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恋爱与政治包办
    参加新四军的知识女性，主要在战地服务团、医院、抗大分校等地工作、学习，她们的社交范围比原先有了扩大。她们的择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自由恋爱，另一种是政治包办。
    新四军是一支精英荟萃的文化军旅，新四军女兵多为知识女性，大多来自上海、南京、武汉等大中城市，高昂的政治热情和对革命事业的向往使她们敬仰和爱慕英雄人物，因而最容易选择在革命队伍中建立了一定功绩的干部和战士。此外，有文化、有才气的青年男性也是姑娘们最钟情的对象，从而形成了革命加浪漫的婚姻模式。新四军1师2旅文工团的赵征说：“我们那儿有个副区长，看上我了，要想跟我谈恋爱。实际上我们没有什么接触，就是开会认识的，结果他非常贸然地给我来封信，要谈恋爱。我也没理他。我是不干的。第一，部队里头不允许；第二，这个人我没看上。说实在的，我是城市里头去的，我见的人多啊，找什么样的人我心里还有个标准，一般的我看不上。”
    新四军6师18旅卫生部的刘慧英在1949年与丈夫结婚。她说：“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的。他有魄力，有水平，能打仗，工作能力很强，威信高，又是中学学历，也算是个小知识分子。虽然右臂因战致残，但身材高大魁梧，我也就默许了。”新四军1师2旅政治部指导员伊克，选中了在赣南游击队时就负过重伤，感情纯洁又细腻的老战士罗斌。从此两颗年轻、纯洁又忠诚的心相印相叠，终生不渝。
    东南局组织部干事李岩很有文化，很能干，抗战时期从北平到皖南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他和腾雪凡恋爱了。后来，李岩调到军部工作，和腾雪凡分开了。时任中共华中局组织部部长的曾山很快把腾雪凡也调到军部，使他们能在一起。战争年代，环境十分危险，两人在一起工作就好多了，不久，他们就结婚了。
    陈毅与张茜的婚姻也是通过恋爱而缔结的。陈毅是在岩寺军部时认识张茜的。当时，由于陈毅与川军的关系，曾多次率服务团去川军慰问演出，这期间张茜为演出的成功出了大力。由于张茜的活泼、娟秀、聪敏，陈毅自从看了战地服务团演出的《一年间》，便对张茜一见倾心，但无由表白，情急之中，想起了老朋友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朱克靖是古道热肠的急性的人，私下加紧进行牵线搭桥的工作。陈毅的情书一封封托人送到张茜手中后，她内心起了矛盾。张茜对于陈毅这样一位老首长，除了知道他在南方深山老林里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刚下山时显得又老又瘦、病容满面，其他方面则不太了解，所以内心充满矛盾。想把情书一股脑儿送回去，但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去征求军部服务团副团长谢云晖的意见。谢云晖当然很愿意帮陈毅的忙，但认为这种事情不宜由领导使劲儿，对张茜这样的个性尤其不能勉强。于是他首先说明，爱情完全是她自己的事。其次是表示从组织上来说，当然愿意看到为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的老干部得到幸福，但决不能因此硬要女同志服从，而是鼓励她继续了解，结果如何，要看了解后能否建立感情而定。第三，信是否退回，也是张茜自己的事。但谢云晖个人的看法，以暂时不退为好，慎重一些，不妨再了解了解，观察观察，看是否有共同语言，然后再决定。
    有一次，朱克靖安排战地服务团戏剧组第二队去茅山的陈毅第一支队演出，为给老朋友提供和张茜见面的机会，便把张茜分配到第二队。由于演出的需要，有一天张茜被派往陈毅处借军服，无意中在口袋里发现一首小诗《赞春兰》：“水箭含胎初出冈，似是欲绽蕊露黄。娇颜高雅也难觅，万紫千红妒幽香。”张茜后来托朱克靖给陈毅捎去一张照片，陈毅情不自禁，当场在照片后题了一首诗：  “春光照眼意如痴，愧我江南锐统师。豪情廿载今何在？输与红芳不自知。”1940年1月28日，陈毅与张茜在江苏溧阳水西村结婚，朱克靖为老友主持了简朴而温馨的婚礼。陈毅有一个笔名叫绛夫，“绛”即深红色，张茜的“茜”就是红色的意思，有了张茜，才有绛夫。
    虽然许多知识女性参加新四军的原因是为了逃避包办婚姻，想参加独立的革命工作，但是，新女性的自由恋爱理想受到了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在战争环境中，也出现了许多政治包办的婚姻。比如鄂豫边区的杜威与冯仁恩。冯仁恩团长正当年轻，勇敢善战，又是从延安来的红军战士，尚未结婚。刘东、陈彤深等人便商量把杜威介绍给冯团长。由信应地委书记批了40块现大洋，把全团连以上干部都请来了。“猪肉、白菜炖粉条，还有酒。冯团长刚从前线打了胜仗回来，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迷迷糊糊地就当了新郎官。”
