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抚州汤显祖纪念馆 “远色入江湖，烟波古临川。”这是汤显祖吟唱家乡临川的诗句。400多年来，他创作的以《牡丹亭》为代表的戏曲作品“临川四梦”在大江南北广为传唱，经世不衰。 拂去岁月的纤尘，探寻一代戏剧大师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汤翁艺术和精神家园的寄托之所，临川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一座文昌桥连接的历史往事，两位老师倾心倾力的传授，从12岁行文《乱作》到生命最后时分的《忽忽吟》，55载的文字岁月里，无处不在的古临川积淀了汤翁的梦想与现实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历史的符号，那是城市的文化印记。抚州的文化印记，最没有争议的当属文昌桥。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发生了一件令明世宗心惊胆战的大事。时年六月，来自蒙古的鞑靼部俺答汗率兵绕过大同，直下通州，进逼北京。在江西籍权臣严嵩授意下，带兵大将奉行不出兵战略，任由蒙古兵在城外大肆抢掠。史称庚戌之变。 两个月后，在距严嵩家乡百余公里的临川，也发生了一件影响世界戏剧界的大事。一名男孩诞生于文昌桥东的书香门第，父亲希望他能够光宗耀祖，取了个很直白的名字：汤显祖。 文昌桥一直陪伴着汤显祖的成长。不过，47年后的两度交集，使两者之间产生了更为深远的意义。潜心研究汤显祖艺术20余年的抚州市退休干部杨友祥在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后发现，汤显祖曾经两修文昌桥。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文昌桥因火灾损坏，县里无钱修复。正在浙江遂昌任知县的汤显祖得知后，当即动员家人捐助了2个桥墩的资金，不过由于缺口太大，11个桥墩最终只修好了4个。三年后，弃官回乡的汤显祖拜访了主修大桥的临川驿丞孙耀祖（又一个被长辈寄予光宗耀祖期望的实干家）、抚州同知（相当于副知府）朱于赞，并针对存在的各种困难提出解决方案：官民齐心协力；集中能人和劳力；发动乡绅集资。最终，大桥在次年修好。关于这件事，汤显祖在《临川县孙驿丞去思碑》中有记述：为大吏三五年，偷以去，固不如孙君力成一桥，功德于民不朽。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文昌桥再毁于水灾。汤显祖找到抚州知府苏宇庶商议，总结以往修桥的经验教训，决定把桥面上的木板改为石板，并适当增加桥拱高度，确保水火无虞。新桥修复后，汤显祖满腔热情地写了《苏公眉源新成文昌桥碑》，记述知府公德以及其他捐助者的善举。 两修文昌桥的往事是汤显祖为临川的文化符号倾注的深情，而对徐良傅、罗汝芳两位老师的终生怀念则是对师恩的感激之情。两位老师对于汤翁日后的成就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位是文学启蒙，一位是思想启蒙。 徐良傅，抚州东乡县人，曾先后任江苏武进县令、吏科给事中。这给事中可了不得，专事给官员找问题行弹劾，由于为官清正处事果断，忤逆权贵被贬为民，在临川拟岘台讲学。徐良傅的官场不如意却给13岁的汤显祖送来了一位良师。期间，徐良傅先生授之以《左传》《史记》及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一些经典的文章要求倒背如流。对此，汤显祖深感受益，以至于16岁那年对于老师的辞世悲恸不已，连续写了《拘徐子拂先生》和《哭徐先生墓归示其季子一议》两首吊唁诗。 之后成为汤显祖老师的罗汝芳是抚州南城人，历任太湖知县、山东东昌太守、云南省参政等职。他的哲学思想深深植入了汤显祖的心底，两人亦师亦友。汤显祖对他的感情从两件事上得到了体现。万历十一年（1583）汤显祖中进士，想到的第一个人便是罗汝芳，写下《奉罗近溪先生》，报告喜讯。5年后，罗汝芳辞世，悲痛万分的汤显祖在给恩师的诗集作序中写道：夫子在而世若忻生，夫子亡而世若焦没。及至到了万历二十七年（1599），汤显祖弃官归乡，还专门陪同他一生最为倚重的达观禅师专程赶赴南城凭吊，留下了“空宵为梦罗夫子，明月姑峰一线天”的感人诗句。杨友祥经过多年研究后认为，汤显祖之所以对两位恩师这般深情，除了他本人的真性情，还有就是两位良师的教授，使汤显祖的思想和文学风格逐渐形成，并对《临川四梦》和其他文学创作有较为深厚的影响。 有一点是肯定的，两位良师的教授，给汤显祖打开了一扇思想与艺术的大门。在之后的岁月里，这位从12岁开始吟诗《乱作》的少年，携着许许多多的诗文、戏曲作品，从文昌桥一步步迈向了戏曲艺术的巅峰。直到很多年以后，沿着文昌桥回到故里，终其一生。 一生行走四方，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的依旧是故土临川。“临川四梦”有三部半在临川完稿和排练，最具影响的理论作品在临川完成。