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于1881年的《上海租界及老城厢素描》以及1894年的《上海和周边地区概述及其他》两书收录了英文《文汇报》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发表的部分文章，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开埠近五十年的上海社会日常生活的变化以及西方人的中国观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英文《文汇报》
    1843年上海开埠后，西人纷纷涌入上海，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办报传统，从1850年英国人奚安门（Henry Shearman）创办《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开始，此后数十年间，上海地区出现了上百种外文报刊，这些外文报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及远东情况进行报道，内容涉及商业、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
    英文《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创刊于1879年4月17日（星期四），创办人为英国人克拉克（J.D.Clark，一译开乐凯，1840-1922）。克拉克1840年出生于英国萨福克郡，曾长期在英国海军中服役，1875年来到上海，加入《上海差报与中国钞报》（Shanghai Budget and Weekly newsletter）报社，与巴富尔（F.H.Balfour）同任该报主笔。1879年他退出《上海差报》，正式创办《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从1879年创办到1930年并入《大美晚报》，英文《文汇报》在上海共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一度有过很大影响。不过，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目前仅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中还藏有1879年4月17日至12月31日间的大部分报纸，此外无闻焉。
    不过，幸运的是，1881年和1894年曾经有两部与该报相关的文集面世，分别是1881年的《上海租界及老城厢素描》（Sketches in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Native City of Shanghai, 以下简称《素描》）以及1894年的《上海和周边地区概述及其他》（Sketches in and around Shanghai, etc,以下简称《概述》）。前者收录有有19篇文章，扉页无出版机构题名，作者题名麦克法兰（W. Macfarlane），并声明文章选自英文《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应为同一作者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的结集；后者收录有26 篇文章，并附有《文汇报》主编克拉克所撰导言，扉页所题出版机构为《文汇报》及《华洋通闻》（The Celestial Empire）编辑部。由于两者所收文章中有8篇重复，因此实收文章共37篇。
    检索上述两书所收37篇文章，除《素描》一书所收文章中有9篇尚可在现存《文汇报》上觅得其踪迹外，其余文章则全赖《素描》与《概述》两书收录方才得以保留下来，因此也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至于这些文章所述及的内容则主要与城市日常生活相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当时上海相关机构及其运作的介绍，包括政府机构、工厂企业、文化设施；二是对相关社会群体的描述；三是对上海城市，包括县城、租界的描写；四是对一些上海城市中公共活动、公共事件的报道；五是游记。
    要深入理解这些文章的写作背景，我们还要对《文汇报》及其主编克拉克的编辑理念有所了解。根据《文汇报》创刊词所称，该报创刊的背景是因为1879年上海唯一一份英文晚报《上海差报》（即克拉克原先服务的报纸）改为早报，而在克拉克看来，这是一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一份晚报的存在对上海而言是必须的，所以他就创办了《文汇报》，来填补这一空白。易言之，正是《上海差报》退出的市场契机使克拉克看到了创办一份晚报的商业前景，从而才有了《文汇报》的诞生。
