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内山书店在中国比在日本更有名气。”日本的报纸这样写道，这家书店因为与鲁迅关系密切而闻名于世。甚至不独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夏丏尊、欧阳予倩等人也是该书店的常客。
    但是，也有人质疑内山书店在战时出售鼓吹侵华的书籍，而另一方面，战时上海日本人中一直有内山是中国间谍的说法，这间历经百年风雨的书店，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今年是日本的内山书店创立一百周年。日本一家大报在相关报道中写道：“也许内山书店在中国比在日本更有名气。”(《东京新闻》2017年7月10日)。
    1917年，内山完造夫妇在上海创立内山书店。1935年10月,完造弟弟嘉吉先生(1900～1984)在东京开办了一家同名的书店。二战之后，上海内山书店不复存在;而东京内山书店至今仍在神保町营业。今年5月，店长内山深先生(嘉吉先生之孙，完造先生侄孙)来沪参加内山书店100周年的有关活动，他带上了全体职员，为此书店停业四天。
    内山书店因为与鲁迅关系密切而闻名于世。不过，几年前，笔者读到一本国内刊行的文集，其中一篇文章“献疑”道：为何内山书店在战时出售鼓吹侵华的书籍?

内山书店旧影
    历史的复杂，恐怕超出献疑者的想象。笔者手头有一本《传说中的日中文化沙龙——上海内山书店》(太田尚树著，平凡社2008年初版)，书中指出,内山书店的常客除了鲁迅和左翼文人，还有藏书家兼后来的汉奸、汪伪政权内政部长陈群。陈与内山还是美食同道，从名店吃到街头小摊(见小泉让《鲁迅与内山完造》，讲谈社1979年6月初版，图书出版1989年9月再版)。小泉让是内山友人，他的书中还提供了一则史料：内山书店的主要客源是在沪日本人，售书金额中日本客户占四分之三。

鲁迅与内山完造
    笔者对献疑者的叩问抱有敬意，惭愧自己少有简单和纯真了。只是想赘言一句，这种可以“正己”的思路，较难说明历史,尤其是风霜严寒的年代。
    内山完造(1885～1959)十二岁从老家到大阪布店当学徒，1913年，他经熟悉的牧师介绍,作为一家药厂的推销员只身来到上海，时年二十八岁。当时,闯荡十里洋场是普通日本人的生活选择之一(参见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1868-1945》，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7年初版)。1945年初，妻子亡故后，内山在上海购入墓地，墓碑铭文由其友人、开明书店掌门人夏丏尊撰写。1947年，内山突遭遣返回国，才给他终老上海的安排画上休止符。

内山完造
    那是列强鲸吞中华的年代，后起列强日本的存在，给内山带来不便也带来便利。一方面，上海日本人中一直有内山是中国间谍的说法，1932年“一·二八”战事前后,就不时有日本浪人在他书店前晃来晃去(参见内山完造回忆录《花甲录》，岩波书店1960年初版)。另一方面，内山帮助中国友人做事时，国民政府的有关部门乃至军警难以对公共租界下手。这些都是今天不再、而回望当年时不可忽视的背景。
    我们不妨从内山“不属于”哪类人群说起——他不是鹿地亘与长谷川照子(绿川英子)，决然立于重庆或延安从事反战活动;他不是中西功或西里龙夫，作为中共秘密党员，在地下系统出生入死;他也不是日方出没在前线的“笔部队”或摄影人，必须奉命书写或摄写“皇军”的战功。
    内山完造是书商，是日本国民，他身属营利一族，虽然出售的是比较特殊的商品。来的都是客。在写于战后的《花甲录》中，他并不回避往日的营销手法，比如对中国顾客同样给予赊账的优惠，内山坦言这是围棋中的弃子之法(日语称“舍石”)，目的是长期拴住客人。作为日本国民，他不能不听从日本官方的指令。他参与接管了英美租界的文化机构,将中美图书公司改名为内山书店南京路分店。但是，内山比别人、比众多的“别人”多走了一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日本人中，也有不出卖自己朋友的人。”(参见《上海内山书店》)。

《花甲录》
    以《花甲录》中出现的人物看，进出书店的中国文人可列出一张长长的名单：从1949年后活跃在大陆的郭沫若、成仿吾、田汉、欧阳予倩、李初梨、阳翰笙、彭康、冯乃超等左翼人士，到郁达夫、夏丏尊、陈群、张资平、王独清、曹聚仁等各色人物，再到李大钊、李汉俊、朱镜我等革命先贤，多姿多彩。他们都是书店的客人，共同特点是留日经历。郭沫若1927年先避居内山书店，然后东渡日本，内山独自到码头送行(参见内山书店刊物《邬其山》1985年刊)。也许正如同时代人中西功描述的那样,内山“融入了中国社会，就是非常喜欢中国(见中西功《发自死牢——给妻子的信》，岩波书店1971年初版)。
    小泉让在《鲁迅与内山完造》中称，内山的存在，给那个肃杀的年代留下了一丝光亮。他大概是把内山看成在沪日本人中的一个例外——例外自有其意义。内山书店出售各类日本读物，包括有侵华内容的书籍,是上海日文书商之日常。内山书店同时还是中文书籍的代理，发售之书包括《北平笺谱》等等，亦有鲁迅编辑的瞿秋白烈士遗著《海上述林》。有张内山书店的老照片，《海上述林》与日文书籍的广告同时出现在墙上。在那样的时代，没有日本出版物的经营，能有中文书籍的代理吗?推究内山没有做到什么，不如推究与其他在沪日本人相比，内山做到了什么?有意或无意地期望日本民众振臂而起，大概和期望本国民众都能慷慨赴难一样，美好，然而不易，甚至有点残酷。风雨如晦的时代里，一个普通人能够有所为甚或有所不为，就是恻隐之心，就是不容易。在和平的今天，我们这样想，是否更好一些?

1934年鲁迅在千爱里避难时与内山完造(左一)等日本友人合影
    战后，两手空空回到日本的内山, 投身于民间层面的日中友好活动。北至北海道,南抵鹿儿岛,他三次自费走遍全国，从事日中友好讲演活动,累计三千多场,听讲人数超过三十万(参见《花甲录》)。1949年筹建日中友协时,酝酿中的会长与理事长在战时曾任高官,方案被否，最后出任第一任理事长的是内山完造(参见《六十年——我们生涯中的中国》,伊藤武雄等著，1984年日本美篶书房初版)。
    不妨提一下在今日日本也几被遗忘的“鹿地亘事件”。1951年，正在养病的鹿地突然被驻日美军绑架。“失踪”一年后,日本看管出于同情,私下告知了内山完造。内山立即行动,求助于社会党国会议员并告知媒体，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美军在某晚开车把鹿地拉到临近东京闹市的一条小街,让他自行回家。老友性命得以挽救，也让人看到了冷战岁月的冰山一角。与抗战时期内山营救许广平和夏丏尊的活动不无相似的是,鹿地亘事件中，内山仍然是几乎不见于大舞台的存在，又是不可缺少的存在。

1936年鲁迅与内山完造和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在上海新月亭合影
    内山著述的中译从1936年开明书店初版的《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算起，已经过去81年。近些年来又有多家出版社刊行了内山战前的中国观察散文集，不过其自传《花甲录》与小泉让、太田尚树撰写的两种传记尚未译出(这也是笔者引用的理由之一)。读其书，观其行，能更好地认知其人。年代久远，有些细节也许较难厘清，有些事情也许会有别解，但只要不是喜欢翻烧饼，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