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领域，人才选拔向来为一十分重要的内容。如何能够使具有从政能力的人脱颖而出，人尽其才，向来为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所时常思考。中国的政治组织成立甚早，从西周开始已有比较完备的官僚体系，战国以降，郡县制国家渐渐形成，一套日益完善的人才选拔与考核机制因之出现。
    历代统治者除非极度顽劣昏庸，皆希望能够提拔较为优秀的行政人才为己所用，以此保证政权稳定，使国计民生俱受其善。到了近代，中国遭遇亘古少见的世变，许多行之已久的政治制度与行为准则受到极大冲击，许多有识之士，对之进行反思甚至是抨击，希望能借鉴域外经验，设计出一套能够充分应对世变的新制度。
    具体到人才选拔方面，不少知识分子目睹时代危机，开始对中国传统的铨选制度大加抨击，或认为在这套体制之下，所选出来的人学非所用，不谙政务;或是批判所谓铨选，乃是帝王为了一己之私而寻找奴才，民众疾苦，彼辈毫不关心，而救济之道，从幻想将周公借之以致太平的《周礼》行之于今，到主张将西方的议院引进禹域，及至干脆砸碎国家机器，径直实行无政府主义，各种主张，层出不穷，既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对国事的极度焦虑，又显现出近代世变之下，世局与思想的混乱与纷繁。
    作为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不但直接经历了从戊戌变法开始的一系列政治风波，而且写下了大量讨论政治的文章，提出一系列自己的治国主张，他的许多言论，独抒心得，迥异时流，虽然在当时难得有实践机会，甚至因与“风气”不合而遭来不少非议，但是今日回头再看，其可资借鉴思考之处着实不少，关于人才选拔的主张便是其中之一。
    一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民主思想逐渐被人们熟知，一二有心之士便开始对照西学，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发掘相关言论，希望能寻找出中国自己的“民主”思想，其中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书受到了时人极大的表彰。黄氏此书，对明朝的政治体制痛加批评，认为君主权力过大，相关的牵制力量付之阙如，乃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主因之一，因此力陈地方学校等机构的重要性，希望使天下舆论出之于民间，人才良莠一本于“公论”。
    由于此书所言，与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民主思想有相似之处，因此近代许多知识分子对之甚为青睐，将黄宗羲视为中国的卢梭，《明夷待访录》看成中国的《社会契约论》。章太炎在青年时代亦曾对黄氏颇为推崇，在写于戊戌变法前夕的《兴浙会序》里，他感慨“吾未见圣智摹虑如黄太冲者也。”不过到了1906年东渡日本之后，出于对世变与学变的反思，他遂开始重新定位黄宗羲的思想。
    在章太炎看来，黄宗羲主张抬高与扩大学校的地位，使之不只是教育人才之所，还应是社会舆论的中心，这一主张弊病极多。因为欲讨论政治得失与人才良莠，则必须先做到对刑名制度与民间利病知之甚详，否则难免流于主观，而这些因素，恰恰是社会阅历相对匮乏的学校生员所不太具备的。并且他们因为长期往来互动，彼此气味相投者甚多，那么他们对于人才的评价，便极易变为互相吹捧，形成朋党之势，这反而是对客观认识人才的一大障碍。
    此外章太炎还指出，黄宗羲主张人才选拔让学校舆论参与其中，那么作为专门铨选人才的吏部便会大权旁落，而吏部铨选，虽然也会有各种弊病，但毕竟有客观的条例与标准可行，并且考核之时，乃是以官员的过去的业绩作为主要参考。而若凭借各种舆论作为尺度，那么客观标准便难以形成，导致贤良与否，无法真正界定，只是纯凭口说，如此不但难以选拔出真正有行政能力的人才，甚至非常容易使善于借夸夸其谈来博取众誉者有空隙可钻，这样会造成各级官吏不去实干力行，而是大花心思去制造“面子工程”。