    《文汇报》的英文名称是The Shanghai Mercury，Mercury一词取自希腊神话中商贸之神的名字Mercurius，这与《文汇报》创刊时的办报宗旨是相符合的，正如克拉克在创刊词中所说：“由于本报读者中商贸人士占多数，因此我们将对经贸方面的信息给予特别关注”。翻阅现存的《文汇报》，这样的理念显然得到了贯彻，对于一份报纸而言，这样的做法切合市场需求，当然是其生存之本。
    但是，作为报纸主编的克拉克却还有更高的目标，他在1879年4月17日该报创刊词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并不认为受到了中国人的热烈欢迎，我们在此地的出现违背了很多人的意愿。但我们还是来到了这里，就我们而言，必须竭尽全力地通过教化、劝诫、建议以及其他手段，让当地人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同时也可以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
    而要达致这样的目标，显然就必须从各个方面深入了解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正如1894年克拉克在《概述》一书的导言中所指出的：“（这些）文章的作者们并不希望假装讨论那些深奥的国家大事或科学问题，反之，由于生活在上海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小世界中，他们对日常生活更感兴趣”。或许，他也认为，只有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才有可能改善与当地人的关系，并进而推动所谓中国社会的变革吧。所以，在英文《文汇报》上才会有相当的篇幅的内容介绍当地的社会风物情形。值得注意的是，据笔者所见，差不多同时期的《字林西报》则似乎还甚少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地方日常生活类的文章。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这或许也与《文汇报》晚报的性质相关。
    《素描》与《概述》两书所收录的这些刊载于英文《文汇报》上的文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西方人眼中19世纪80年代前后上海城市的日常生活情况，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西方人的中国观。这样的史料并不多见，因此早已引起一些海外上海史研究专家的关注，如日本学者米泽秀夫在1940年代作《上海史文献解题》时便曾将其列为重要上海史书目之一。
    
    

    城市形象和各色群体
    19世纪80年代的上海，华界、租界分治格局早已形成，在不同的治理体系下，两者的城市形象迥异，这些在《素描》、《概要》所收的一些文章中都有非常具像的反映。
    关于当时中国人居住的老城厢，在一般外国人的眼中，其形象非常糟糕，几乎是肮脏龌龊的代名词：
    “定居此地的外国侨民通常对上海老城厢敬而远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或许出于好奇游览过一次，为的是看一看它是否真的如外界所言的那么糟糕。但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吸引人的地方，反而有许多令人厌恶的东西——它的狭窄的街道，肮脏的死水与河流——对大多数人而言，游览一次已经足够了。”
    “早冬总是探索老城的绝佳季节，因为与炎热的夏季相比，现在那里的卫生状况还不那么令人讨厌。”
    当时县城内最具代表性的游览地点之一是湖心亭，在西方人的笔下，其周边卫生状况同样很差：
    “这样一池肮脏的死水居然被看作是人工开凿的美丽湖泊？污秽的水面上漂浮着一些绿色的杂草，四周则被和地面等高的围墙围了起来；这个池塘大约有三十平方码，湖心亭在池塘当中，那是一个公共茶馆，由于它相对独特的位置，因此被看作是县城同类建筑中最好的。但是它周边的环境很难让人提起精神来，——静滞污秽的水流使它所处的位置并不比坐落在一座小街上，周边都是厨房的小茶馆来得要更好。”
    在县城中所有的建筑中，有两类建筑大概是最受西方人关注的。一类即是庙宇建筑，包括文庙、城隍庙、关庙等等，在游览老城时，这些地方往往是他们必到之处，并且对神像、建筑等都进行仔细的观察。
    更值得指出的是，作为来自异域的基督教徒，他们对于围绕这些庙宇举行的民间信仰活动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素描》中所收《和平之神刘郇膏的入祀》一文详细描述了晚清江南名臣刘郇膏被朝廷列入祀典后升主入祀的情形，那些中国民间信仰中特有的行为比如扎臂香等在西方记者眼中都显得格外新奇。而且，如西方记者所观察指出的，当时即使是在这样的地方信仰活动中，也已经有了西洋的痕迹：道台大人的乐队中有人“用的是法国乐器。他们经过时，没头没尾地吹着一首中国乐曲，乐队所用的乐器包括四面小鼓，两个喇叭，四个小号”。
