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丁堡图书节上的马丁·贝尔拍摄：崔莹

    79岁的马丁·贝尔（Martin Bell）从上世纪60年代就成了BBC的战地记者，在三四十年里，他去过八十多个国家，报道了11场战事。因为他的杰出报道，他获得了英国女王颁发的大英帝国勋章，并被誉为英国战地记者的“楷模”。
    让马丁·贝尔妇孺皆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白西装。1991年，他在克罗地亚报道当地的战争。很多子弹飞来，但是没有一颗射中他，他觉得当时穿的白西装给自己带来了好运。自此无论走到哪里，他都穿一身白西装。
    从越南战争、波斯尼亚战争到伊拉克战争，马丁·贝尔目睹了战争的残酷，见证了战争如何被报道。他也亲历了播出机构对于战地新闻的审查。面对越来越令人忧虑的战地报道现状，马丁·贝尔在新书《战争和新闻的死亡》中回忆了自己经历的那些辉煌的战地报道时刻，并呼吁新闻业重现生机。
    8月底，结合这本新书，马丁·贝尔在爱丁堡国际图书节做了演讲。他在演讲中特别指出，在国际恐怖主义时代，战地记者本身成为了被袭击的目标，越来越多的战争报道只能通过周边渠道获得，但它们不能算是真正的战地新闻。次日，腾讯文化在马丁·贝尔入住的酒店对他进行了专访。他照例穿一身白西装，旁边是行李箱，一副整装待发的模样，不过，他这次奔赴的不是战场，是火车站。
    以下为采访内容。
    

    腾讯文化：你最敬佩的战地记者是谁？
    马丁·贝尔：我非常崇拜早已去世的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他为《新闻纪事》报工作，这份报纸已经停刊。在上世纪50年代，詹姆斯·卡梅隆采写了一系列关于朝鲜战争的报道，它们都非常棒。他几乎每天都写八百多字的专栏文章，这些文章不仅仅是关于战事的，也是关于战争中的国家和人的。他不怕写一些很敏感的话题，他的文字充满人性，也很客观。我喜欢他的写作风格，经常为了他的文章看《新闻纪事》报。詹姆斯·卡梅隆给我很多启发，我认为他是所有战地记者的楷模。
    我也很佩服备受争议的战地记者罗伯特·菲斯卡（Robert Fisk）。他是英国《独立报》驻中东的战地记者，能讲阿拉伯语，曾三次采访本·拉登。他的文笔优美。他不担心写的文章是否会得罪很多人。我觉得他最棒的报道是上世纪80年代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系列报道。和他同时期的大多数战地记者不同的是，罗伯特·菲斯卡不怕危险，不怕被绑架，长期驻扎在贝鲁特，历经了黎巴嫩内战的全过程。
    
    
    罗伯特·菲斯卡在贝鲁特一栋被毁坏的建筑前
    
    
    腾讯文化：很多媒体人的终极梦想就是做战地记者。你认为做战地记者需要具备哪些技能？
    马丁·贝尔：需要时刻保持好奇心，需要知识渊博，需要具备野战经验，知道如何能在危险的处境中生存。当你身处险境时，要镇定，不惊慌。
    你还需要坚持不懈，因为从事战地报道是很辛苦的工作，并且现在更难了。“9·11”事件后，一切都改变了。如今，战地记者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被抓。不仅仅是西方记者，来自其他国家的记者也面临相同处境，他们极有可能因为记者的身份被绑架、被杀害。这意味着现在的战地记者不能像以往那样正常工作，也意味着独立的战地新闻报道的终结。
    腾讯文化：你认为战地报道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马丁·贝尔：永远不要相信别人告诉你的任何残暴的故事，除非这些故事可以被证实。你要知道该相信谁，不该相信谁。
    腾讯文化：做战地记者给你带来哪些愉悦感？你会建议年轻人做战地记者吗？
    马丁·贝尔：我喜欢这份工作，我喜欢成为历史的见证者。所有的战争报道都是零碎的，记者通常只能报道他所了解到的事情和他周围发生的事情，而我在报道中竭力做到客观和全面，我喜欢这份工作的挑战性。
    我不建议年轻人去做战地记者。如果能够回到从前，我不会再选择做战地记者，因为太危险了。
    

