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起分别为叶露茜、赵丹、蓝苹、唐纳、杜小鹃、顾而已，后排郑君里、沈钧儒、李清。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3年第11期，作者：叶永烈，原题为：《唐纳的真实身份》
    重听27年前的采访录音
    在2012年第10期《同舟共进》杂志上，读到贺越明先生的《唐纳：神秘的身份之谜》一文，看得出，贺越明先生对于江青的前夫唐纳的政治身份--是不是中共党员、何时加入中共，进行了认真的考证。作为《江青传》作者，我读毕之后，曾经在2012年10月24日给《同舟共进》编辑郭芙秀小姐发去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
    郭小姐：看到贵刊关于江青前夫唐纳中共党员的考证文章。其实，唐纳虽然生前名义上是巴黎天桥饭店老板，实际上不仅是中共特别党员，而且还是国家安全部情报人员。正因为这样，唐纳回国时参加接见的有罗青长、叶选基，他们都是国家安全部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作者显然不知唐纳的“底细”。我因写《江青传》，曾经“考证”过唐纳的真实身份。叶永烈2012-10-24
    关于唐纳是中共党员，我在《江青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中已经很明确写及，1936年4月26日唐纳和蓝苹（江青）在杭州举行婚礼，“唐纳那时其实已加入共青团。后来，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还在论及江青是一个左翼文化工作者时，曾提及，江青先后嫁过的四个丈夫，即俞启威（黄敬）、唐纳、章泯、毛泽东，都是中共党员。
    至于唐纳晚年，“不仅是中共特别党员，而且还是国家安全部情报人员”，这一敏感身份，我在写《江青传》时就知道，只是在当时尚属于机密，所以没有写进《江青传》。现在时过境迁，到了可以说的时候了。
    关于唐纳的真实身份，我是在1986年8月7日采访唐纳挚友夏其言时得知的。当时的采访录音带，后来我转成数码，刻在光盘上。写这篇文章时，我又听了一下，27年前他的谈话声仍相当清晰。
     夏其言跟唐纳、江青同龄，都属虎，生于1914年。夏其言曾任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2002年10月23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88岁。
    记得，在27年前，当我得悉唐纳挚友夏其言在沪工作，便于1986年8月4日下午前往拜访。炎夏酷暑，柏油马路都有点酥软了，我叩响一幢小楼的房门。我以为，倘若夏老不去黄山、青岛避暑的话，定然在家午睡。出乎我的意料，夏师母告知，夏老上班去了！他和唐纳同岁，也属虎，当时已是七十有二了，照样天天去报社上班，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
    几次打电话跟夏老约时间，他不是接待外宾，便忙于业务。总算他有了空余，在1986年8月7日与他得以长谈。除了听觉差一点之外，夏老身体甚健，记忆清晰。此后，我得以多次向他请教。
    
    
    唐纳（资料图）
    
    史枚深刻影响了唐纳和夏其言
    夏其言说，他跟唐纳相识，说来纯属偶然：夏其言是浙江定海人。1927年就读于舟山中学。高中毕业之后，1934年正值刘鸿生开办的中国企业银行招收练习生。夏其言考上了。跟他一起考上的，有个青年名叫马骥善，意气相投，遂结为好友。
    马骥善之兄，即马骥良，也就是如今人们所称的唐纳。马骥良常到银行宿舍看望弟弟，跟夏其言结识了。夏其言也随着马骥善喊马骥良为“大哥”，虽然他跟马骥良同龄。