    另一类建筑则是中式的园林，尽管西方人对老城厢的整体环境评价十分糟糕，但他们对中国的园林建筑却是赞不绝口，比如在游览豫园时，他们就认为这里“肯定是上海城内最令人愉悦的地方”，“这个由花草、树木、岩石、凉亭构成的安静的小园林如果能被移到水晶宫（Crystal Palace），肯定会引起极大的注意，它堆叠起来的假山就可以击败西德纳姆（Sydenham）的任何东西。”
    至于县城以外，一些文章也为我们认识开埠初期的租界真实景象提供了线索，如有作者在介绍上海的独轮车时，就曾经提到“独轮车仅仅在十到十五年前才被引入到上海地区。当时，除了外国市政当局修筑的道路外，在这里没有像样的路，独轮车是唯一能够在田地间的小路上使用的车辆”。
    
    
    可见，租界的建设亦非一日之功，其实，当我们今日津津于谈论相关道路或建筑物的规划者、投资者时，却同样应该记住当年在租界铺路筑桥时亲手奠下一砖一瓦的普通人：“工部局利用罪犯作为劳力，让他们承担租界内大部分的铺路工作，这些人被栓在一块儿，形成了庞大的队伍，一起滚动路碾子。由于罪犯们都被锁在一起，互相紧挨着，没有足够的空间做所有的事情，因此工部局还雇佣了很多苦力来铺路。所以，苦囚队伍主要就被用来拉动路碾子，在工作的时候，他们由一个外国巡捕和两三个当地的巡捕监管。对于工部局的苦力和囚犯而言，填平黄浦江外滩的滩地是一件很大的工作，一群群的苦囚主要就对付那些大铁碾子。”
    正是在工部局的规划下，在这些囚犯、苦力的劳作下，至19世纪80年代末，租界的发展已然是一日千里。比如当时的福州路已经被记者称为上海的中国式“林荫大道”，“当一个中国农民第一次探访我们的租界，同时很自然地前往时尚的中国街区——福州路时，，其惊讶程度肯定会比一个村夫第一次访问英国大城市的主要商业街道时来得更为强烈”，“一个偶尔前来访问的游客可能会被大量的中国旅馆弄得头晕目眩，它们中的一些除了有中文店招外，还有英文名称，比方说“Bowling Alley”，“Billiard Rooms”等等；另外还有很多的中国糖果店，在它们的橱窗上往往写着最受西方人欢迎的糖果等类似的广告”。
    而《中英混杂的店招》一文则更是列举了作者在当时上海外国租界中所见到的各式各样的英文店招，这些店招往往别出心裁，有的错误百出，甚至令人捧腹，但正是那些幼稚的错误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上海租界中外杂糅的场景。
    经过十几年的建设，19世纪80年代的上海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的商业中心，聚集了来自不同区域的商人群体，而西方人对不同区域人群的评价读来也是颇为有趣的：
    “在这里，我们会遇到多面狡诈的广东人，他们有着典型的令人讨厌的中国人的品格，极端地自私和忘恩负义，洋人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一切，他们会一直唆使前者去做一些无聊的事情；而更为坚毅的福建人作为海峡中的殖民者，看上去更值得令人尊敬；还有很多更圆滑的浙江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出生于宁波和舟山，经常成群结帮，尽力扩大影响，但在生意上十分谨小慎微，或许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苏格兰人；此外，在这里我们还能碰到山西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他们对于金钱非常感兴趣，是天生的金融贸易家，常被冠以“中国犹太人”的称谓；有些急躁的湖南人来自长江流域，他们认为湖南人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他们的英勇把帝国从太平天国的动荡中拯救出来，而现在，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正在排挤可恶的洋人，他们杀戮传教士，切断电报线路，催生了像《对腐朽教条的致命一击》（Death Blow to Corrupt Doctrines）这样的作品；最后还有来自天津和北方的商人，——他们看上去更加壮实，在生活方式上也更为随意，对于那些南方人激烈讨论的问题他们感到有些困惑：因为在他们看来，完全可以边做生意，边进行斗争。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要比中部的伙计们更为大方。”
    除了这些各具特色的商帮，在中西杂糅的背景下，上海还出现了很多新兴的社会群体，如跟班、巡捕、阿妈、医生、黄包车夫等，其形象也都生动地浮现在《文汇报》作者的笔下，我们不妨可以举出数例：
    黄包车夫：“大多数的车夫都是一脸苦相的坏蛋。车夫能否用心拉车取决于车资的多少。如果他拉的是一个本地人，看上去只能挣到一点点钱，苦力就会像在葬礼上一样慢慢地拉；如果他拉的是一个带着手杖的外国人，他就会以每小时七到八英里的速度前进”。