    
    马丁·贝尔新书《战争和新闻的死亡》封面
    腾讯文化：你的新书名为《战争和新闻的死亡》。你为什么认为新闻已经死亡？
    马丁·贝尔：这个标题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战地新闻已经死亡。因为时局，战地记者面临很恶劣的处境，无法像以往那样正常工作。上世纪90年代克罗地亚内战时，我在战区发回报道，有时连防弹衣都没有穿。如今呢？那些战地记者站在离交战方很远的屋顶上，或者身处战区旁边的国家。他们根本不在战区，也不知道战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的战地报道根本就不是现场报道，多是听说，是谣言。
    第二个含义，是几乎所有的报纸、电视都痴迷于琐事：名人的新闻、富人的生活方式和真人秀……我根本不看这类新闻。我想知道苏丹、也门正发生什么事，可是没人告诉我。当我开始在伦敦舰队街做记者时，很多英国记者被派往非洲采访，现在今非昔比。独裁者西亚德·巴雷去世后，索马里一直在发生内战，二十多年过去了，几乎看不到相关报道。欧洲正遭遇难民危机，这些难民不仅来自利比亚，也来自中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等，而关于这些危险和贫困之地的报道少之又少。
    腾讯文化：你在书中也提到战地报道会遭遇审查。你如何应对审查？
    马丁·贝尔：审查制度一直都存在，各个新闻机构的要求不同。审查的内容之一是电视媒体向观众展示的流血和伤亡程度，比如如何展示血肉模糊的尸体和残肢断臂的情景。不可以什么都不展示，也不可以什么都展示。我总是希望展示更多，尽量呈现现场的真实情景，但编辑不同意。最后我不得不向编辑妥协，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最近这些年，这方面的审查更严格了。报道越战，我可以展示战场上的情景、遇难者的尸体，但后来，尺度越来越小。据说电视新闻机构进行观众调查，观众表示不希望看到这样悲惨的镜头，不希望难过……但战争原本就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啊！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
    我坚持应该让观众看到真实的战场，但我总是无法说服别人。通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只能展示很多用广角拍摄的镜头。如果还有人抱怨这些图像太可怕，我就用口述。
    腾讯文化：这样的妥协多吗？
    马丁·贝尔：再举一个例子。1969年，在北爱尔兰，罗马天主教徒的房屋被新教徒烧毁。第二天早上，我和摄像师来到现场报道，看到这些可怜人正在清理房屋里剩下的东西。BBC爱尔兰的负责人提醒我：“马丁，你不能叫他们天主教徒，要称呼他们难民。我们不能再激化矛盾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天主教徒。
    我们拍摄了一位妇女从被烧毁的房子里走出来，她手中捧着十字架。但我最终还是接受了负责人的建议，因为我不想丢掉饭碗。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
    

    腾讯文化：做了几十年战地记者，你的报道风格有哪些变化？
    马丁·贝尔：最初，1967年2月，我在越南中部高原进行了两次报道。当时我对军事硬件、作战方案、武器系统和直升飞机等充满了好奇。它们就像电影《现代启示录》里的情景，让我很兴奋。回头看，我那时的报道仿佛充满自信的军官在给别人上课。可我根本就不是军官啊。
    后来，在亲历了一次次战争后，我被改变了，我的报道风格也有了变化，变得更具有人情味。我意识到战争不仅仅是关于武器系统的，人们的精神不会被武力所操纵，战争是关于人的。战地记者要对所报道的人充满善意，抱有同情心。
    腾讯文化：你最难忘的报道经历是哪一次？
    马丁·贝尔：1993年4月，在波斯尼亚中部的一个村庄，一百多位平民遭到屠杀。这是一个被克罗地亚人包围的穆斯林村庄，在我到达那里的前一天，克罗地亚人袭击了这个村庄，任何试图逃离的村民都被射杀，其余的村民被活活烧死在家里。太可怕了！
    距离这个村庄5公里处就是有英国士兵驻扎的联合国基地。这场灾难本可避免。
    
