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有几位文化大师，给学生讲课非常认真，但对阅卷判分却觉得无足轻重而随便应付。显然，他们认为分数并不能代表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实际成绩。他们的判分方法奇特无比：
    梁启超“估分”
    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开讲座，亲自指导一研究生研究先秦思想史。期末考试该生只得了50分。该生前往请示导师，梁启超随口说：“你的考试卷我根本没看，看考卷既浪费时间，对我也没有帮助，放暑假你准备一下，开学来补考就是了。”开学后，梁启超在该生补考卷上打了100分，并说：“你的考卷我没看，经过一个暑假复习，你一定考得很好，我也不用再看了。”
    钱玄同“印分”
    钱玄同是五四时期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做教授自然有其特有的架子，其中之一即是他从不批改学生们的考卷。钱玄同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处任教，各校对这位大学者的这一“陋习”虽说无可奈何，但也各有对策。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刻上“及格”二字。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即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室统一盖上及格的图章，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别记入学分档案。
    北大的宽容态度，使钱先生对自己的做法愈发得意，竟向外四处推广，及至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时，仍旧照此办理。不料此番他碰了个钉子：学校方面竟将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样退回。钱先生登时也来了脾气，毫不退让，将考卷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校方很是生气，警告钱先生，如再次拒绝判卷，将按照校纪对他进行惩罚，扣发相当数额的薪金。钱先生对此立即作书一封，言道：“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信内附钞票若干。
    黄侃“定分”
    著名学者黄侃是章太炎的大弟子，与鲁迅、钱玄同等皆同过学。他在中央大学教授“文学研究法”课程时，就只管讲课，根本不给学生布置作业。到了期末考试，他是既不肯看学生试卷，又不肯在这试卷上判分——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不看试卷，又怎么能打分呢？可是，他这种偷奸耍滑的做法在教务处那里行不通——他不判卷子评分数，教务处怎么给学生填成绩册呢？于是一再催促他阅卷判分。黄侃何许人也？天是老大，他是老二，他与校方有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被称为“三不来教授”。他一身傲骨，目空一切，岂肯轻易就范!把他逼急了，他就给教务处写一张字条，上书“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他的意思是：学生总想得甲等，给九十分，学生不配，自己也不愿意;给七十分，又非甲等，学生不愿意，八十分正合适。这统统八十分，判跟不判有什么区别？教务处当然不满意。可鉴于黄侃的名气和脾气，也只好暗自摇头，不了了之。
    林语堂“相分”
    林语堂博士是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他曾自提一副对联曰：“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博士的判分方法堪称“另类”，用时下的网络语言来说，则是“很雷人”：他不判试卷，却判脸面——根据学生的面相来判分。林博士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任英文教员时，根本就不给学生考试。他的理由是：“我在大学课堂上课，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多半是见面不知名，少半连面都不认得。到期终让我出十几道考题给他们做，从而断定他们及格不及格，这也太马虎了，打死我也不这么做。”那么，期终成绩怎么办呢？林语堂的做法是“相面打分”：到期末评定学生成绩时，他拿着学生花名册端坐讲台，然后依次唱名，叫到的学生一一站起来供他“相面”，他则根据学生面相一一判分。据说，学生——尤其是面相“好”的学生对他这种判分法大为赞赏，还说这比阅卷“公道”！据他的学生们回忆，林语堂“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考试计分的方法，同学们心中无不信服。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