    那时候，马骥良参加了“C．Y”，亦即共青团。夏其言呢？正追求进步，悄悄地在读马列著作。正因为这样，他跟马骥良相见恨晚，非常投机。
    夏其言说，马骥良当朋友有难，就会挺身而出。夏其言当时正与一位姑娘相爱，而姑娘因家庭穷困曾被迫与一位大资本家之子订婚。当唐纳得知夏其言的困境，竟化装成一个律师，夹着一个公文皮包，来到那资本家家里，陈说利害。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居然使那资本家的儿子不得不放弃了订婚婚约……年逾古稀的夏其言回忆往事，指着他的夫人笑道：“她便是当年的那位姑娘！我们都很感谢唐纳热情相助……”
     马骥良再度为朋友挺身而出，那朋友非同寻常。夏其言记得，有一天，马骥良神秘地对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很有学问，可以教你懂得许多革命道理。不过……”说到这里，嘎然而止，马骥良用双眼看着夏其言。夏其言立即明白他的意思，说道：“我不怕风险。”马骥良这才轻声地说：“他没地方落脚，你敢不敢收容他？”夏其言一口答应下来。
    当时，马骥良租房居住，房间很小，而夏其言的父亲在“十三层楼”（今上海锦江饭店）掌厨，他家住离“十三层楼”不远的长乐路怡安坊17号，石库门房子，独门进出。
    过了几天，夏其言家多了一位青年“房客”。那青年“房客”跟夏其言住一间小屋。他跟马骥良、夏其言同庚，所以很谈得来。此人足不出户，终日闭门幽居，邻居从不知马家有“房客”。所谓“房客”，只不过夏其言对亲友的遮掩之词罢了。
    “房客”叫小琳，常用的笔名为史枚，真名佘其越、佘增涛。此人跟马骥良同乡、同学，马骥良用“总角之交”来形容。所谓“总角之交”，即少年朋友。总角，少时所梳之小髻也。
    日子久了，夏其言才明白，佘其越乃中共地下党员。他在上海杨树浦活动时，被国民党警察逮捕，押往苏州反省院。那时，苏州反省院有所谓“假释放”制度：如果有两家铺保，“犯人”可以“假释放”两个月，届时自回反省院，仍旧关押。“假释放”的本意，是让“犯人”体验一下“自由”是何等舒坦，以促使“犯人”早日“反省”。然而，佘其越却趁“假释放”之际出逃了！
    佘其越请求马骥良帮忙。神不知，鬼不晓，他隐居在夏其言家里。国民党警察局急得跳脚，却也不会查到夏家，因为在此之前，佘其越跟夏家毫无瓜葛。
     佘其越擅长写作。在隐居中，写了不少文章，署名唐纳，由马骥良送出去发表。马骥良自己写的文章，也署名唐纳。于是，唐纳成了佘其越和马骥良合用的笔名。马骥良本来以“罗平”为笔名，在常用“唐纳”之后，渐渐地，人们以“唐纳”相称，以致后来变成“唐纳=马骥良”。佘其越隐居夏家，唯一的常客是马骥良。以下按照人们现今的习惯，称马骥良为“唐纳”，而称佘其越为“史枚”，因为他的真名已被国民党政府上海警察局记录在案，他改名史枚，直至解放后一直用史枚为名。
    史枚跟夏其言朝夕相处，教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引导他走上革命之路。在佘其越的影响下，夏其言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夏其言告诉笔者，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张承宗。张承宗在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在夏其言之前，唐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唐纳跟蓝苹相爱之后，蓝苹也成为夏家的常客。蓝苹曾经送她主演的话剧的戏票，给夏其言的弟妹以及父母亲。此外，电影导演郑君里的夫人黄晨（笔者于1986年6月16日采访）、蓝苹所住环龙路许家房东的保姆秦桂贞（笔者从1986年7月26日起多次采访），是蓝苹的密友，也来夏家。正巧，唐纳、蓝苹、史枚、夏其言、黄晨、秦桂贞是同龄人，然而不约而同以史枚为长。因为他是“C．P”（共产党），而且学者风度，老成持重，唐纳、夏其言尊敬他理所当然，蓝苹在他面前也颇恭敬。就连她跟唐纳吵了架，也常常要到怡安坊来，在史枚面前告状，请史枚“仲裁”。
