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修建新都大兴城、隋炀帝经营东都洛阳，都是隋朝皇室致力于制衡关陇集团的措施。然而隋炀帝用关东势力反制关陇集团的办法，造成了严重的政权撕裂，最终身死国灭。大司马刚从洛阳游玩归来，对其兴衰深有感触，今日推荐纪兄此文，希望大家能从中品味天下之兴亡大势。

    长安大兴城与洛阳为隋代之东西二都，二都之营造意图昭示着隋代之政治风向。三十年间，围绕着两大地域的矛盾愈演愈烈，而主动挑起此矛盾者，实为杨坚父子。
    皇帝欲行鸠占鹊巢之事，脱壳于关陇，东入洛阳，反制关内大局。
    山东，指崤山以东之广大区域，在这场斗争中成为了隋主暂时的宠儿，也成为了其竭泽而渔的主要对象。这个过程中，朝野政风数有变动，与国都之地位变化呈现出的，是一里一表之关系。
    隋朝君统承自北周，官僚及军队亦承自北周，在此基础上，宇文泰之关中本位政策得以延续。
    京师乃国家重地，天子宫禁、朝官百僚所在。关陇贵族纵横陕西，在朝堂、在州郡，皆拥有以一当百之话语权。
    隋文帝虽有心致力于政权归中，仍不敢轻言迁易北周旧都。文帝心有不甘，也便做出细微调整，导引出西都之重置事件——建筑家宇文恺营西都，号为“大兴城”。
    大兴城之确立，于瓦解关陇贵族实是杯水车薪。太平盛世催生关中人口之激增。经济压力与关中之农业生态更加令杨家父子意识到关中独木难支。
    炀帝出关，大兴土木，以杨素、杨达、宇文恺督造洛阳。逐步将洛阳之地位自陪都提升至御驾常驻之行在，尔后甚至赐名“东都”，已有可与大兴城分庭抗礼之意。  
    

关中饥馑，连年大旱。而自周、隋以降，长安三辅之地人口密集，单独依靠关内耕地显然不足以供给天子、群僚与百姓。缺粮之乱，隐隐有爆发之迹象。

鲜卑风俗的北周军队

隋主诏令关中饥民涌入关东就食，后来甚至演变到天子与百官就食于洛阳的地步。人口与经济体量的不配称，是关中在遭受大灾之后难以自我调整的首要原因。
    但在玄学、卜学盛行的南北朝中后期与隋代，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关中饥旱很容易被人为的与“帝运将尽”扯上关系。
    隋代之关陇勋贵空前强大，文帝审慎的个性终是令其做出了妥协的决定。他小心翼翼，逐步增大自己与关陇旧贵之间的距离。
    首先是借口北周的长安旧宫破败，着宇文恺修建大兴城。新都的确立并没有真正逃出关陇的地缘辖制。为解决饥荒，宇文恺再次被敕令营造小运河——广通渠。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沟通关中与山东。
    杨家父子志趣相同，处置事务之方式却大有不同。父亲老成谋国，而儿子却大刀阔斧。
    对于这之前的大兴城，在物理构造上，隋炀帝并无太多不满意。但是，这连年的饥荒反倒成了炀帝营造洛阳，尔后将之升为“东都”的绝妙理由。
    关中，本是杨家父子土生土长之地，如今却要去别人的家里住下，令人颇为不解。重看隋初历史，有谶言“儿当大贵，从东国来”流传于北周社会上下各级。
    这则谶言已追溯了杨家的祖宗血脉，挑明杨家皆出于东国，即山东。隋主东迁，在宗族法统上不会有太多羁绊，反有认祖归宗之意，是好事。
    在行事分寸上，即使炀帝已然胆大包天，却也从未敢完全销掉大兴城的都城之名，因为大朝迁都将引发系列政治变革与社会动荡。
    百年之前，北魏孝文帝元宏以南征之名强制迁都，为后人诟病为六镇大乱之先声。尤其是当初北镇武人繁衍而出的周、隋一脉，更将此事引以为元魏衰落之根由，甚是不齿。
    长久生活在北镇及关陇文化圈的杨家父子投鼠忌器，选择东西二都平衡之局面，也是能理解的。
    文、炀二主处心积虑地欲向关中反戈一击，目的莫过于削平关陇。而对于打击关陇集团，父子二人是同志不同心的。文帝偏向于斩尽北周余孽，而炀帝却是为了铺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实现功业的便捷大道。
    

