国的方向迈进。但是这一进程被外力的干预所夭折，1211年以后，金国连续遭到蒙古军的打击而无力反击。绍定五年(1232年)，南宋与蒙古结盟联合攻金;两年后，宋蒙联军攻破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金哀宗自缢，金末帝被杀，金国灭亡。 (六)党项国家的演进之路 党项族是羌族中的一支，南北朝时就已活动于今青海省东南黄河河曲一带，以姓氏结为部落，游牧为生，互不统属，处于氏族部落状态。隋末唐初，党项族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众多的部落中以拓跋氏等八部最为强大。贞观九年(635)，拓跋部酋长拓跋赤辞降唐，被封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公元8世纪，由于受到吐蕃的威胁，拓跋部从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北)辗转迁徙到今甘肃与陕北一带，其中迁到夏州(今陕西靖边境内)的一支被称为平夏部。唐末，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帮助朝廷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任为夏州节度使，再次赐姓李，形成了以夏州为中心的党项李氏势力。宋朝建立后，党项李氏周旋于宋、辽两个帝国之间。辽圣宗统和二十八年(1010)，封李德明(981—1032)为夏国王;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也加封李德明为夏王。此时党项李氏虽然尚未独立建国，但是已有部族国家的雏形。 党项李氏一方面倚辽之势，一方面得宋实惠，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向西部开拓上。在景德元年(1004年)攻取吐蕃占据的凉州后，天圣六年至八年(1028—1030)又相继攻克甘州、瓜州，地盘与人口急剧扩大，领土国家的格局已经形成，但仍然同时臣服于宋、辽两个帝国。 宋明道元年(辽重熙元年，1032)，李元昊(1003—1048)继王位，辽册封其为夏国王，宋也封其为西平王。他一方面实行强化党项民族意识的文化改革，如改姓嵬名氏，恢复“秃发”风俗，创制西夏文字，规定服饰，简化礼制等;另一方面实行强化国家机器的政治改革，建年号开运，升兴州(今银川市)为兴庆府，营造宫室、修建都城，仿宋制设官吏、定朝仪、建蕃学;同时继续向河西地区用兵，到广运三年(1036)已成为一个“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国家。[25]西夏大庆三年(1038)，李元昊称帝，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以兴庆府为都城，大封文武官员。此后数年间，李元昊对宋朝发动了三次大战，屡战屡胜;重熙十三年(1044)，辽兴宗亲征西夏，也被李元昊打得大败，至此奠定了西夏与辽、宋对峙的局面，并初步形成了国土辽阔、由党项李氏统治的多民族的帝国。然而，由于李元昊在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的宫廷内乱中被刺死，外戚掌权，对外战争又连连失利，不得不由进攻扩张转变为依辽抗宋、援辽抗金，在辽亡后又臣服了金朝，蒙古兴起后又由附蒙攻金转为联金抗蒙。但此时的西夏已经一蹶不振，于1227年被蒙古所灭。 (七)蒙古国家的演进之路 唐代在狃越河(今洮儿河)以北、西至俱轮泊(今呼伦湖)周围、东至那河(今嫩江)、北至黑龙江的地域内分布着许多被统称为“室韦”的部落，其中有一个“蒙兀室韦”部，“蒙兀”即蒙古。大约在唐后期(9世纪下半叶)，蒙古部落从兴安岭山地向西面的草原地带迁徙，分布的区域逐渐扩大，其中迁到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的一支就是成吉思汗先世的部落。蒙古部落诸氏族分为高贵的尼鲁温蒙古和一般的迭列列斤蒙古，部落内部不仅有贵贱之分，而且有贫富之别，还有奴隶，但是并未形成国家。 11—12世纪的蒙古高原上，除了蒙古部以外，还分布着塔塔儿部、克烈部、乃蛮部、蔑儿乞部、斡亦剌部、汪古部和许多森林部落。当契丹族建立辽帝国时，蒙古部还是一个分散的弱小部落，“不与契丹争战，惟以牛、羊、駞、马、皮、毳之物与契丹为交易”，被称为“蒙古里国”。 [26]辽亡金兴之际，葛不律罕(成吉思汗曾祖)继任乞颜氏的首领，趁金朝全力攻打宋朝之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屡屡侵扰金朝边境。其后，葛不律罕之子忽图剌罕被推举为全蒙古大首领，继续统率全蒙古部众连年与金朝和塔塔儿部作战，迫使金朝不得不册封其为国王。至此，蒙古族大体进入了酋邦阶段。然而，忽图剌罕死后，乞颜氏首领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乞颜氏遂分崩离析，贵族内部的争权夺利使蒙古酋邦又瓦解了。 也速该之子铁木真(1162—1227)投靠克烈部首领脱里，收集旧部、积聚力量，打败了蔑儿乞部，并于1189年重新被推举为乞颜氏首领。1196年，塔塔儿部叛金，蒙古部和克烈部帮助金朝攻破了塔塔儿的堡寨，俘获其首领，于是金章宗封克烈部首领脱里为王，号称王罕，授予铁木真“札兀惕忽里”(诸乣统领)官号，大大提高了铁木真的威望与权力。