    夏其言记得：当蓝苹跟唐纳在史枚面前吵闹时，甚至动手打架--居然在夏其言家中大打出手
    夏其言记得：有一次，天还没亮，他跟史枚还在睡觉，突然，蓝苹披头散发，前来敲门。蓝苹刚进来，唐纳也来了，又是一场大吵大闹。
    夏其言还记得：有一次，在他的家里，当着史枚和他的面，蓝苹抓住唐纳的头发，把唐纳的头往墙上撞……
    夏其言告诉笔者，一天，当蓝苹跟史枚、唐纳、他一起闲聊，蓝苹随口说了一句“名言”：“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层板。”这，大抵就是蓝苹为人处世的“诀窍”。正是这句“名言”，她征服一个又一个男人，朝着“高居人上”的目标走了一步又一步棋。
    蓝苹还有一句“名言”：“英雄人物创造历史，我如果不能成为英雄，也要成为英雄的终身伴侣。”大约正是出于这一“行为准则”，她最后选择了毛泽东。
    
    在孤岛上海从事秘密活动
    唐纳与蓝苹分手之后，日军进逼上海。蓝苹经济南、西安，于1937年8月进入延安，改名江青。唐纳则在1937年底前往武汉，然后来到“陪都”重庆。
    看到唐纳在山城孤身一人，赵丹有意把18岁的女演员陈璐介绍给唐纳，便对陈璐说：“我有个好朋友，想见一见你。”陈璐问他，这位好朋友是谁？赵丹便向她介绍了唐纳的身世、为人……
    陈璐记得，1938年3月的一天，由赵丹作东，请她和唐纳在重庆冠生园吃饭。唐纳和陈璐一见倾心，唐纳频频约她去骑马，去重庆南温泉游泳。唐纳亲热地喊她“璐璐”，她则叫唐纳“罗平”。他们以闪电的速度结婚。为了纪念他们的相识之处，婚礼也是在冠生园举行。
    1938年10月，唐纳与陈璐经越南河内，到达香港。在香港住了一个多月，乘船返回上海。当时上海处于所谓“孤岛时期”：自从1937年8月13日的“8·13”淞沪会战之后，日军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的北半部，即今虹口、杨浦两区，还占领了上海四周，只剩下上海法租界和苏州河以南的半个上海公共租界，称为“华界”。“华界”成为日军包围下的孤岛。
    唐纳和陈璐住在法租界海格路（今华山路）、江苏路口。唐纳改用笔名“蒋旗”，发表多幕话剧《陈圆圆》，又写出多幕话剧《生路》。陈璐在上海当演员。唐纳为陈璐取了个艺名叫“红叶”。据云，“红叶”的含义是与“蓝苹”相对。
    1940年5月1日，陈璐生下儿子，唐纳非常高兴，为儿子取名“马均实”，意即“均分劳动果实”--出生那天的劳动节。唐纳还为儿子取了奶名，叫“红儿”，这奶名显然来自。陈璐的艺名“红叶”。
    笔者于1998年2月21日在汉口采访了当时已经78岁的陈璐以及58岁的红儿。据陈璐告诉笔者，当时，陈璐并不知道唐纳的政治身份，只知道他常常行踪机密。有一回，唐纳对她说：“如果我被捕，牵连了你，你就说‘我早就跟唐纳离婚了’！”陈璐听了愕然。
     后来，突如其来的事情，果然发生了。记得，那是一天清早，她所住的三楼忽然响起了敲门声。那时，唐纳不在家，他离沪秘密前往重庆了。陈璐和红儿以及保姆留在上海。保姆开了门，门外站着的竟是法国巡捕。巡捕问：“陈小姐在家吗？”陈璐应声而出。巡捕说，要她去巡捕房一趟。陈璐吃了一惊，就故意改用武汉话说：“孩子还没有‘过早’呢！”所谓“过早”，是道地的武汉话，意即“吃早饭”。巡捕却坚持一定要她马上就走。