隋炀帝开进士科，以十科举人，正是预示着隋主逐渐步入打击关陇贵族的轨道。
    事实上，以寒人掌机要，分世家参知朝政之权，是南北朝帝王集权的主流方略。隋文帝初试科举，本已有削弱关陇贵族之意。
    关陇集团生于胡汉交杂数百年之关中，文明陵迟，但以武力争狠。隋与周之别，恰恰在于战争的减少，所以，旧贵的作用也随之下降。
    国家草创，周臣数叛，文帝阴鸷雄猜，知晓北周仍是留给关陇旧贵太多的回忆。在斩杀刘昉、梁士彦、宇文忻、虞庆则、王世积、元旻、史万岁的问题上毫不手软。于隋有大功，但又对北周怀有不舍之情的佐命勋臣几乎难逃一死。
    当然，为掩人耳目，他们的罪名大多另有安排。如果说这是杨家父子对关陇旧贵的侧翼钳制，那么下面所陈述的，即是正面的攻击。

炀帝废九等爵中六等，只余“王、公、侯”。这已是对关陇旧贵赤裸裸的挑衅。裁剪爵位意味着旧贵难以让其子弟接触基层爵位，遏制了其开枝散叶式地掌控权力。
    这只是第一步，随后旧贵会以各种名目被削爵，由于后续爵位已经被撤除，荫子的实权也会逐渐被剥夺。
    隋炀帝车驾出关，便是为了与关陇旧贵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洛阳，他可以用山东人，行东夏之礼制，重新组织一套与勋贵武将抗衡的行政系统。
    若把关陇旧贵看做陕西藩封，那么炀帝期望的必是一个平稳而不落人口实的削藩行动：既无战争，也无政变，直待勋贵自然凋亡。

关陇一系所代表的是隋代军队之核心。最终夺取隋炀帝性命的，乃是骁果军，其家属均在关中。禁军思归，并非皆因将帅煽动之故。

炀帝久驻山东，令他们愁容尽展，望断乡路。如若没有杨家父子的咄咄相逼，没有隋炀帝的率性而为，好大喜功，关西兵员又何以无法返乡。炀帝被弑杀的直接原因，归诸关陇人物失宠，没有太大的问题。
    

炀帝征高句丽，杨玄感趁机兴兵造反，实际则是在为背后的关陇贵族喊冤叫屈、打抱不平。
    李子雄之计是西入关中，开永丰仓以赈贫乏，纠合关中反隋之力东向争天下。他常年担任隋官，自然是看得透彻。
    关中矛盾尖锐，君臣貌合神离。只有西据关中，号令天下，才能掌握住骁果军的家眷，获得关陇旧贵的支持。此时，关陇贵族与皇室势同水火，可见一斑。
    

隋文帝克成一统，然除北略突厥、平江南，再无大战。炀帝锐意进取，好大喜功，企图征伐四方以成不世之伟业。大概是从前的作战阅历带来的胆略，驱使着他的欲望。
    炀帝此人，无一刻不想亲驭百万隋师，扬名青史。在他的脑海中，高踞关中，处关山四塞之境，适合先帝守成治国的战略。若欲出奇兵，以御驾讨伐诸邻，则唯有中原之洛阳可成为天子四面机动的大营。

炀帝登基伊始，即下旨营建东都洛阳，应是蓄谋已久。诏书中公布了他营造东都的一个目的——审判天下。他向百姓宣布自己有问疾苦之心，不过是矫饰罢了。
    
    
    大隋朝的东都洛阳
    由于急于求成，他也从未把治民放在首位。炀帝战四方之志，察四方之心，不能不说夹杂包含着许多个人周游的情趣。

隋炀帝于大业年连破林邑、琉球、吐谷浑，随之便是三伐高句丽。车驾四出，巡幸诸郡。洛阳在这其中发挥之作用不可谓不小。
    具体的表现有二，第一是皇帝銮舆东西南北之中转站；第二是粮草财赋之中转站。炀帝开运河，功高百代，而祸及于其一世。正是此河沟通运输，使得盐米之利达于西、北，故而唐宋皆仰之以食京师。
    细心观察，其实不难发现，隋炀帝打造龙舟也是在其营造洛阳，将国家重心东移之后才开始着手的。这不单牵扯到先营都城，而后挖运河、造龙舟的逻辑顺序，更是关涉朝廷对于全国的组织动员能力。
    无论是造船之木料，还是用于徭役与作战之壮丁，在数量上，山东州郡皆远胜关内。为建设规模庞大，雕饰精美的龙舟，洛阳不得不担起筹措、组织与督造的责任。这份责任，也只有洛阳担得起。