    跟班：“在中国，外籍人士所雇佣的家内佣人或者随从主要是广东人；他们的年龄从十五到五十岁不等，但都被称为“跟班（boys）”，“中国跟班有很多优秀的品质；绝大多数人都忠于职守，但是雇主们最大的抱怨是很难遇到一个诚实的跟班，如果后者确实存在的话。有些跟班追随他们的主人已经好多年了，但是对于外籍人士来说，在中国的时间越长，对中国人诚实品质的怀疑就会越强烈；只有新来的才会对中国跟班的诚实抱有信心，而尽管我们待在中国的时间还不算长，我们的信心已经所剩无几了。”
    工部局的中国巡捕：“上海工部局在洋泾浜以北的租界（或称为英美租界）雇佣了大约140名巡捕。临近吃饭的时候，这些巡捕肯定会在警局；我们只是偶尔在白天才会在街道上碰到巡捕，晚上则更是罕见”，“当回家吃饭时，一个中国警员的步速大约是每小时四英里；但是当他执勤时，则大约是每三小时一英里。当他看到前面有群中国人在吵闹时，他会往相反的方向行进，然后在第一个街角拐弯。当他有机会休息时，他会抓住苦力的辫子，让他快速地奔跑；但是如果苦力稍许有些反抗，巡捕就很可能会马上逃走，接着就会有一场苦力追巡捕的赛跑。”
    阿妈：“阿妈们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学习洋泾浜英语，如果说她们的词汇量不如男仆们大，那也应该归因于她们的活动基本被限制在户内，这样就没有机会融入到外面喧闹的生活氛围中去。然而，她们中的一些人还是把洋泾浜英语学得很好；据我们观察，这些人往往都在传教士家中服务过多年；如果传教士碰巧来自于美国，那么阿妈还能掌握鼻音以及一些美式英语。至于其他的阿妈，她们的词汇量仅局限于与职责相关的内容，包括婴儿的衣服、食物，以及与整理女主人闺房或卧室相关的一些词汇。”
    事实上，西方人正是通过与以上这些不同社会群体的交往，一步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人之特性，而以上的这些描述无论其客观与否，其实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的理解程度。
    

    光怪陆离：西方元素在上海
    19世纪80年代前后的上海正处于所谓国际化都市的发轫期，各类西方技术、制度、文化纷纷植入，使得这座城市显得光怪陆离，却又充满生机。《概述》、《素描》中所收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这些西方元素在当时的上海是如何被运作，乃至逐步扩大影响的，而一些内容更可补史料之缺失。
    （一）技术之引进
    电话发明于1875年，1876年贝尔电话公司成立，不久就传入到了上海，1881年大北电报公司开始在上海建立电话交换台，并且不断加以改进，至1885年6月，用户数已达到了130户。而电话公司除了为用户提供正常的通话服务外，还已经可以提供报警、问诊、报时等各类服务，深受用户欢迎。
    如前文所言，西方人对于中国糟糕的居住环境十分不满，他们认为当时的上海“灰尘和恶臭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到夏天“还会受到霍乱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今日家喻户晓的“正广和”品牌在1893年6月时登陆上海，它使用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三重蒸馏程序”，是世界上设备最为先进的相关公司之一，每天最多可以处理3500加仑的纯净水，在当时供不应求。
    除此以外，《素描》和《概述》中的一些文章还提及了当时上海其他一些已经应用西方先进技术的工厂，比如说由美查兄弟（Messrs. Major Brothers）投资的硫酸厂、肥皂厂、火柴厂等，对于这些工厂内的设施以及生产流程，相关文章都有非常细致的介绍，并作了很高的评价，使人得以一窥当时上海作为国际都市的先进性。
    （二）制度之创制
    
    
    在制度创制方面，会审公廨在1865年的出现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在《会审公廨》一文中，作者直言其是“司法史上最为独特的机构”，时任会审公廨正审官陈福勋“与那些和他坐在一起的外国陪审员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中外交流史上的奇趣一章”。
    而所谓的“奇趣”，其实质就是用西方的法律为标准在中国审判案件。正如该文作者所指出的，在租界中，“对外国人利益的保护，为了让外侨享有良好的政府治理而推行规章制度，压制那些已享有善政的本地人中的犯罪行为，以及对罪犯施以何种程度的惩罚，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外国陪审员的态度”。
    在一些案件审判时，律师更直接用英文辩护，而在法官的桌子上往往放置着“三四部英国的法律书籍”以及“与中国签订的条约的复制件”，而中国正审官乃至道台的意见则根本无法得到重视，所以中外官员之间的冲突也是十分常见的，有时还甚为激烈。
