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动现实的活动影像
    ——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印象
    白烨
     
    概要地来看，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在持续活跃的态势中平稳运行，在依流平进的发展中暗含异动。这种或显或隐的变异，既是文学自身不事声张的与时俱进，也是文学以自己的方式对时代生活的即时回应。这都向人们表明，我们的作家更注重以自己的眼睛去看取生活，更在意以自己的感受去构筑故事，而普遍彰显的创作主体及其创作成果，总体上看，也表现出自觉的意识和自信的姿态，更为切近现实的生活，更为切近当下的时代。
     
    从创作的走势与显现的特点看，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在两个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那就是现实性题材创作势头强劲，现实主义写法的作品格外耀眼。现实性题材与现实主义手法的齐头并进与桴鼓相应，构成了五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最为动人的主旋律。
     
    现实性题材因要直面当下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并透过生活事象捕捉社会变动，引起人们的心理波动与精神异动，对作家解读社会、把握现实和生发故事等方面的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与挑战。近年来，作家们勇于接受这样的考验，敢于应对这样的挑战，以他们独特的生活观察和独到的艺术思考，在现实题材方面积极投入心力，不断开辟新的生面，由一个个动人又启人的故事，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人们内心深处激起的种种涟漪。
     
    乡土题材中，贾平凹的《带灯》《极花》、李佩甫的《生命册》、季栋梁的《上庄记》、东西的《篡改的命》、格非的《望春风》、付秀莹的《陌上》、王华的《花河》《花村》、李凤群的《大风》、周瑄璞的《多湾》等作品直面乡土社会的艰难蜕变与生活形态的急剧转型，或写艰窘生存中的精神坚守，或写乡民意识的自我觉醒。在浅吟低唱的叙事与如泣如诉的语言中，描述出当今中国乡村在各种因素推导下，从外在风光到内在情绪的悄然变动及其多彩图景。
     
    都市题材中，刘心武的《飘窗》、苏童的《黄雀记》、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温亚军的《她们》等以当下都市为场景，写出了都市给人带来的快乐，也写出了都市给人带来的烦恼。都市与历史、都市与人性，在这些作品中水乳交融地交织在一起，呼吸相通、命运与共。廖东明的《太阳城》、余红的《琥珀城》则以都市城建过程中的矛盾纠葛为线索，揭悉了地产传奇中的社会问题与人性痼疾。这里使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以都市小人物为主角的两部作品：陈彦的《装台》和王华的《花城》。
     
    《装台》的主角刁顺子以装置舞台背景与布景讨生计，装台的活计又苦又累，家里的女儿又极不省心，但就是这样一个步履维艰、自顾不暇的装台人，却硬是承受着种种苦难，忍受着种种伤痛，以自己的瘦弱之躯和微薄之力，帮衬着一起装台的兄弟们，关照着他所遇到的不幸的女人，渐渐地显示出俗人的脱俗与凡人的不凡来，使这个十足的小人物别具内涵与光色。王华《花城》中的农村女青年苕花、金钱草带着改变命运的美好意愿进城，而城市不但冷若冰霜，而且固若金汤，使她们因为身份问题只能蜗居于城市边缘。让人为之感动和纫佩的是，她们既没有轻易认命，也没有随意放弃，虽然在日常生活上步履维艰，却能将做人的原则坚守始终，这使她们艰窘的打工生计既有额外的艰难，又内含了应有的尊严。两部作品都着眼于城市里的小人物，但都写出了他们在默默前行中的自持而不自流、自尊而不自卑、自强而不自馁。
     