    陈璐下了楼，见到巡捕房的汽车停在楼下。她被带到法租界卢家湾巡捕房。到了那里，巡捕倒显得很客气，一边给她喝咖啡、吃三明治，一边说希望她能好好合作。陈璐“过完早”，巡捕带她到另一个房间去。一个大块头巡捕开始对陈璐进行审问：“你是唐纳太太吗？”陈璐知道事情不妙，就按唐纳的嘱咐用武汉话说道：“我跟唐纳已经离婚了，不再是唐纳太太了。”“大块头”接着问：“你知道，唐纳在哪里？”陈璐答道：“我跟唐纳已经离婚好几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大块头”面对这位一问三不知的陈小姐，只好放她回去。
    陈璐庆幸唐纳事先为她编好对付巡捕的“台词”，所以也就顺利“过关”。她来到上海兰心大戏院，全身心地投入《天罗地网》的排练。她万万没有想到，过了几天，巡捕又来找她。
    这一回，她来到巡捕房，“大块头”扳起了面孔。原来，巡捕经过暗中调查，得知她根本没有跟唐纳离婚。所以，当她又一次声称自己跟唐纳已经离婚，“大块头”也就不客气了。她被关押在巡捕房。她说，唐纳不在上海，到底在哪里，她不知道。她强调自己正在“上戏”。她如果被关押在巡捕房，不去剧院，戏没法上演，剧团的经济损失谁负责？
    审了几回，从陈璐嘴里得不到关于唐纳的线索，巡捕房把陈璐关押了三天之后，只得又一次把她放了。
    回到家中，陈璐很快就发现，家门口有人盯着，直到夜里熄灯之后，盯梢的人才离去。白沉（后来在1955年担任电影《南岛风云》导演）来看望她，劝她赶紧把唐纳放在家中的进步书籍转移。陈璐找唐纳的“把兄弟”张静林商量，悄悄把这些书籍转移到他家。
    过了半个多月，大约没有发现唐纳回家，楼下那盯梢者这才消失了……
     唐纳从重庆回来了。陈璐把那场虚惊告诉唐纳。唐纳笑道，他事先替她拟好的“台词”，还是派上了用场呢！他并没有把巡捕房为什么这样“关注”他的原因说出来。直到好多年之后，她才知道唐纳当时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这才使巡捕房对他格外注意。
    有国难回定居巴黎
    陈璐跟唐纳的婚姻只维持了8年。唐纳在重庆，爱上另一个演员康健，开始同居。这一同居关系维持不了多久，唐纳与康健因性格不合，终于分手了。
    抗战胜利后，唐纳从重庆回到上海。应《文汇报》总经理严宝礼以及总主笔徐铸成之邀，进入《文汇报》，担任副总编。徐铸成原在《大公报》，与唐纳有过同事之谊。这时，唐纳改用“马季良”这名字。
    唐纳来到陈璐家，陈璐已经与一位盐商结婚。但是唐纳常常看望红儿。
    此后，唐纳在上海又传出新的恋情：1947年8月唐纳出席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在上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见到《自由论坛报》女记者陈润琼年轻、俏丽，能操一口纯正英语。才华出众的陈小姐，顿时使唐纳为之倾倒。用唐纳的话来说，那就是“惊为天人”！
    唐纳热恋着陈小姐，不断地给她寄一封封用蝇头小楷写成的情书。最初，一头热，一头凉。唐纳有情，陈小姐无意。陈小姐乃名家闺秀，福州人。陈小姐是原驻法公使陈箓的第三个女儿，自幼受家庭薰陶，精通英语、法语。
    1949年2月，陈小姐调往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工作。已经在香港担任《文汇报》总编辑的唐纳，向报社提交辞呈，也飞往纽约，先在纽约日报工作，后在联合国一家中文印刷厂工作，为的是能够与陈小姐在一起。
    唐纳看似是为“追”陈润琼而远赴美国，其实那是随着中共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胜利，唐纳虽然满心欢喜，却决定离开。他深知，蓝苹是一个报复之心极重的女人，她已经成为“第一夫人”。当年她在上海，敢于当着夏其言的面，抓住唐纳的头发把唐纳的头往墙上撞。倘若唐纳留在中国，那位心狠手辣的“第一夫人”不知会怎样折腾他！
