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被蛇咬，从此更健忘。所以当纪录片《苏东坡》在央视播出时，又忍不住点击了按键，不一会儿就听到了“公元1601年，苏东坡来到凤翔府任职。”好嘛，纪录片也玩起穿越了（还好，在后来的播出版本中改过来了）。画外音配音，语音语调似乎像史湘云一样一言难尽；出镜的那位苏东坡，形象还远不如陆毅可靠。但客观地从技术层面讲，这部纪录片素材丰富，制作当数比较精良的那一类——似乎我国纪录片导演的古典美学素养平均超出电视剧导演好几个段位，它更适合希望短平快地了解一下苏东坡的观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片子达到了预期目的。但在质量之外，这部片子有几个问题，确实值得说一说的。
由于出品方是湖北黄冈，所以整个片子有点像“苏东坡在黄州”，这点可以理解，更何况黄州对于苏东坡来说是生命中的一个重要地理坐标；整个成片共为六集，其实加在一起也只有120分钟来讲述千年苏东坡，从成本的控制上来说也可以理解；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影片为我们展现了过量的“洋人看苏东坡”：东坡肉，要洋人告诉我们好吃；《水调歌头·中秋》，要洋腔洋调来唱给我们听；东坡书画，要洋人来给我们点评好在哪里；东坡的文学地位，要洋人来下结论，弄得在下还以为是什么汉学海外传播的节目呢，有美国人、法国人、日本人、新加坡人……当韩国学者出镜时，老夫不禁虎躯一震：难道苏东坡也要被“认祖归宗”了？
玩笑归玩笑，但问题来了：如果目的真是搞搞海外传播，当然无可厚非；如果主题是关于一个大文艺家的“世界旅行”，虽然很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的学术支撑，逻辑上倒也还说得过去；然而问题是，这个片子是拍给国内观众看的。哈佛大学或早稻田大学的研究者，在苏东坡这个问题上就能比国内众多的苏学学者提供给观众更准确、更有用的信息？当然未必。这样做，无非要追求所谓的“国际化”，给人一种“好洋气”的观感，以此来增加权威性，就像时下常见的很多大而不当、只是为了追求高大上的“国际学术会议”那样。这里面有没有一股“崇洋”的心理在起作用？当然您可以质疑在下玻璃心，但我们可以用学术水准来衡量，或者东坡在海外真实的大众认知度来判断；如果和事实比较起来刚好相反，难道这不是“文化自信”的问题？
其中又有多少素材是不必要的呢？举个例子吧。推崇中国文化的日本人有很多，出镜的日本书法家杭迫柏树就是其中之一。此君编过一本质量很高的《王羲之书法字典》；但导演偏偏要他讲一段“明知是赝品还要买”的经历。其实对于书画收藏者来说，“伪好物”同样是好物，米元章、张大千都造了很多“伪好物”，这一点都不稀奇，收藏家收藏“伪好物”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行为。不解导演此处的用意，大概是想说，日本人比我们更珍视我们的文化遗产？这么想从某些个例来看也未必十分错，例如日本隋、唐、宋的“遣唐使”从中国带回日本的大量宝贝，例如王羲之《丧乱帖》、《得示帖》摹本等，至今都完好保存在“宫内厅”。而这几样精品我们已经没有了，现存天津博物馆的王羲之《寒切帖》是在废品收购站偶然发现的。尽管如此，但我们是中国人呀，难道不应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看这些问题吗？特别是面对我们近代史的时候，国宝流失背后的故事都一言难尽。
所以接下来这个例子就有点令人不解了：片子用了长达三分多钟的篇幅，讲日本收藏家菊池惺堂在东京大地震中如何不顾个人安危，抢救出苏东坡《寒食帖》真迹的故事。然而我们回到菊池惺堂购买《寒食帖》的那个时代，我们能看到的除了耻辱还是耻辱。《寒食帖》当然是一等一的国宝，为了钱能把这样的国宝卖给外国人本身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关于《寒食帖》的递藏，《旧日风云二集》（香港牛津，2014年版）中的“近世圆明园与《寒食帖》的人和事”一文已经说得非常清楚：自咸丰十年圆明园遭劫火而从宫中流落民间，先后经过冯展云、盛伯羲、完颜景贤、颜韵伯、菊池惺堂、王世杰之手，最后由台北故宫收藏。当时日本“支那学”第一人内藤虎次郎和中国文人圈混得很熟，完颜景贤、颜韵伯都和他交往密切，大量中国的宝贝都是经他之手去了日本，菊池惺堂将《寒食帖》抢救出后（其实他收藏的还有巨然的《溪山兰若图卷》与北宋李氏《潇湘卧游图》，都是不下于范宽《溪山行旅图》的稀世珍宝），就寄放他家。