    陈丕显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期间才20来岁，常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对这位红军“老”干部有好感，但项英和陈毅不同意，陈丕显无法“继续”。项、陈后来替他选了一位军部机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
    淮海抗日根据地丁咀乡政治指导员许以倩参加整风学习4个月后，组织部部长张彦就找她谈话，叫她嫁给区党委委员、敌工部部长刘述周。他们在《江淮日报》社工作时就认识，但没有谈恋爱。她回忆，“过了好几天，我们的区党委副书记兼行政公署主任李一氓同志一早打电话来，叫我礼拜天到他家里去吃饭。去了他就给我讲：‘述周同志政治上可靠，作风比较正派，工作上勤勤恳恳，这样的人你不要还要谁啊。’”在整风学习班快结束的时候，许以倩和刘述周就结婚了。在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的革命年代，革命女性的婚姻往往也要服从于革命的整体利益。
    

陈毅与张茜
    

结婚的条件与程序
    抗战前线环境艰苦而不稳定，项英对新四军中的婚姻问题，最初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规定抗战不胜利，一律不准结婚，引起许多指战员的不满。有的干部因为自找对象，受到了批评和处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为此还召集会议讲过一次话，批评这些同志是“不爱江山爱美人”。新四军继承了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统，对男女关系严格控制。“如果一个士兵强奸一个女人，他就要被处死。新四军对这项军纪的执行是异常严格的。士兵对当地农夫的举动都很合规矩，许多家里有女孩儿的农家，都害怕军人住到他们家里去，但他们却欢迎新四军，女孩子们照常操作，没有半点儿惊怕。如果有一个妇女引诱新四军的士兵，那么这士兵将调至别处，并受到严厉的批评与责罚。”在军队里提倡严格的纪律和严肃的生活作风是必要的，但是，不分年龄大小、不分职务高低一律不准结婚则不近人情。为此，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提过意见，还向延安“告”了一状。后来，谭震林的婚事，由中央批准了。
    1939年春，周恩来在叶挺陪同下来到皖南，在新四军军部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关于干部婚姻问题上也确定了“二八五团”原则，即结婚的条件是28岁以上、5年革命经验、团级干部。笔者曾经采访新四军皖南游击队通信员曹云霞，问：“当时部队里结婚的条件是什么？”她说：“男的‘二八五团’，女的要是共产党员，要经地委批准。”
    在新四军中，结婚一般需要经过组织批准。杰克·贝尔登在《新型的人民军队》一文中讲道：“在战地服务团里，如果有一对男女互相爱好，那么谁也不会阻挠他们，只要两人不致因此妨害工作，如果于工作有碍，两人就得分开。新四军战斗部队里并没有女人，前线也一样没有妇女参加。”
    在新四军中，恋爱是自由的，但党政干部结婚，一般需要组织批准。东南局妇女部的邓六金在《春意渐浓忆江南》一文中回忆：“那年我26岁，有人将我介绍给曾山同志。当时我怕结了婚，孩子拖累，影响革命工作，迟迟不肯答应。在西安这段时间，同志们起哄，非要我们完婚不可，有人甚至给中央组织部打了报告。不久，延安来电：‘批准曾山、邓六金同志结婚。’于是，我和曾山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结为百年之好。”
    曾在抗大五分校学习的新四军女战士俞宜桐在接受访谈中讲道：“陈毅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共产党不是不让结婚，也不是不让谈恋爱。我们现在在打仗，你背着小孩儿老婆怎么打仗，所以我们可以恋爱结婚，但不能随便。’所以就有了‘二八五团’这样的条件。这军队里团长就一个，几千个女同志里你只能选一个。他说：‘只要男女一方满足‘二八五团’的条件，你们这些女同志找你们的勤务员也好，找谁结婚我都没问题。只要满足了这个条件，你报告给组织里，组织里给你批准就好了。”应该说，“二八五团”的条件既考虑到了婚姻自由原则，又考虑了战争的实际。彭雪枫在给林颖的一封信中讲到了4师的干部申请结婚的情况：“直属队最近请求结婚者不下五六对之多，其余‘待机’者亦不少，有点儿批不胜批之感，但一般的还是批了。”恋爱结婚是人的合理要求，所以新四军对符合条件的干部还是批准其结婚申请的。
    