自1200年起，铁木真用了四年时间通过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各部落，并于1206年春在斡难河源头举行大聚会，建九斿白旗，称“成吉思汗”，立国号“大蒙古国”，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1)用千户制重新编制百姓;(2)建立称为“怯薛”的宫廷亲卫军和王室事务机构;(3)设置大断事官即丞相;(4)制定法令《大札撒》;(5)分封子弟;(6)创制文字。从已知的大蒙古国的史实来看，虽然它幅员辽阔，但仍然明显地带有早期民族国家的特点。 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国把掠夺和征服视为最光荣的事业，强大的蒙古骑兵四处攻战。即使在成吉思汗死后，即大汗位的窝阔台(称“合汗”，1186—1241)继续执行武力扩张的政策。1234年灭金后，窝阔台在鄂尔浑河上游的达兰达巴夏营地举行大会，颁布了一系列新条令，主要内容是“立朝仪”，提高了大汗的权威，并在达兰达巴建造“永不拆除”的大金帐，又在鄂尔浑河上游建筑哈剌和林城郭和宫殿，作为大蒙古国的都城;又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议实行赋税制度，建立了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等十路征收课税所。为了取得征税的依据，窝阔台下令全面编制中原地区的户籍，共得110多万户，他将其中的76万户分封给蒙古诸王、贵戚、勋臣，称为投下户。蒙古族的分民制度与先秦时代华夏族的封邦建国制度十分相似，其实质就是由国王与贵族共同治理国家、共同分享国家财富，这是早期国家尚未摆脱血缘纽带束缚时所形成的一种方式，也是中国早期国家的一个特点。窝阔台时期，大蒙古国的范围比成吉思汗时期大大扩大了，已不再只是一个民族的国家，而是正在继续向着领土国家的方向发展。 窝阔台死后，蒙古上层统治集团陷入争夺汗位的内乱之中;蒙哥即位后，虽然渐趋安定，但随着1259年7月蒙哥在围攻钓鱼城的前线死去，1260年3月忽必烈抢先登上汗位，又与阿里不哥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汗位之争。登上汗位后，忽必烈(1215—1294)进一步按照中原汉族的帝国模式来构建蒙古国的国家机器。中统四年(1263)，升开平府为上都。至元元年(1264)，下诏给官员俸禄、颁公田、考殿最、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改燕京为中都，定中外百官仪从，设翰林院;八年，建国号“大元”;九年，改中都为大都，定大都为首都，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均设于大都。至此，一个帝国的雏型形成了。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王朝把行省变为常设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行省之下是路、府、州、县，全国的秩序趋向稳定，大元帝国最终形成了。 (八)满族国家的演进之路 女真族是明代居住在东北地区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的少数民族，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相互之间及其内部不断发生冲突、掠夺和兼并战争。明英宗正统年间，建州女真定居于浑河上游;嘉靖初年，海西女真定居于开原以北至松花江一带。到万历年间，女真族的势力开始强大起来。万历十一年(1583)建州左卫指挥使塔克世及其父觉昌安被明军误杀，于是塔克世之子努尔哈赤(1559—1626)起兵征讨受明王朝扶植的尼堪外兰，经过五年征战统一了女真各部。这意味着女真族已经形成了酋邦，但还没有形成国家。之后，努尔哈赤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女真人狩猎时的“牛录”组织改编为四旗;万历四十三年(1615)，因“归附日众，乃析为八”，创建了八旗制度，即按人数编制部民。这虽然还不是按地域划分国民，但已经突破了血缘纽带的束缚。此外，努尔哈赤还兴建城市，设议政五大臣，颁布法制，创制满文。这些措施都有力地推动了女真族社会的发展。到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登位，称“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后金的建立，标志着女真民族国家的形成。 女真族建立国家后，就把明王朝作为进攻的目标，数年时间就占据了辽东、辽西大片土地，先迁都辽阳，后迁到沈阳。努尔哈赤在战争中死去、皇太极(1592—1643)即位后，继续出兵向外扩展，不仅迫使朝鲜国王签订城下之盟，还统一了漠南，正式编立了蒙古八旗，甚至取道蒙古，从喜峰口入关，攻陷遵化，直抵北京，纵掠畿内。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蒙古入藩与皇太极称帝，标志着满族已初步建成了领土国家。 崇祯十七年(1643)，李自成(1606—1645)建立的大顺政权占领北京，明王朝灭亡，宁远都指挥使吴三桂(1612—1678)降清，大顺军在山海关一片石战役中惨败，清军进入北京，并定都于此。之后，大顺政权、大西政权和各个南明小王朝都坚持了抗清斗争，均因互相敌对、不能团结，反被清军一一击破。 满族建立的国家也是次生的而不是原生的，再加上它的对手又是腐败的明王朝，所以发展速度特别快;华夏汉族用几千年才走完的路，满族只用几百年就走完了。清王朝取代明王朝既没有改变社会的形态，也没有改变国家的性质，但却使腐朽的明帝国涅盘再生，更新为清帝国。