    在直面政治生态，书写政坛生活方面，周大新的《曲终人在》、陶纯的《一座营盘》、宋定国的《沧浪之道》、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等，由惊心动魄的故事，显示出作者大胆揭露政坛时弊的力度。同时，这些作品以对比鲜明的人物，显示出作者审视人性的深度。我在这里之所以回避使用“反腐小说”与“官场小说”的概念，是因为这些作品在其内涵上远远超越了“反腐”与“官场”的范畴，在政治生活的复杂性、政界人物的高危性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的畸变性等方面，都表现出更多的深意、锐意与新意，让人们在认知现实的政治生活与政治运作的同时，反观人生、反思人性、反观自我。我曾在另篇文章中提出，以政治小说的概念取代“反腐小说”、“官场小说”的说法。政治小说的概念涵盖了“官场”与“反腐”的内容，又大于“官场”与“反腐”的范畴，在内涵与外延上既有一定的规定性，又有一定的包容性，比“官场小说”、“反腐小说”更恰切，也更为适当。政治小说这一说法的具体运用，不仅有利于对已经出现的大量直面社会政治现实的作品作出准确的定位与允当的评估，也有助于使那些饱有政治情结的小说作者放开手脚，大胆创作，写出更多更好切近当下时代、反映社会现实，满足人民期许的文学作品，从而推动现实性题材创作向纵深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起到解放创作生产力的无形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人民的名义》在问世之后的半年左右时间内已印刷了130多万册，创下了近10年长篇小说的畅销记录。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样近距离切近现实并具有政治情怀的作品，是为读者所广泛欢迎的。
     
    还有一些情感题材的作品，虽然都以情感现象为描写对象，但纠葛各不相同，内蕴也各有侧重。如王跃文的《爱历元年》、张者的《桃花》、韩东的《欢乐而隐秘》、弋舟的《我们的踟蹰》等，或写困惑中的自省，或写困境中的自救，既写出了这个时代爱情遭遇到的新问题，也写出了这个时代情感生活的特有色彩。
     
    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小说写法与艺术手法上，不仅不拘一格，而且前所少有的多姿多彩。一些作家几乎是以“中年变法”的勇气，在小说叙事与语言表述上另辟蹊径，寻求自我的再度超越。如寓荒诞于现实的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撷《山海经》于故事叙述的贾平凹的《老生》，深含象征意味的王安忆的《匿名》，充满浪漫情味的红柯的《喀拉布风暴》，以拟人手法描写马驹的曹文轩的《火印》，把猪与人的命运勾连起来的李杭育的《公猪案》，借助亡灵的复活来叙事的余华的《七天》、陈应松的《还魂记》，让寓言与现实对接的赵兰振的《夜长梦多》等等。可以说，这些作品不仅在意“写什么”，更看重“怎么写”。他们在“怎么写”上的奇思妙想与花样翻新，不仅更新了自己既有的小说手法，而且对整个长篇小说在创作技法上的求新求变，也给予了积极的推进与有力的拓展。
     
    但从作品的阅读感受与传播影响上看，在同行中更受好评、在读者中更受欢迎、在社会上更有影响的还是那些坚持现实主义写法，富含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以“中国好书”为例，获得2013年度“中国好书”的小说是金宇澄的《繁花》、贾平凹的《带灯》、王蒙的《这边风景》；获得2014年度“中国好书”的小说是季栋梁的《上庄记》、杨绛的《洗澡之后》；获得2015年度“中国好书”的小说，是陈彦的《装台》、周大新的《曲终人在》、刘庆邦的《黑白男女》；获得2016年度“中国好书”的小说，是格非的《望春风》、葛亮的《北鸢》、徐则臣的《如果大雪封门》。这些作品，既都属于现实性题材的发掘与勘探，在写法上也都属于现实主义手法的操持与运用。这些作品的故事与意蕴各不相同，但在直面生活现实，以细节构筑故事，力求再现一定的典型环境，着力塑造典型化的人物上，都有不约而同的共性。
     
    重要的还在于，这些以现实主义手法写作的现实性题材作品，由可触可感的细节、可歌可泣的故事、可亲可敬的人物，多角度地表现了当下社会与时代的历史变迁，人们的生活形态与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异。这使得我们的长篇小说创作，虽然还缺少那些直接书写改革的火热斗争与伟大进程的作品，缺少那些正面描绘和着力塑造深化改革中涌现出来的时代新人的作品，但反映这种深刻历史变革的某些侧影，折射变革引起的心理反应与情绪变动的作品，却更多样、更生动、更细腻、也更充分了。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在有声有色的发展和稳扎稳打的前行中，与时代变革同频共振，与社会生活相随相伴，称得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生动现实的活动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