    
    1993年2月16日，波斯尼亚难民在垃圾堆中寻找食物
    腾讯文化：令你印象最深的国家呢？
    马丁·贝尔：也是波斯尼亚。这里很美丽，我遇到很多友善的人，他们大多是当地普通老百姓。在这里，我更深切地体会到战区居民的不幸。
    1992年6月，唯一能进入波斯尼亚的方式是从机场跑道开车驶入。我们开的是一辆破旧的老沃克斯豪尔·卡尔顿（Vauxhall Carlton），当时是我开车，靠近驾座的门突然被子弹击中，那声音一点都不像在电影中听到的那种，更像是雨声。好在子弹没有穿透车门。后来我写信给沃克斯豪尔公司，感谢他们制作了一辆坦克。
    腾讯文化：你在书中提到自己是战争犯罪的见证者，你在当时意识到了这一点吗？
    
    

    马丁·贝尔：我曾经亲眼目睹美国军方在越战中使用橙剂。1964年到1974年间，美军在越南使用了大量橙剂。他们在越南的非军事区，也就是湄公河三角洲地区使用橙剂，目的是剥离树叶，这样就可以发现埋伏的地面部队。
    我也参与过一次这样的行动。我坐在飞机上，飞机飞得很低，在树顶上方约30米高的地方，时速约150公里。我甚至在行动指挥基地看到了拿飞行员开玩笑的标语：“只有你能够阻止森林生长。”当时我没有仔细考虑美军这样做是对是错，后来逐渐意识到这实际上就是战争犯罪，我现在更坚信这一点。要知道，后来在当地出生的婴儿经常会有生理缺陷。
    

    
    1968年2月，南越国家警察总长阮文鸾在西贡处决越共上尉阮文林
    腾讯文化：你是否注意到美国媒体和英国媒体战争报道的区别？
    马丁·贝尔：我了解一些美国电视机构早期的运作方式。他们资金雄厚、资源丰富，但和英国的电视机构相比，他们的总部对战地记者的管控更严。在越南、波斯尼亚报道战争时，我可以决定我的拍摄脚本，但美国的战地记者呢？他们在录音前，不得不通过电报或电子邮件，将脚本发给总部接受检查。
    美国战地记者的收入可能是我们的很多倍，但我们拥有更多的自由。
    腾讯文化：随着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你认为战争报道遭遇了哪些挑战，或有哪些新的契机？叙利亚的公民记者组织也曾秘密拍摄，将战区信息传达给世界。
    马丁·贝尔：我很支持公民记者的报道，他们是战争的目睹者、亲历者。但问题是，我们很难辨别哪些信息是真实的，哪些不是；哪些是可靠的新闻源，哪些是宣传。你甚至不知道他们发布的是不是他们想表达的内容。谁都可以在网络上发布信息，谎言遍布世界各地。
    我对公民报道怀有很复杂的态度。我不认为互联网给大家带来了更好的新闻，它带来的不过是快餐式的新闻。我的观点是：现在的科技进步了，但是新闻退步了。
    腾讯文化：战地记者会随军报道，这样的报道是否客观？当战争报道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
    马丁·贝尔：目前战地报道最可行的方式就只有随军报道，我自己也做过随军记者。随军报道很难做到客观。不仅政府，民众也希望你站在自己国家这边。
    假如战争是在原因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的，记者的报道立场更难把握。2003年，英国入侵伊拉克，这个行动在英国非常不受欢迎。战地记者应该如何报道？战地记者不是国家军队的啦啦队长。再有，假如出现伤亡，而你的观众是这些士兵的亲朋好友，怎么办？最好是让士兵的家人从军方获得那些不好的消息，而不是从电视中。
    腾讯文化：1997年，你离开BBC, 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在柴郡塔顿选区的议员竞选，并成为1951年以来英国首位成功当选的独立议员。为什么你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马丁·贝尔：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做了我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我很高兴我这样做了。对我而言，做战地记者和从政，都是这样的事情。
    腾讯文化：回忆战场上的情景，你会做噩梦吗？
    马丁·贝尔：还好。我从来没有做过关于战争的噩梦，我做过关于英国下议院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