清王朝从皇太极开始，经多尔衮(1612—1650)、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几代人的努力，仿照明制、革除弊政、创建新章，建立起一个“首崇满洲”、“满蒙联盟”、“满汉一家”，包括蒙古、新疆、西藏、台湾在内，高度集权专制的多民族大一统帝国，从而把中华帝国的发展推到了顶峰。[page] 三、中华古代再生国家的重建 国家建立之后，并不是就能一劳永逸地存在下去的。它会被外力摧毁，也会被内部叛乱颠覆，还会因为自身腐败而瓦解。所以，无论是中华古代的原生国家还是次生国家，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毁灭。毁灭后再重建的国家，可叫做再生国家。它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 (一)大一统王朝 秦帝国灭亡后，西汉、东汉、隋、唐、北宋、明等统一王朝，都是在分裂割据状态或天下大乱之后，由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而不是由一个阶级通过武力翦灭群雄、一统天下重新建立的。 秦朝以后再生的大一统王朝与原生的夏、商、周王朝不一样。尽管皇位仍然是在一姓一家内部传递与继承，但是随着人口增加与土地开发，国家的规模已经扩大了，单靠本家贵族已无法管理庞大的国家，于是一个以郡县制为特征的行政体系和通过选拔任命的官僚系统构成了新的国家机器。不管是原生的还是再生的，大一统王朝都是通过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帝国。帝国实行独裁的专制政体，皇帝通过郡县制把全国的土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但由于宗族组织仍然牢固地存在着，因此大多数皇帝还是把同姓的亲戚本家分封到各地去做藩王。皇帝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与宗室成员共享天下，本来是出于亲情的一种善意，然而却每每出现贪婪的藩王用武力争夺皇位的事件，这就迫使皇帝不得不采取种种方法钳制藩王，使得帝国时代的藩王领地不能像先秦时代的诸侯国那样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所以，尽管仍然存在着封建藩王的制度，却不能把专制帝国称做封建国家。 (二)分裂割据王朝 秦始皇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具有嬴姓贵族的血统，但是自从公元前209年陈胜称王、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后，任何人只要凭借武力就都可以登上皇帝的宝座，并不一定需要有高贵的血统。然而，太子继承皇位时却十分讲究血缘是否正统。因为皇位的继承人局限于皇帝的家族(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扩大到皇帝的宗族)，选择的范围极其有限，所以难以保证继承人都是能力超群的强者;而且，养尊处优的宫廷环境虽然可以让太子得到良好的教育，但却难以让他获得实践的磨练，所以往往经过几代以后，皇帝就会沦为傀儡，大权就会旁落到外戚、宦官、权臣的手中。历代的忠臣总是不遗余力甚至不惜肝脑涂地与外戚、宦官、权臣抗争，精神虽然可嘉，但是并不值得歌颂，因为皇帝的大权旁落到他人手中并没有改变大一统帝国的专制性质。如果朝廷上连这种能够独掌大权的人也没有，那么大一统的王朝就会解体，形成地方割据的分裂政权，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就是这样的状态。从汉族的角度来看，北宋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也算是个统一王朝，但是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两宋与辽、金、西夏的对峙实际上是中国第二个南北朝。分裂割据政权是大一统王朝解体后出现的再生国家，它们的规模较小是因为没有力量去占据更多的地盘，一旦具备了实力，仍然会像赵匡胤(927—976)那样去征服别人。这些分裂割据政权都是“小一统”的专制帝国，而不是代表地方利益的政权。 (三)反政府武装建立的再生国家 在先秦时代，虽然有殷革夏命、武王伐纣，但商汤、周武王分别是子姓和姬姓的贵族，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君也都是贵族。以陈胜称王为分界，就不论血统贵贱人人都能登基称帝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成为所有强人逐鹿中原的信条。于是，国家一次次地建成又被摧毁，摧毁以后再又重建，形成了以改朝换代为特征的周期性动乱。这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源。然而，一些学者不加分析地套用“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进步”理论，把这些动乱全都视作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但是他们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的阶级斗争如此激烈却不能推动“封建社会”向前发展?其实，虽然参加起义造反的是农民，但是镇压起义的朝廷军队也是被迫服役或是为了吃粮而当兵的农民组成的，甚至落草为寇的强盗也主要是走投无路的破产农民。