    以上观点，章太炎主要在《非黄》一文里进行了具体阐释。这篇文章虽然表面上是在批评黄宗羲，以及借表彰黄宗羲来达到现实政治目的梁启超、杨度等鼓吹宪政的立宪派，但是更深一层来看，章太炎在“非黄”的同时，其实是在对另一位中国古代思想家韩非进行阐扬。
    韩非以及整个法家学说，自从儒家被奉为官学以来，一直受到儒生们的批评，认为其刻薄寡恩。历代统治者虽多因袭其术，但往往是“只做不说”。而到了近代，人们出于对西方民主与法治的理解，更将法家学说视为专制者帮凶，将其价值抹杀。如清末负责新刑律修订的沈家本，便极力区别法家的“法治”与西方意义上的“法治”之区别，认为前者之“法”纯为虐民利器。而在章太炎看来，集法家大成的韩非对于人才选拔之主张，其可为当下借鉴者甚多。
    在韩非生活的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各派学者都希望以言谈打动人主，继而实践自己的治国主张，所以彼时论辩之风甚为盛行。然依韩非之见，统治者选拔人才，若过分依据难以实证的声誉与未经实践的夸夸其谈，则所用之人很可能难当其任。故而主张使法择人，使法量功，人才铨选与考核，皆以法令条文作为标准。对此章太炎很是认同，认为虽然今之世不再需要君主统治，但人才选拔，还是应当依据客观标准，具体考察政绩与能力，以此作为升黜标准。
    与之相似，韩非强调官吏任用应看重其专长，这样才能有良好的行政经验，进而有效处理各种政务，这一点章太炎也深以为然，所以他批评黄宗羲对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的评价，认为宰相虽高高在上，但不可能对国事皆面面精通，因此废之并无不可。
    二
    毛泽东晚年的“劝君少骂秦始皇”，置诸中国历史，绝非无的放矢。秦朝历二世而亡，汉代虽然在制度上多继承秦制，但从贾谊写《过秦论》开始，对秦朝的批判成为汉代政治讨论中的一个主要议题，延及后代，亦复如是。近代随着人们对西学的吸取，更是对秦政大加抨击。像谭嗣同与严复皆痛骂暗袭秦始皇故智的后世君主为“大盗”。

章太炎
    然在章太炎看来，秦朝的制度，特别是在人才选拔方面，却有其可取之处。他指出，法治的最高境界，乃是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权贵，这样才算公平，而秦政堪称做到了这一点。秦始皇对人才的选拔，做到了“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高级官吏，皆从基层行政做起，在有具体业绩之后，方能向上提拔，而不是擅自对贵戚与权门大开方便之门，后者即便出身高贵，但在任用上却与布衣黔首一视同仁。因此较之后代各类权贵大行于朝，人才选拔不看业绩而看亲昵程度，秦朝于此着实优于后世许多。
    章太炎在论述秦政的同时，其实也是在阐述自己对人才选拔的意见，即不以虚名乱视听，不因“关系”开“后门”，以相关法令为标准，充分考察各级人才的业绩与能力，并使之从基层行政工作做起，尽量周知民间利病，这样方能保证官员队伍具备相应的素质。
    对西方政治制度，章太炎也有所汲取。他在许多文章中强调司法权应独立，表彰中国古代的“刑官”，同时应充分限制总统的权力，使之不能为所欲为，这些其实都是受到近代西方政治学说的影响。不过具体到人才选拔方面，他对时人醉心于代议制深不以为然。
    古希腊民主政治，因为各城邦多为小国寡民，故而所有公民皆能参与官吏的选举。被近代中国人奉为民主圣人的卢梭，在其著作中便指出真正的民主政治，只适合于国土不甚广袤，民众数目有限的地区。后来代议制度在西方兴起，让民众选举议员，议员再选举执政者，使议员代民众立言发声。在许多近代知识分子看来，广土众民如中国者，便应引进代议制度，以此选拔人才。
    对于这类观点，章太炎指出中西历史发展与现实国情皆大不相同，不可轻率将彼土制度移于此间。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生活的时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盛行，民主选举多沦为资本贵族的利益分配，而日本也由于财阀与权贵的结合，使选举制度流于党争，并且在国家至上的口号之下，其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代表民众利益，也实在令人怀疑。这些时代背景，更使章氏对中国若实行代议政治深感忧虑。
