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磨咀子出土的舞蹈纹盆 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先后在甘肃省博物馆、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工作。现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毛诗序》中“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道出了古人对歌舞之由来的理解。事实上，比起抒情咏志，原始乐舞最初的产生，更多的可能还应是与生产生计有关，并逐渐形成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仪式性活动。 除了民族学资料外，陶埙、陶鼓、骨笛、石磬等史前乐器遗存的发现，为研究原始音乐提供了必要的实物资料。但舞蹈属于“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很难通过物质实体保存并体现。这就显得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格外重要了。 1973年，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发掘上孙家寨墓地时，清理了一座被严重破坏的马家窑文化墓葬M384，出土彩陶盆共4件，其中之一就是著名的“舞蹈纹”盆 。其器形较大，敛口，唇向外卷，上腹部微鼓，下腹部内收呈小平底，整体接近年代更早的庙底沟文化中常见的曲腹盆。唇面饰有三组图案，由勾叶、圆点及弧边三角组成，各组之间填以斜平行线纹。上腹外壁饰有三线扭结纹。上腹内壁饰有三组以五人为一组的舞蹈纹，各组图案两侧为多道竖线纹，组间以斜线相连。画面中，五人一行手拉手的形象，颇值得玩味。学界对于将其解释为表现舞蹈场景的意见已达成共识。对于舞蹈的功能和目的，虽然议论纷纷，但汇总起来，不外乎作为文化活动的娱乐性舞蹈，或作为巫术活动的祈愿性舞蹈。 而真正使得学界聚讼纷纭的，是舞人的形象与性别。除了两端舞人的外侧手臂有分叉外，五个人的形象是相同的：椭圆形头部，右侧下垂一发辫状物，枣核形身躯，双手伸向两侧，分别与相邻的人牵连，双腿微微分开，下体左侧斜出一尾状物。认为舞人为男性的学者，往往将尾状物解读为男性生殖器，且多认为舞人裸身；而认为舞人为女性的学者，则会将尾状物与女性腹前的佩巾联系起来；另外，还有观点认为头部的发辫状物与下体的尾状物，是服饰中的某些部分，人们着盛装而起舞。 无独有偶，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甘青地区又出土了带有“舞蹈纹”的彩陶盆。一件在甘肃武威磨咀子遗址采集，另一件则出土于青海同德宗日遗址M157墓内。此两件舞蹈纹盆上，舞人形象接近，区别在于，磨咀子出土者，人像双腿间另有一道竖线，而宗日M157出土者，身躯略粗，双腿合拢。与上孙家寨出土者相比，此两件盆上排成一行的人数更多，有圆形的头部，和明显圆鼓的腹部，四肢和躯干退化为线条，均不见那种斜出的“发辫状物”或“尾状物”。李水城在《人物舞蹈纹盆?锅庄舞及其他》 一文中，还引用了一件流失日本的彩陶盆，腹壁内部的舞蹈人物也是五人一组，但形象不及上孙家寨的规整，椭圆形头部或左或右倾斜，体略呈倒三角形，下体向左或向右斜出尾状物。 综观仰韶时代的彩陶，以人像为元素的图案极少。除了鱼、蛙、鸟、鹿等少量种类的动物纹外，彩陶图案多为几何元素的组合。有的学者将岩画中的人物形象来类比“舞蹈纹”中的人物，寻求类似的表现手法，试图相互引证，以期阐释“舞蹈纹”的具体意义。然而，岩画的断代本身就存在难度，找出精确到与马家窑文化同期的岩画标本很难实现。况且，岩画的艺术表现较为粗犷，一定程度上带有语境，叙事性更强。而彩陶上图案的表现受载体的限制，是被拘束着的、被程式化的“套路”。因此，马家窑文化的“舞蹈纹”，很可能已是经过提炼后的一种概念，并不一定具有指代某种特殊舞蹈的意义。“舞蹈纹”盆的创作和使用，可能也没有特殊的功能或目的。 上述四件彩陶盆内外壁的几何图案，在马家窑文化早期极常见，明显带有脱胎于庙底沟文化的风格。而同样继承庙底沟文化彩陶传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中，尚未见拟象图案出现。因此，有理由推测，马家窑文化的“舞蹈纹”，很有可能是由一种外来的文化传统输入甘青地区后产生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