作为其大半生的栖息地，古临川的烟波最终成就了汤翁的江湖 翻开汤显祖年谱，我们可以发现，汤显祖一生，除了从34岁那年因春试上榜离开临川试政北京礼部，到46岁向吏部告假还乡的12年，其余55年时光，都是以临川为主要活动地。虽然其间常有出游、考试，但到了后期，除了偶尔去豫章府（南昌）拜见故人，基本上都在临川。巧合的是，从12岁创作诗文算起到最后的绝笔，汤翁从事文艺创作的时间正好也是55年。 说起来，汤显祖“临川四梦”中唯一一部在他乡完稿的戏曲作品《紫钗记》还颇费周折，时间跨度达10年左右。国内知名的元明清戏曲小说研究专家、浙江学者徐朔方在汤显祖所写《玉合记题词》中追忆《紫箫记》的创作情况中发现，在其28至30岁之间，创作了这部反映爱情传奇的戏曲作品。不过，汤显祖本人似乎并不满意这部作品，写了一半就将其束之高阁。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37岁的汤显祖任南京詹事府主簿时，将其重新进行修改，定名为《紫钗记》。即使如此，加上《紫箫记》的创作因素，可以说是一半在家乡一半在他乡。 万历二十三年（1595）在汤显祖的生命中是个至关重要的节点。他做了两件事，一是率性离任。时任遂昌县令的他向朝廷告假还乡，并没有等吏部批准，就先行挂冠走人了，为官生涯至此终结；二是回到家后专心戏曲创作，于时年七月推出了一部堪称惊天地泣鬼神的旷世作品——《牡丹亭》。 在临川这个文化厚重之地，汤显祖创作的灵感得以完全激发。他以每两年推出一部作品的速度，先后完成《南柯记》《邯郸记》。至此，《临川四梦》宣告合体，一代大师傲然出世。 次年，就在人们都认为《临川四梦》是汤显祖的最高成就之际，大师创作了一篇鲜为人知的作品《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这是一篇关于戏曲理论的文章。汤显祖在文章里写道：“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恍然如见千秋之人，发梦中之事。”学者从与汤翁同时代的另一位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作品《哈姆雷特》中找到了相似的论述：“从戏曲产生之始以至今日，它过去和现在的目标，可以说都是为现实高悬明镜，反映道德的真际而鄙弃它的假象，为时代的演变和风尚描画出它的形貌和举止。”汤显祖说戏曲是大千世界的忠实再现。从古代现在以至梦幻，从神灵英杰到凡夫俗子，应该无所不包。无论忠奸贵贱、美丑善恶，一切人生万象都要在忠于现实的艺术明镜中得到反映。在现实社会中情有善恶之分，在戏曲舞台上却不妨一视同仁地给予细致准确的艺术表现。善恶不是由剧作家的主观意愿直接向观众表白，而是让观众从艺术形象所反映的现实本身作出自己的判断。舞台上的人物既可以有善有恶，也可以有比较复杂的善恶参半或引起争议的人物，他们又善又恶，或者可憎可鄙而不妨令人悲悯或同情。汤显祖《紫钗记》的李十郎、《南柯记》的淳于棼和《邯郸记》的卢生都不是非善即恶、非恶即善的简单化人物，同时却又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我们由此可以明晰，这是汤显祖表导演艺术的要旨，也被戏曲业界尊称为戏道。 徐朔方在他的著作中这样评价：《庙记》是我国古代戏曲理论的重要文献，无愧为中国戏曲表导演艺术的奠基之作。今天的戏曲艺术工作者在批判地继承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仍然可以从它那里得到有益的启发。 至此，汤显祖的戏剧作品已经全部完成，坐拥极具文化底蕴的小城临川，终于奠定了其在世界戏剧界的江湖地位。 汤显祖的艺术成就和其生长的这块土地密不可分，并且相依相成。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厚重的临川文化成就了名动天下的戏剧大师。同时，没有汤翁的临川也是一种文化的缺失 “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这是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对临川的赞美。东汉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置临汝县，公元237年，建临川郡，郡治设在临汝县。 纵观历史，古临川治属相当于现在抚州市的绝大部分，并囊括了庐陵、豫章、瓯闽部分。东连吴越，西接潇湘，南控闽粤，北襟江湖，横跨吴、越、楚三地，为古代通往闽粤沿海地区的要冲。荆楚、吴越文化交会于此，中原、闽粤文化滋润其中。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积淀、优越的地理位置，孕育出灿烂的“临川文化”。 “临川才子”是“临川文化”的得意之笔。自古以来，临川才子之多向为世人瞩目。此地涌现的才子群体璀璨夺目：王安石、曾巩、晏殊、晏几道、陆象山、乐史、李觏、吴澄、谭纶、吴与弼、罗汝芳等等，都是临川（抚州）古代才子群体中的佼佼者。