    正因为这样，唐纳“追”陈润琼小姐，从美国纽约“追”到法国巴黎，在那里与陈润琼小姐结为伉俪，并开设天桥饭店。为了远避江青之势，唐纳更名“马绍章”，而陈润琼则用英文名字安娜。最初，在巴黎华人之中，人们只知马绍章先生乃国民党政府原驻法公使陈箓之“驸马”，并不知道他是中共“第一夫人”之前夫。
    唐纳有国难回，心中记挂着红儿。据红儿告诉笔者，1953年红儿收到父亲从法国寄来的四百八十万法郎（旧法郎），给他买自行车。另外，唐纳还托他在上海的老朋友夏其言、许怀沙等照料红儿。后来叶露茜自告奋勇，挑起照料红儿的担子。当时，叶露茜照料着她和赵丹所生的两个孩子以及她和杜宣所生的七个孩子，加上红儿，总共有十个孩子。红儿在上海长宁中学上学。叶露茜担心他年纪小，不会管理自己的生活，每月把三十元生活费交给学校的教导主任。红儿要钱用，写“条子”向教导主任领取。红儿成人后，到上海《文汇报》社工作。唐纳曾担任《文汇报》总编辑。所以，红儿在《文汇报》社，得到唐纳的老朋友们的多方照料。红儿说，在《文汇报》，上从总编辑，下至排字工人，一说起唐纳，都很尊敬。后来，红儿转到安徽、湖北工作。
    在“文革”岁月，幸亏唐纳身居海外，“旗手”鞭长莫及，他才免遭毒手。
    
    中共中央调查部安排他回国探访
    一直到1976年中国爆发“十月革命”，江青成了阶下囚，唐纳终于可以回国探望了。
    夏其言告诉我，1979年初，他正出差北京，突然接到报社党委电话，要他立即回沪。
    夏其言赶回上海，这才得知“中调部”找他。
    “中调部”，亦即中共中央调查部的简称。如今，很多人只知道国家安全部，而不知道中共中央调查部。如同名称所示，中共中央调查部直属中共中央，是1955-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对外情报的最高级别的情报机构。“中调部”的前身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联络部。1955年6月20日，中央中央调查部正式成立，首任部长为李克农(兼任)，秘书长为罗青长。从1983年7月1日起，以中央中央调查部为主体，与公安部的反间谍部门及其他部分相关单位合并，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
    “中调部”为什么突然找夏其言呢？原来，唐纳从1948年离开中国大陆之后，首次从巴黎回国。尽管唐纳在法国已经用马绍章之名多年，但“中调部”对夏其言还是称他为唐纳。唐纳回国，“接待单位”便是中共中央调查部，他在法国的秘密身份不言而喻。
    其实，唐纳是1978年冬日从巴黎来到北京。唐纳在北京的时候，夏其言也正出差北京，但是“中调部”并不在北京找夏其言，而是让他回到上海，通过组织关系找他，让他在上海接待唐纳。
    当夏其言正在为唐纳由“中调部”出面接待感到惊讶的时候，“中调部”的干部告诉他，唐纳此行，对外严格保密，所以要求他不能透露唐纳的消息，尤其是他在新闻界工作，尤要注意。由于夏其言是唐纳要求回国时要见的挚友，所以“中调部”通过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事先约见夏其言。“中调部”的干部还轻轻地告诉夏其言，“唐纳又入党了！”这个“又”字，表示唐纳过去是中共党员，中间曾经脱党，如今“又入党了”！“中调部”的干部说，见面时对于唐纳的称呼，用“马先生”。
    夏其言在把这些情况告诉笔者时，唐纳尚健在，所以他再三关照，“让你知道这些情况，是为了使你写《江青传》时把握好唐纳的政治分寸，不能把他写成朝三暮四追求女性的人，他有着革命理想。但是你不能对外透露唐纳的真实身份。”正因为这样，我在《江青传》里，只在写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唐纳时，提及他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另外，在《江青传》写及唐纳的后来时，提及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曾回到中国大陆：“不过，他几度回来，行踪保密，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我只字未提唐纳的特别身份以及与“中调部”的特殊关系。