    当然，在英国人的眼中，无论如何，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这就是他们要在中国推广的制度，正如1880年时任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认为的，会审公廨自成立以来的十五年中，“已经做得非常出色了，……不仅仅会影响它的发源地上海，而且也会为其他港口城市组建类似法庭提供一个范例”。
    （三）文化之推广
    除了技术和制度层面的引进，西方文化也渐次在上海落地，其中尤以西方宗教文化与科学精神的传播最为显著。这在《概要》、《素描》两书所收文章中也有体现。如传教组织中国内地会1890年时曾经用一笔捐赠款在吴淞路上建造了它的总部大楼，《中国内地会》一文对该建筑作了详细的描述，可补史料之不足，内地会领导者戴德生也曾经对这一建筑寄予厚望：“在这些建筑物里面，我相信将有很多的生命得以获救，疾病者得以恢复，疲乏者得到满足”。
    而著名的圣芳济学校由耶稣会士于1874年始建于法租界，至1884年则搬迁至南浔路。当时学校有210名学生，其中“上海是最大的生源地，另外还有一些学生则来自于沿海和沿江各口岸城市”，另外还有为中国人开设的特别班。其课程设置“在与学生的发展水平和中国的特殊情况相结合的条件下”，“尽可能地与英国的文法学校课程相同步”。“所有的课程内容如下：英语课程包括阅读、书写、语法、作文等等；历史和地理；算术和簿计、代数、几何学和测绘；自然史、化学、物理和医药学；法语课程包括翻译、作文、会话；音乐初阶、歌唱和体操。除此以外还有拉丁语、中文、会话和钢琴课程”。但学校“不会通过施加不适当的影响以改变学生的个人信仰”。
    另外，位于南京路上的上海图书馆则是一座订阅型图书馆，始建于1849年，藏有各类西方书籍和报刊，并且向公众免费开放。而由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发起成立的“亚洲文会博物院”则是上海最早的博物院，始创于1874年，它收藏和陈列有上海周边地区及长江流域的动植物、矿物、古董及相关人类学标本，《上海博物馆》一文对其陈列作了非常详尽的描述，从中可见，当时这一博物馆收藏有哺乳动物类、鸟类、昆虫类、爬虫类以及矿石等大量的标本，并相信它会“赢得中国人的支持和喜爱”。
    

    变与不变：西方人的中国观
    克拉克在1894年《概要》一书的导论中曾经指出了当时西方人中仍然普遍存在的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
    “在我们的想象中，对中国人还存在着如下的刻板印象：脸如满月，胡子无力地下垂着，眼睛斜视，长长的辫子以及像佛塔一样的帽子，这些当然都是中国人的主要特征。他周边的环境也往往非常古怪：总有一两座佛塔，有无数的石桥横跨在数不清的水道上，树上垂挂着一簇簇蓝色的水果；淑女们穿着极其古怪的裙子聚集在一起，用巨大的折褶表示她们的脚和脚踝，光头的顽童们习惯性地翘着一只脚在莲花池中摸鱼。当欧洲人关注所谓中国事务时，十有八九会描绘出以上这样一幅场景。”
    除了以上滑稽而古怪的想象，西方人对中国的制度、文化更存在普遍的隔膜感，这体现在各个方面。
    比如上海的会审公廨成立后，19世纪70年代，英国舆论界曾经有过广泛的质疑，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认为，会审公廨承袭了中国落后野蛮的刑罚制度，因此使西方社会得以蒙羞：
    “它的审判程序以及相关刑罚带有中国式的野蛮，看不到一丝与欧洲的观念或人道相关的痕迹。……这些刑罚还包括可怕的鞭刑，或者给犯人戴上枷锁，把他脖子锁住，使他不能躺下或自己吃饭。这样的刑罚年复一年地施行，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这还得到了有影响的欧洲社会的默许”
    “如果欧洲陪审员只是坐在那里代表文明和基督教对中国人的愚蠢和骇人听闻的野蛮表示认同的话，如果他们同意中国官员对犯人掌嘴或者锤击拒绝认罪和出卖同伙者的脚踝的话，那么，他越早离开这个令人感到羞耻的位置，对他自己或他所代表的文明政府来说就越好。”
    一位记者在参观过中国的监狱后，也曾经有过如下的感慨：
    “在欧洲国家，把所有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罪犯关押在一起的做法多年来已经受到谴责，并被抛弃了，现代化的中国监狱已经吸取了我们监狱改革者的丰富经验。中国真的需要很多人向伟大的霍华德学习，比起其他拥有悠久文明的国家，中国在狱政管理领域存在很多的职权滥用问题。”
    在民族文化方面，普通西方人对中国传统音乐乃至戏剧也普遍存在不解，甚至极尽揶揄之能事：