    章太炎质疑，中国地域广袤，并且交通极不发达，若实行代议选举，那么一般民众，能够对候选人真正了解多少?能被民众瞩目，又会是哪些人?在他看来，很可能只是地方上的土豪或善于夸夸其谈者能被选出，真正具有治国能力的贤良，或是不善于口舌之道，或是没有地方土豪那样的声望与活动能力，那么也极有可能沉沦民间，不被人们认识。一旦如此，议院中的议员，便很难真正代表民众利益，而只是各类豪强与权贵的代言人。加之当时中国民众的识字率普遍低下，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如何界定选民标准，在具体操作上同样困难重重。

北洋“府院之争”：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
    章太炎的隐忧，在民国建立之后，不幸多变为事实。民初的政治格局中，议院政治在多数时间里，不是被武人所胁迫利诱，便是沦为官僚集团之间的党争。
    三
    在中国历史上，行政官员应当具备何种知识，在铨选制度的设计上至为重要，时代不同，各有侧重。秦代奉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强调对法令了解的重要性，这被章学诚视为与上古三代之制暗合。汉代自武帝以来，虽独尊儒术，但依然重视法令，精通儒家经典与熟知典章律令，皆被认为是有志从政者应具备的素质，汉代许多经学大师，对于律令亦十分谙熟。在科举考试成为人才选拔的主要方式后，唐代重视诗赋辞章，宋代推崇经义策问，理学成为官学后，朱注《四书》成为有志通过科举而进入仕途者所必须熟悉的内容。
    章太炎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他在清末立志以新观点与新体例撰写一部《中国通史》，在鼓吹排满革命之时，强调历史为国粹最主要的载体。而到了晚年，他目睹民国以来政局混乱，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在许多场合宣扬应重视读史，这里面很大程度上是对有志从政者的期许。
    他主张读史应识大体，即熟知历代政治社会之变迁，国土疆域之沿革，通过对于历代史事的稔熟于胸，能够从中吸取足以为当下所借鉴与取法之处，只有熟读历史，从中国历史本身出发，才能在处理政务之时充分考虑到历史与现状，不至于举措乖张，并能从前人经验中获得借鉴。而应读的史籍，乃是历代正史与典章制度之书。他反对对历史事迹的过度怀疑，反对重视所谓文化史而轻视政治变迁与制度沿革，这背后除了学派纷争之外，便是认为如此读史，无补于致用，使有志从政者不能对中国历史有真正的了解，不能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

在晚年的许多讲演中，他都举晚清名臣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读史的例子，指出他们在青年时代皆有过熟读中国历代政治变迁与制度沿革的经历，这成为后来其涉世从政的重要知识积累。与之相对，他在反思辛亥革命时，认为宋教仁不熟悉中国历代官制变迁之大势，而去一味的羡慕日本政治。认为日本政治制度中内阁可以副署首相命令，再由两院议员决议是否付诸实行。因此欲将其移植于中国。但不悟中国当时所谓“议员”，实不具备宪政下应有之素质，所以致使民国国会名誉扫地，而宋教仁自己也由于呼吁政党政治，因而侵袁世凯之权，最后惨遭暗杀。
    总之，章太炎一生，治学讲学之余，不能忘情于政治，不但参与其中，而且提出许多治国之道。虽然他自己与同时代的许多思想界一样，未能亲眼看到中国臻于富强，但其对人才选拔的思考与主张，却很值得后人三复斯言。正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系统回顾中国历史，总结前人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使制度建设能符合中国历史与现状，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避免造成新的权贵，征诸晚近事状，今世喜读历史者，岂能不有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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