     夏其言记得，当时“中调部”安排唐纳住在上海东湖招待所。东湖招待所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的东湖路，离上海繁华的商业街淮海路只百米之遥，最初是上海大亨杜月笙住宅，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华东局招待所。记得，我就是在这家东湖招待所，采访从北京来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陈云夫人于若木、张闻天夫人刘英来上海，也住那里。如今那里改为东湖宾馆。
    夏其言说，他终于与阔别整整30年的老朋友唐纳见面，异常兴奋。唐纳夫人陈润琼也一起来了，他跟陈润琼是初次见面，她果真是名媛风度，大家闺秀。夏其言称唐纳为“老马”，而称陈润琼为“马太太”。
    夏其言说，他发觉，唐纳仿佛变了一个人，他不像当年豪爽直率，而是变得谨言慎行。唐纳跟夏其言谈话，只谈往事旧谊，极少涉及在法国的生活。唐纳在上海电影界、新闻界朋友众多，他只会见了郑君里夫人黄晨等极少数老朋友。
    笔者在采访郑君里夫人黄晨时，她说，郑君里在“文革”中受尽折磨，被投入监狱，于1969年4月23日病逝。
    郑君里是唐纳、蓝苹的好友。1936年4月26日，22岁的唐纳、蓝苹，与赵丹、叶露茜以及顾而已、杜小鹃，三对明星伉俪一起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证婚人为上海法学院院长沈钧儒（后来成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主持人便是郑君里。黄晨回忆说，当时她与蓝苹互以“阿黄”、“阿蓝”相称。看到一块合意的料子，一起买来，做成一色的两件衣服，黄晨和蓝苹同时穿了出来。
    1936年4月26日三对新人在杭州六和塔前举行婚礼。前排左起为叶露茜、赵丹、蓝苹、唐纳、杜小鹃、顾而已，后排左起为主持人郑君里、证婚人沈钧如、傧相李清
    黄晨告诉笔者，当年在上海电影界，袁牧之、郑君里、唐纳、赵丹四人志同道合，曾结为把兄弟，依照年龄称袁牧之为大哥，郑君里为二哥，唐纳为三哥，赵丹为小弟。
    黄晨说，在“文革”中，江青委托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在场），要他交出了江青去延安后写给他的几封信以及她的两张照片。1966年10月9日凌晨，位于上海淮海路的武康大厦3楼的郑君里家，遭到乔扮为红卫兵的空四军教导队的大抄家，抄走日记、书信、手稿、相册等资料。不久，郑君里被捕入狱。郑君里心知肚明，这一切皆因他对“旗手”江青往日的历史知道太多……
    黄晨说，唐纳对郑君里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感叹说，倘若他在国内，会比君里更惨！
    在黄晨的陪同之下，唐纳和夫人前往郑君里墓，虔诚地献上鲜花。
     夏其言记得，唐纳和夫人在沪期间，从未在公众场合露面。唐纳依然对中国电影保持浓厚的兴趣，但是“中调部”规定他不能去电影院观看（尽管东湖电影院近在咫尺），只能在东湖招待所的内部小放映室为他和夫人专门放映。
    唐纳在沪期间，宴请老朋友。夏其言和妻子当然在邀请之列。在那次宴会上，夏其言见到的只是唐纳在上海的几位老朋友，七、八个人而已，其中有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也有黄晨。他们一起喝啤酒。赵丹是当年介绍唐纳与陈璐结合的“月老”，当然当着陈润琼的面就不提那段往事。夏其言的妻子则说起当年唐纳饰演“大律师”、为她解除婚约的往事，唐纳哈哈大笑起来了。