    “这些（京剧）演员们都用假声演唱，很容易理解，这样的演唱（特别是当起调的音节在“d”阶以下时）对于一个外国人而言只能是一种折磨。而且，演唱者仿佛总是通过鼻腔发音；我们西方人演唱时，舌头、牙齿和嘴唇都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很明显，除了唱词会从嘴巴里蹦出来以外，以上器官在演唱过程中基本不起什么作用。这种在齐奏下进行的假声演唱总是保持在同一个音节上，没有强弱的变化，没有大调与小调的区分；它徘徊在两个音节之间；因此既缺乏我们大调那种华丽、雄壮或者活泼的特征，同时也没有小调那种温婉忧怨的情绪表现”。
    “如果你担心有个亲戚会来跟你抢夺富有的叔父的遗产份额，不要担心，你只需把他在一个屋子里关上二十四小时，在里面让中国艺术家们不停地演奏公元前2252年伟大的伏羲皇帝（中国音乐之父）所创作的乐曲，我们可以向你保证，你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一份法律和医学的声明，上面会这样写道：由于你的亲戚突然精神错乱，因此不适合继承遗产”。
    在生活习俗方面，抽鸦片、赌博等当然都被这些文章的作者认为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恶习，且看以下评述。
    关于抽鸦片：“尽管他们的缺点各有不同，但是对于鸦片的偏好，特别是对于吸食鸦片的喜爱，肯定是一种民族的特性”。
    对于福州路上一家鸦片烟馆的情景，当时的记者有如下描述：
    “的确，这里吸食鸦片的景象可以为多雷（Doré）的画作和但丁的诗歌提供绝好的素材。在整个这片区域中，那些不幸的人们都躺在那里，到处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走进这一区域，草草地扫一眼这些人，你会发现其中有些人已经半截子入土了，他们面容枯槁，双目无神，如行尸走肉一般，那是一幅上帝在地球上创造的最为尊贵的物种所能展现的最悲惨的景象。看看这些已经显著变形的面庞，毫不例外地都像死人一样全无血色，已经骨瘦如柴，可是还在吞云吐雾。如果说看到男人们吸毒上瘾是一件很令人觉得可耻的事情，那么看到女性们深受其害则更加令人心痛。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厌恶的场景啊！那些通常还处于花季的女性们脸庞消瘦，双目无神。这些人对他们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而言都成为了废物，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极端冷漠。”
    至于赌博，有《文汇报》的记者甚至认为其危害更大于鸦片：
    “折磨中国人的最大恶习并不是他们对罂粟的热爱，而是对赌博的迷恋”，“中国人武备的松弛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此，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们在一整年中都纵情欢乐，沉溺于不受法律制裁的赌博游戏中，那么他们就没有时间或者意愿来进行武装训练”。
    “中国的法律在处理这个正吞噬着人们灵魂的恶习时显得太过无力，即使把从马尔瓦（Malwa）、巴特那（Patna）、贝拿勒司（Benares）进口的鸦片加在一起，它们对这个国家的伤害也不会有如此巨大。”
    
    
    在其他一些生活细节上，西方人同样感到难以忍受，特别是所谓的噪音，在《中国噪音》一文中，作者详细列出了他认为在上海租界内由中国人发出的各类噪音，其中包括“繁华地带的手艺人在日夜工作时带来的烦恼”，官员出巡时“震耳欲聋的锣声”，“在大路上拖运货物的苦力”的号子声，甚至包括经常在夏天会把他们从梦中惊醒的中国人的“温和的”谈话声等等。
    总体而言，在西方人看来，当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老大帝国，要对它进行改造确实非常困难，阻力重重：
    “当西方文明试图对中国的社会制度产生影响时，它可能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毫无疑问，现在大家都知道，对我们来说要把那些我们习以为常，并被看作是祖先遗产的习俗、制度移植过来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更困难的是要能够证明这些习俗可以对这个国家的民众生活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而中国又是这个世界上最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他们反抗所有“外国野蛮人”试图改变其原始的生活方式，并加以改革的努力，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不可能的美梦”！中国人认为他们的习俗起源于比大洪水时代更早的时期，而这些习俗的韧性可能比其他亚洲国家所拥有的古代习俗都要来得顽固。”
    但是，他们也认为，上海的存在却正可以为变革的进行提供一个实验场所：