这些大家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有着非常高的历史地位。“宋词四开祖，临川有二晏”“唐宋八大家，临川有荆公”“江南四才子，陈、罗和章、艾”。 不仅仅本土才子，由于历史的机缘，众多名人、学士都在这里任职和宦游，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唐朝书法家颜真卿、南朝诗人谢灵运、南宋诗人陆游等，曾在这里为官。由此沿袭数百年的文化之邦、才子之乡，也成了历代名人、墨客聚会之地。宋代诗人黄庭坚、梅尧臣、范成大，明代思想家李贽、徐霞客也都来过此地游览或常驻。《世说新语》的编著者刘义庆袭封临川王。这些名人、学士在临川留下了大量遗墨华章，为闪光的临川才子群体增添辉煌。 同在文昌里出生和成长的抚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刘国芳提起自己和汤显祖共同的出生地，用了一个当地人使用频率最高的昵称：城外。这个“城外”并没有丝毫瞧不起的意味，反而充满了亲切和深情。几年前，他的一篇小小说作品入选韩国小学教材，他接受文友的祝贺时坦言，文昌里的一草一木都承载着厚重的临川文化，这种独特的意境赋予了自己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遥想数百年前，汤显祖也在这里，文思泉涌。 刘国芳以亲身的感受大胆陈言：正是因为在临川这块有着厚重文化底蕴的土地上，汤显祖才能成就为汤显祖。换个角度，如果没有汤显祖，少了一位能够在全球范围广为人知、与莎士比亚影响力比肩的戏剧大师，临川文化自然也会有所缺失。 其实，临川给予汤显祖的不仅仅只是文化底蕴这种稍显空灵的氛围那么简单，在汤显祖最困难的时候，这里还是他得以生存的大后方。我们查到了一封很容易令人忽视的家书，从中可以窥见汤显祖一段曾经窘迫却生动的经历。 万历十六年（1588），江南一带因头年水灾而出现大饥荒，引起米价腾贵，随后疫病流行。当时正在南京任詹事府主簿的汤显祖需从老家运米接济，父亲捎来了一封信要他节省。此时，他又收到一位亲戚因面临断炊写来的诉苦信，汤显祖写诗安慰他，题为《内弟吴继文诉家口绝粮有叹》。其中有解嘲的内容：“汝祖长沙王，汉册远有耀。千秋子孙大，旧日衣冠妙。”也有心情黯淡的成分：“今年普天饿，非汝独愁叫。”从这个细节可以得知，汤显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吃的都是运自千里之外家乡的临川米。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在遂昌为官一任赢得了那么好的名声，受到当地百姓那么热烈的拥戴，汤县令依旧一纸请假书发往朝廷，并且不等批准就挂冠离任返乡。因为，在他的血脉里，深蕴的是临川文化的根，是临川才子的情，还有临川的水土和粮食。 回到家乡后，汤显祖第一件事就是修建住处——日后赫赫有名的“玉茗堂”。这绝不仅仅只是汤翁信手拈来的一个附庸风雅的名号，其实大有讲究。 徐朔方教授经过认真考究，发现玉茗得名于宋代抚州州官衙门东院的一株白山茶花。南宋景定元年（1262）州官家坤翁为此作了一则《玉茗亭记》。三个世纪后，汤显祖弃官南归，在扬州写的《琼花观二十韵》说：“四海一株今玉茗，归休长此忆琼姬。”立意分明出自《玉茗亭记》。黄心绿蕊、气质高洁的玉茗花在他心目中已然是故乡和退隐的象征。 在《紫钗记》第一出《西江月》中，汤显祖写道：“点缀红泉旧本，标题玉茗新词。”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对于身在南京的汤主簿而言，玉茗堂与其说是具体建筑物的名号，不如说是汤翁借以言志抒情的载体。 在文昌里穿行，随时都有一种时空的穿越感。似乎在某一条古老的青石板街道，或者在某一幢老建筑前，或者在某一间被岁月雕琢成黑褐色木板屋的转角处，都能够与汤翁交会 见证了汤翁一生艺术繁华和最后岁月的玉茗堂已经荡然无存，但文昌里还在。 这里曾经是临川老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区，被誉为当地的“历史档案馆”和“老城博物馆”。千百年来，中西文化、商户民众，在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地方和谐地交融。 这里有名扬江南的千年古刹——正觉寺，有见证数百年抚州商贾云集的人脉聚集地——玉隆万寿宫，有始建于1908年的全省重点开放教堂——圣若瑟大教堂，还有众多世代未曾搬离的普通居民。 这里是汤翁故里，是汤显祖的出生地、成长地和安息地。当地人称此地为“汤家山”。这里孕育了一位世界历史文化名人。闻名天下的戏剧巨匠已经成为文昌里永恒的记忆。 遥想数百年前，这里必定留有汤显祖各个时代的印记：年少时期的纵情奔跑，年青时代的激情洋溢，中年时分的稳重徘徊，年老之际的静默沉思。 虽然，临河而建的明清老街店铺已经呈现出掩不住的破败之相，行走其间，我们却依然能够触摸到一抹挥散不去的凝重。 近眺抚河的烟波，那分明是对汤翁戏梦江湖的守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