    夏其言的妻子还邀请唐纳夫妇来家做客。这原本是情理之中的事，令夏其言惊讶的是，唐纳竟然面有难色，没有爽快地答应下来。夏其言马上意识到这可能与唐纳此行的保密规定有关。大约是唐纳请示了“中调部”，这才答应回访，和夫人一起来到夏其言家中。
    
    
    1978年12月，叶剑英在北京会见旅法华侨唐纳（左三），罗青长（右一）、叶选宁（左二）、叶选基（左一）陪同会见。
    
    叶剑英元帅接见唐纳意味着什么
    就在这次唐纳回国，1978年12月在北京受到叶剑英元帅的接见。
    有了夏其言和黄晨的回忆，就为叶剑英元帅为什么会接见“旅法华侨”唐纳，做出了顺理成章的解读。
    在那张历史性的照片上，站在叶剑英元帅一侧的罗青长，曾经任中共中央调查部秘书长、副部长，而在1978年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站在叶剑英元帅另一侧的是叶选宁和叶选基。叶选宁乃叶剑英之子，当时任国务院经济委员会办公厅康世恩秘书。叶选基乃叶剑英之侄，笔者多次采访他。叶选基在“中调部”工作多年。2009年5月31日笔者在国家安全部上海某处宾馆拜晤叶选基时，在座的多位是叶选基当年在“中调部”工作时的老同事。至于叶剑英元帅，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中共中央调查部直属于他领导。“旅法华侨”唐纳，其实是中共特别党员，“中调部”在法国的重要干部，他的归回，受到叶剑英元帅的接见就在情理之中。陪同接见的人员有“中调部”部长罗青长以及在“中调部”工作的叶选基，清楚地点明了这次接见的“主题”。
     另外，请注意，这张照片上没有唐纳夫人陈润琼。这表明，叶剑英元帅接见唐纳，唐纳的政治身份并非“旅法华侨”。倘若是“旅法华侨”，必定携夫人一起参加接见。这表明，叶剑英的接见，是“中调部”的内部会晤。
    也正因为这样，这次重要的接见在当时秘而不宣，照片也没有见诸报端。直至整整30年之后，在介绍叶剑英生平时，才“顺便”刊登了这张接见唐纳的照片，而照片说明词仍称唐纳是“旅法华侨”，似乎与“中调部”毫不沾边。
    应当说，唐纳在法国巴黎开设天桥饭店，而饭店乃名流汇聚之处，而唐纳又有老丈人的国民党招牌做掩护，不论是职业或者身份，都是从事情报工作的最佳选项，谁都不会怀疑唐纳是“中调部”的高级情报干部，顶多拿他与蓝苹的往事“开涮”而已。
    夏其言记得，1985年9月，唐纳再度回国时，则是由国家安全部安排。前已述及，1983年7月1日起中共中央调查部改为国家安全部，“中调部”是中共情报机构，而国家安全部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情报机构。
    这一回，唐纳带着夫人、女儿回国，被国家安全部安排住在上海五星级的新锦江饭店南楼。夏其言见到唐纳女儿马忆华，她在医科大学毕业，男朋友是土耳其人。当时，赵丹已经去世，唐纳在上海只见了黄晨。
    唐纳这次回来，似乎在北京住了相当长的时间。夏其言记得，当时他作为中国新闻代表团的成员去北欧四国访问，从上海来到北京，在北京饭店看望了唐纳。当时，唐纳一个人住在那里。当他从北欧回国，国家安全部正安排唐纳到承德休养。他又与唐纳见面，正是秋高蟹肥，他们一起吃大闸蟹。唐纳说起自己打算写回忆录，所以请夏其言托人为他找散失的历史资料。
    夏其言回沪之后，托毛羽、徐怀沙替唐纳找资料，也托笔者为他寻找解放前所写的《祖国万岁》、《陈圆圆》等剧本。
    不料，唐纳的回忆录尚在收集资料时，1988年8月23日，唐纳因肺癌在巴黎病逝。
    2013-7-13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