那个年代日本人对中国文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与兴趣，他们对中国文化遗产可以说做了非常扎实、全面的考察工作。但这种热情和兴趣的背后还有另一种味道，那是一股“日支亲善”的气息。以内藤虎次郎为例，尽管国内有人认为“让学术归学术”，甚至将他抬得很高，但怎能罔顾这个事实：他所谓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同时配合了日本对中国的文化、经济侵略。以他为轴心的中日文人墨客，果真在重大的罪恶面前能洗白自己吗？日本政坛元老犬养毅曾在京都主持风雅至极的“兰亭会”，一帮中国文人名流，包括大学问家罗振玉（后被列入“伪满九逆”之一）、王国维都尽情抒怀，那真是得遇知音啊。席间日本收藏家安达万藏展示了从满清遗老处购得的重量级国宝，王羲之《游目帖》唐摹本，举座皆惊。是不是有点王羲之的“兰亭雅集”、苏东坡的“西园雅集”之风雅？然而，正是在犬养毅任职首相期间，日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并于1932年1月29日，锁定目标炸毁了中国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上海商务印书馆，并派日本浪人焚烧了号称“亚洲第一图书馆”的东方图书馆，45万册极为珍贵、我们无法估价的中国古籍、善本图书，也包括各种无法用语言形容其珍贵的孤本宋版图书弹指间灰飞烟灭！指望日本人拯救中国古老文化？这么想一想，都是可耻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他也是第一任武汉大学校长，著名法学家）叮嘱友人在日本寻访《寒食帖》，辗转以重金购得，这才有了现在台北故宫的《寒食帖》。事实上，后来我们能在国内看到的许多国宝，都是从海外重金复购回的。至今，苏东坡另一件仅次于《寒食帖》的重要墨迹《李太白仙诗卷》依然流落在日本大阪博物馆。
1945年，王羲之《游目帖》在广岛毁于美国原子弹。
艺术与权力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微妙的话题。2015年，俄罗斯大导演以二战时期卢浮宫为素材，拍摄了《德军占领的卢浮宫》。因为影片影射了法国在二战中讳莫如深的污点，这部准纪录片都没能入围戛纳电影节。纳粹下令将卢浮宫杰作运回德国，虽然巴黎已经被德军占领，但卢浮宫工作人员依然冒着巨大生命危险，辗转将这些稀世杰作运往郊区藏起来，而富有人文情怀的德军艺术顾问官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时候会想，苏东坡如果生在辛弃疾或陆游的时代，会如何去面对国家、民族的耻辱？但转念一想，这本来就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还用问吗？我们喜欢了苏东坡一千年，是因为在他身上体现了一种中国人的“理想的人格”。这种理想的人格并不体现在苏东坡类似十项全能运动员，比如他集诗人、艺术家、美食家、工程师、时装设计师、政府高官于一身，这些标签东坡先生自己会嗤之以鼻，统统不要的。这种理想的人格，是以儒家为主、儒佛道互补的。我们可以上溯到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也可以上溯到颜回：“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之所以是理想人格，因为现实中真的很难做到啊！但那些贤达之士，的确做到了。东坡不仅自己做到了，他的朋友圈中也不乏这样的人。例如他的学生黄庭坚也曾身陷逆境：“官司谓余不当居关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子城南。……虽上雨傍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愦，人以为不堪其忧，既设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直。”在被放逐，被羞辱的境遇下，用自己擅长的香道迅速找回了本性。不亦“贤哉”。
这种人格，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在那些保留在各大博物馆的东坡尺牍中。应当感叹，虽经蔡京等人的大力毁灭，历经千载，还是留下苏轼不少的手稿，不禁令人想起布尔加科夫的那句名言——手稿是烧不毁的。例如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题王诜诗帖》。王诜是宋神宗妹夫，大画家，大宋第一驸马，因为乌台诗案受到苏轼的牵连，令东坡不安：
晋卿为仆所累。仆既谪齐安，晋卿亦贬武当。饥寒穷困，本书生常分，仆处不戚戚固宜，独怪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患，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此孔子所谓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耶？
“饥寒穷困，本书生常分，仆处不戚戚固宜”。
当我们看到东坡如此的笔迹，会不会感到又距离他的心灵近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