    “在中国没有一个口岸城市像上海这样，可以提供一个在中国人社会中逐渐推行西方社会制度的机会，这可能会让上海在社会变革运动中成为领先者。理由很明显：这里不仅是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首批立刻向外国人开放的口岸城市之一，而且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已经从中国一个不起眼的三流城市一跃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商业中心之一，富可敌国，被看作是中国的“花园”城市。在这个港口城市中积聚的财富数量是巨大的；我们租界中上流社会的人物也都承认，这里已经有了与他们的生活相合拍的奢华风尚，这是与财富伴随而来的。”
    而且，经过近数十年的经营，至1894年《概述》出版时，情形似乎正在发生一些改变，如克拉克当时所言创办《文汇报》之初的愿望似乎正在逐步实现：
    “他们对我们这个族群有那么一点儿兴趣，会自鸣得意地看着我们的志愿者们；当我们的乡村乐队奏出甜美的乐曲时，他们的脸上也会浮现出微笑，而不是轻蔑的表情，他们也想知道为什么警官们会更喜欢巴松管，而不是一面铜锣。他们用着我们的煤气，感谢我们的供水，称赞我们的电灯。”
    易言之，在当时的上海，“即使是一个很浅薄的观察家，也可以发现中国人已经采纳了我们的某些社会制度，这是很明显的。虽然还很缓慢，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中国的异教徒们正在驶入快速发展的道路，而从西方席卷而来的巨大的文明浪潮现在无疑正在影响着这个大帝国中被太阳照到的每一个角落”。“尽管已经发生的变化看起来如沧海一粟，但必须记住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芦苇往哪个方向倒来预测风向”。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从这些文章的观点来看，在当时西方人的心目中，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在社会发展程度上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他们认为日本和那些发展停滞的邻国相比，“明显有着更高的智力水平和更强的进取心”，而“中国人在社会革新方面与日本人相距甚远”。他们甚至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不仅已经在习惯了西方的衣着方式，而且在制度上也已经实现了所谓的“西方化”，而中国还距此甚远。
    19世纪80年代的上海开埠已近50年，随着西方器物与文化的输入，上海的日常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这方面看，《素描》、《概要》所收文章可以说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阅读这些文章，使我们对于西潮冲击下的上海社会有了更真切的感知。
    毫无疑问，当时的上海正在迅速成长为一个国际化的都市，无论是城市形象的改变、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西方技术、制度及文化的引进等等，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但最后必须要指出的是，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左右，绝大部分的西方人只是把这里看作为一个淘金地，即所谓“冒险家的乐园”，但这些“冒险家”对于中国文化与传统往往是不屑一顾的，他们竭力在上海营造属于自己的乐园，但对于他们所处的这个国家和城市却依然懵懂无知，正如一位作者所说：
    “这里的欧洲人对其身边事物十分冷漠，一想到他们可以有很多渠道了解当地的日常生活，这样的现象就令人感到非常奇怪。或者是因为来到这里的欧洲人尽管充满惊奇，但却丧失了品味惊奇的能力，又或者对商业的追求吸引了他们所有的精力，使他们无法思考周边发生的其他任何事情，除了贸易、股价和汇率的涨落、或者是在不同的公共服务部门升迁的前景。”
    与此同时，当时大部分的中国人“也不希望把他们在租界看到的更好的管理方式引入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城镇。对于外国人来说，所有这些东西都非常好，然而中国人却把他们看作过眼云烟。在他们看来，这些玩意儿只是心血来潮的幻象，譬如朝露，来去匆匆”。
    因此，即使我们认为19世纪80年代的上海已经在经济上逐渐向国际化迈进，可供“帝国的富商阔少们在此寻欢作乐”，但对于普通的中国人乃至西方人而言，这样的国际化仍然是缺乏包融性的，中西方在文化、制度、生活习俗方面存在的诸多隔阂注定了近代上海乃至中国国际化道路的艰辛与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