薛暮桥和罗琼

战争、革命与爱情的纠葛
    在新四军中，很多年轻人因为革命而牺牲了爱情。新四军第一支队6团副团长吴焜有个意中人，就是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分配到新四军工作的杨瑞年。因为与杨瑞年的交往，吴焜被项英叫去批评，还被降为副团长。1939年11月，吴焜在江南敌后作战中英勇牺牲。
    新四军1师2旅文工团的赵征，在1944年调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刘居英的秘书。她的初恋对象就是刘居英的另一名秘书。他们相约等抗战胜利、全国解放后再结婚。1945年9月下旬，那人跟着刘居英去东北以后，赵征一直没有收到他的来信。“后来听说他在和国民党争夺四平的战役中牺牲了。我很伤心，又希望是误传，所以一直在等他。直到1947年春天，我收到秘书长刘居英给我的信，告诉我，也听说他在四平战役里牺牲了。我这时候是彻底绝望了。”1952年，他从朝鲜来到上海见到了赵征，“他说在那次战役中自己受了重伤，但没有死。我问他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他说写了，还说一直在找我、等我。我说：‘晚了，我结婚了。’可恨的战争，硬把我们拆散了。无奈，无奈。我就劝他再找个好姑娘结婚。”
    还有一些夫妻因为革命的需要而不得不各奔东西，分居两地。薛暮桥与罗琼夫妻参加新四军后，在军部教导队工作。1940年1月，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找薛暮桥和罗琼谈话，征求他们的意见，让罗琼去延安参加七大，薛暮桥因工作需要，留在皖南。当李子芳问他们有什么意见的时候，“我们两个毫不犹豫地答复，同意党的安排。此后不久，大约4月，罗琼即经浙江金华辗转前往陕北，到中共中央妇委工作。我们两人一别将近6年，不通音信，直到日寇投降后才在山东解放区会面。”罗琼说。在战争年代，为了革命的需要而夫妻离别是难免的事情。
    朱克靖在1937年离家到南昌加入新四军，任战地服务团团长。安顿下来后，曾经写信接妻子萧仲之来南昌。但萧仲之带着3个孩子，小的尚在襁褓中，不想拖累朱克靖，她也不习惯军队行军打仗居无定所的生活，没有去南昌。朱克靖曾经写信回家，但一直没有回信，与家人音信断绝，失去了联系。在云岭，朱克靖和战地服务团俱乐部负责管理图书的李珉相互倾慕，产生了恋爱之情。他们“经组织同意，建立了恋爱关系，那时是秘而不宣的。朱克靖因有家室，内心也矛盾重重。”不久，李珉在行军途中因遭敌伏击中弹负伤，不治牺牲。1940年，经陈毅批准，朱克靖与战地服务团团员康宁结婚。
    也有一些干部在敌后根据地一直忠于自己的结发妻子，如邓子恢。1938年1月，邓子恢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北上皖南。他的家属陈金地（陈兰）仍留在原地工作。有人对邓子恢说：你看这里有这么多有文化的女青年，我为你重新介绍一个吧。邓子恢断然拒绝：“不要！我已有妻子，我和她三年游击战争，同甘共苦，我还是要她。”并立即写了一封信。陈金地凭着这封实质上是路条的信，千里迢迢，历时两个月，于1939年1月到达皖南，被安排在教导队女子8队学习。
    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徐海东在长征途中，在一次战斗中负重伤昏迷不醒，周东屏在他身边守候了整整四昼夜，以精心的护理驱走了死神。这段时间，她为徐海东的英雄气概和与伤痛顽强斗争的精神所感动。徐海东也很喜欢她的朴实、勇敢，两颗心越靠越近。终于在1935年9月，两人举行了婚礼。后来，大批女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延安，有人劝徐海东离婚再找一个文化高的女学生，马上遭到一顿臭骂。抗战期间，徐海东担任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在周家岗战斗后，徐海东肺病复发，吐血不止，长期养病，一直由周东屏照顾他的生活。每逢老部下来看望，他总要问：“离婚没有？”得知有喜新厌旧者便愤怒斥责。
    在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的干部战士当中，婚姻关系大多建立在自由恋爱的基础上，建立在战斗友情和患难与共的基础上，精神重于物质。介绍人多为领导、同事或战友。介绍人只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完全没有感情基础的政治包办是不多见的。部队里的婚姻程序比较简单，不拘泥于传统的礼节，无财礼，不讲排场，婚礼从简。女性参加革命，既是民族、阶级解放的需要，同时也是妇女解放本身的需要。（摘自《文史精华》文/吴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