如果“农民起义”有明确的政治目的，那么他们就是反政府的武装集团;如果没有政治目的，那么他们就只是啸聚山林、扰乱社会秩序的土匪强盗。在被当代史学家所承认的“农民起义”领袖当中，只有陈胜、樊崇是务农出身，其余的“农民起义”领袖没有一个是农民，而且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有地主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他们或是直接领导，或是幕后策划，所谓“农民起义”不过是从社会下层发动的反政府武装，而在社会上层，同样也会出现反政府武装，例如，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东晋的王敦与苏峻，隋末的李渊，唐代的安禄山与史思明，明初的朱棣，清初的吴三桂，等等。每一支反政府武装都会在局部区域内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但是大多数这种再生的国家还在襁褓阶段就被扼杀了，少数这样的再生国家因为不能履行管理社会的职能而迅速崩溃，例如，绿林军的更始政权、赤眉军的建世政权、黄巢的大齐政权、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张献忠的大西政权等，但是也有少数反政府武装的领导人例如刘邦、刘秀、李渊、朱元璋、朱棣成功地再建了国家。这些再生国家都是在原来国家的基础之上通过武力征服重新建立起来的，所以，除了换一个皇帝外，几乎是原来国家的翻版，并没有多少创新之处。 (四)禅让型再生国家 王莽的新朝、司马炎的西晋、武则天的周朝都是通过和平禅让建立的再生国家，可是古今史家只承认西晋为正统王朝，而不承认王莽的新朝和武则天的周朝也是正统王朝。其实，王莽的新朝和武则天的周朝也是大一统的帝国，而且持续时间与秦朝一般长，为什么承认秦朝而不承认王莽的新朝和武则天的周朝呢?虽然在禅让皇位时没有使用武力，但是在禅让的背后却是强大武力的胁迫。 (五)迁徙型再生国家 东晋、南宋、南明小王朝，是西晋、北宋、明朝在民族战争中灭亡后迁徙到南方易地重建的再生国家，只是由于民族矛盾尖锐，压制了内部的冲突，才得以苟延残喘。南明小王朝国祚短蹙，一方面是因为外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内部过于腐败，所以不得不很快就让位给生气勃勃的清王朝。 四、中华古代国家独特的起源与演进之路 综观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原生国家、次生国家和各种类型的再生国家，其形成与发展过程，既与古代希腊罗马不同，也与欧洲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后形成的民族国家不同，而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首先，武力征服是建立国家的唯一途径。无论是华夏汉民族的原生国家、少数民族的次生国家，还是各种类型的再生国家，毫无例外都是通过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推动中华古代国家起源与演进的动力是氏族之间、宗族之间、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武力征服而不是阶级斗争。各个民族的帝国都是由一个武力集团征服其他所有人以后建立的。武力征服是不会妥协的，如果出现妥协，那也只是暂时的休战或是屈辱的投降，绝无平等可言。因为，征服者不需要给被征服者以权利，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共和的联合政府和民主的议会。征服战争的结果不仅征服了敌对的外族，而且也征服了本族的平民;所以，在部族国家阶段还拥有一点族人自主权利的国人，到了领土国家阶段就变成没有自主权利的编户齐民，而到了帝国时代就更是毫无人权可言了。 其次，始终保持着血缘纽带维系的族共同体。由于中华的古代国家是通过部族或民族之间的斗争建立的，而不是像雅典、罗马那样是通过阶级斗争建立的，而且国家的管理机构是直接由部族或民族的管理机构转化而来的，因此，血缘纽带始终维系着国家，社会上也始终保持着宗族的结构，并且发挥着基层组织的作用。[27]以致于直到今日，人们仍然自称是炎黄子孙、华夏儿女，反映出中国人对血缘的认同远远超越对国家的认同。 最后，王朝能否有效地管理社会决定了国家的命运。受到后代史家称颂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天下大治的盛世，都是因为国家得到有效的管理而出现的，否则就难以维持下去。例如，秦朝、王莽的新朝、西晋、隋朝都是大一统的帝国，然而却都国祚短暂。刘邦、刘秀、李渊、朱元璋和朱棣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正义，也不是因为他们顺天应命，更不是因为他们服从了历史规律或适应了历史潮流，而是因为他们不仅能够在战略和战术上战胜竞争对手，并且能够有效地管理社会。古代历史学家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帝王的立场上去思考如何实现长治久安的方略，所写的史书也只是为了“资治通鉴”，而很少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去思考政府应该怎样管理社会的办法，更不去思考普通民众对国家拥有哪些自主权利。这是值得今人深入反思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