一百一十三万不可能是真正战士的数目，文中虽已与馈运之人分开，但大多临时征发之壮丁仍只能充当军夫，承担修造、协防等简要任务。
    然而，之后的诸事已验证了炀帝透支国力的论点。若炀帝困守大兴城，维持着关中本位政策，则山东州郡绝无可能在刺史、郡守的督令下如此这般地掏空自己。
    炀帝东巡、南巡，恩泽广布，确保了自己在山东的声威。最终，山东的百姓发现，这种恩泽只不过还是虚有其表的矫饰，最终仍是为了他宏图中的战争。
    

隋朝版图

关中本位政策既是以内驭外的佳法，又可谓大大束缚了周、隋帝王之自由。
    隋炀帝期望跳出此桎梏。他对山东的热爱有别于其父，这大概还需归功于其自身的文学素养与人生阅历。
    他本就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在诗歌、音律诸方艺术上，均有过人之处。他的天性自有聪慧而自矜的一面，需要大批学士与诗人与其切磋，但更需要这些有名气的大家为之唱和。
    显然，如若将自己关在大兴城中，必定难以广泛地接触到这些人。而山东，自古为文章之乡，自然诱使炀帝对之充满无限向往。洛阳作为山东数一数二的大城，作为汉魏古都，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炀帝的逞欲之所。

地理上，远悬于山东诸郡的江南同样令炀帝魂牵梦萦。伐陈之役中，炀帝总制隋军，亲见江南之宫阙、人物、风俗。
    开皇十年时又赴江南任扬州总管以平高智慧之乱，后又自并州改镇扬州，治江南总计达十数年之久。
    他对于江南必是已有深厚的了解，并为当地文化所折服。吴音婉约细腻，切合的是隋炀帝一生对诗文与辞藻的追求。因此，他欣然学习手下败将陈人所操之吴语。
    随性而为，这在隋炀帝的执政生涯中并不鲜见。本性助长了私欲，私欲则影响了决策。他需要婉约而美的东西，不需要当初为矫饰贤明而装出来的节俭。
    炀帝镇抚江南时，扬州可谓其藩府，亲切感或比关中还要更胜一筹。总之，对于炀帝，江南是有百般的好。金陵是亡国之都而且已经被拆了，自然是待不得的。那么，东都北抚河阳，南界淮扬，无疑是隋天子的首选。

隋代典章及法令多出于魏、齐、梁、陈，此四朝重心俱位于山东。论文明，则关中深有自卑感。
    首先，魏晋南北朝的国家中心一直处于潼关以东，非惟东方富庶，亦有汉魏衣冠延续便利之故。
    其次，大量的人才与长久的文化积累使得这套东方制度不断优化，拥戴者与日俱增，即使关陇贵族出将入相，文武兼资，也不得不学习之、采纳之。隋炀帝崇尚文华，也明白北齐礼制、萧梁旧典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炀帝好学、善学，他知道只有更亲近于衍生出这套礼法的地区，才能够更深入地掌握、了解之。他或持此心态，但也绝不是仅仅为此。
    隋文帝以山东制度治天下，那炀帝也完全可以更进一步，以更丰富的山东文明打入关中，打破关中圈设的牢笼，从而夺取属于自己的天下，而非先帝从周人手中窃夺的“关陇”天下。     
    

综上所述，文、炀二主不遗余力地削弱关陇集团，后者更是在扶持山东士人上下了不少心思，以夺取文化胜势并达到政治制衡的效果。
    内削外守，是文帝的想法，一面直截了当地血洗周人旧臣，一面减少了战争的开支。
    炀帝初起，羽翼未丰，但雄心勃勃。他寄希望于武将勋臣协助完成外扩疆域的行动。要征伐四克，就必要有关陇集团的配合。故而他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做法——内稳外战。
    所谓内稳不过是要让东西两都相互牵制，临时稳定。在功业大成之日，再行诛逆之事。不幸的是，该战略在炀帝本人的肆意玩乐与横征暴敛下中断。
    东西二都之矛盾与北齐邺、晋两都之斗争在根源上有许多共同点。如旧贵武将与新兴皇族之间的角逐，如经济重心和军事重心的冲突。
    但二者的差异同样明显，首先，隋之二都代表的是更为宏观的关中与山东的地域竞争；其次，隋朝是通过提升东都地位以平衡两都，北齐则是不断调换晋阳镇将，使别都衰弱，来令首都邺城占据优势地位。
    可见，隋主仍是集权的进行阶段，而齐主已然走向成功。北齐的做法造成了军事体系混乱的后果，并在外战中输得一塌糊涂。总体上，隋主的做法较为极端，激化了各阶级矛盾，使得国家自解，最终酿成大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