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潘汉年
    潘汉年一生极富传奇色彩，被称为文委书记、谈判高手、情报元老、统战元勋、城市管家……而他为了全身心投入情报事业，在苏联做了绝育手术，以至于没有留下后代，更是让人喟叹不已。近日，记者专访了潘汉年之侄潘冠儒。
    

    “1953年到1954年间，我到伯伯在上海的家中住了几个月。”今年69岁的潘冠儒回忆说。潘冠儒的父亲潘锡年是潘汉年的弟弟，后来潘冠儒听他父亲讲过，在伯伯家住的时候，陈毅还抱过他，但是他对于当时的记忆非常模糊，毕竟当时才四五岁，只记得伯伯、婶婶都戴眼镜，对他非常疼爱。
    1931年4月25日上海发生了著名的顾顺章事件，中共的地下秘密网络面临空前危机。顾顺章突然叛变以后，整个特科的组织必须做大调整，这时派谁来接手？
    潘汉年此时已是有5年党龄的中共地下党员，就在4个月前，他刚刚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1931年5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改组重建投入工作。“当时中央派陈云、康生和潘汉年三个人组织特科，一科科长陈云，二科是情报科，科长就是伯伯，三科相当于红队，主要负责抓叛徒、惩戒敌人。由于工作需要，几个月后陈云、康生走了，最后是伯伯独自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
    中央选择潘汉年，一是因为他组织能力很强，心思缜密，具有情报工作天分；二因他是老上海；三是其独立工作能力强，可独当一面。周恩来对潘汉年比较了解，所以放心把重任交给他，由他直接向周恩来负责。
    1931年到1933年，是中央特科的重新建设期，实际上潘汉年接手之后，手下并没有多少人手。“当时留下来的有一个叫杨度的，是杜月笙的座上宾，曾加入同盟会，后来又推袁世凯复辟、反袁、北伐、反蒋，一直在不断地寻找真理，最后加入了共产党，这是潘汉年手下一个最秘密的党员。”潘汉年还把当年在文化战线上的好朋友夏衍、于伶、冯雪峰、李一氓都拉入情报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和丁玲齐名的才女关露。为了替潘汉年做工作，关露打入了76号，落下“女汉奸”的名号。76号是汪伪特工总部的原址，李士群是当时特工总部的主任，他虽然公开当了汉奸，却又想为自己留条后路，于是主动与潘汉年联系，表示愿意向中共提供一些情报，潘汉年答应了李士群的要求，并物色了一位女地下党员作为联络人，这个人就是关露。关露按照指示以李士群夫妇朋友的身份经常上门拜访，回来后将所见所闻报告给潘汉年。
    潘冠儒说，遵义会议后，党派陈云和潘汉年分两路去了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遵义会议情况和取得共产国际新密电码。除了完成交给他的任务之外，他在苏联还学习了情报技术，再就是做了绝育手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我伯伯说，‘我本人有把握能扛得住敌人的任何酷刑，因为我的信念支持我，我不怕牺牲，但是我有了孩子，可能就有了软肋。孩子是无辜的’。”
    

    离开上海6年之后，潘汉年在1939年再次回到这里，国民党特务变成友军，情报工作的对象主要是日本人和汪伪机关，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当时岩井英一是日本驻上海副总领事，他的岩井公馆是主要收集中国情报的机构，潘汉年到上海后，与岩井手下的情报人员袁殊取得联系，并通过他接近岩井英一。
    
    
    袁殊
    袁殊是中国绝无仅有的五面间谍，据说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洪帮、日本、汪伪，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中共特科。
    潘冠儒告诉记者，很多人对此感到担心，跟伯伯说袁殊不能用，不可靠，伯伯就说：“只要他有正义感，有利用价值，我们能拿到日本人的情报，我就可以跟他合作。”
    后来岩井又介绍了一个更大的特务头子影佐祯昭和潘汉年会面，他是汪精卫政权的顾问，就是日本陆军派他来操纵整个汪精卫政权。在上海的一家日本餐馆里，由袁殊当翻译，潘汉年化名为“胡越明”，与日本的两大特务头子有了一次试探性的接触。
    一段时间后，潘汉年通过袁殊和岩井英一建立了特殊的情报交换关系，潘汉年系统进入岩井情报机构，把一些看似高端但并无实质价值的情报给岩井机构，从岩井和汪伪那里得到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岩井英一非常重视潘汉年的关系，还给潘汉年提供经费，潘汉年利用经费办了一本杂志叫《二十一世纪》，作为秘密联络点。潘汉年甚至换来了日本的通行证来掩护中共进行秘密情报工作，“在上海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然而他却一次都没有被捕。”潘冠儒说道。
    岩井英一的回忆录里，专门写了他与潘汉年的往事，他在文章中毫不遮掩地表达了对潘汉年的敬佩，日本共产党员、曾在潘汉年系统工作过的红色间谍中西功的回忆录里也写了对潘汉年的深厚感情。
    

    潘冠儒说，伯伯最后栽就栽在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身上。李士群一方面想讨好共产党，另一方面还想向汪精卫展示自己的能力。1943年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潘汉年得到消息，汪伪军将有大规模扫荡根据地的行动，为了得到进一步的情报，他决定亲自跑一趟。
    潘汉年辗转来到南京与李士群会面。李士群提出汪精卫想见他。这时潘汉年已经意识到这是李士群的预谋，要请示报告显然来不及了，又不能直接拒绝，为了尽快获得情报，潘汉年答应与汪精卫见面。
    潘汉年回到上海后，将“日伪军队暂不会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报发回根据地，却没有向组织提及会见汪精卫的事。“就是这短短的几分钟，影响了他一辈子。”潘冠儒说。
    这次会面以后，突然汪伪的《中央日报》就发表消息，说汪主席会见了共产党的某位要人。延安当时也发表了社论，驳斥他们的谎言。据潘冠儒介绍，因当时局势复杂，伯伯一直没有机会对中央说。
    

    潘冠儒说，伯伯从事地下工作多年，经他手送出的情报无数，其中有三件情报是战略性的，可以说对整个二战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件情报是远东慕尼黑阴谋。英美绥靖纵容德国面向苏联，这个情报是潘汉年搞到的，他的系统通过观察英国大使、国民党外交部的行动等各种手段，综合起来做出了“绥靖政策”的判断。
    第二件是纳粹德军进攻苏联的情报。潘冠儒向记者介绍，这个情报比较早就得到了，苏联间谍佐尔格系统、阎宝航、潘汉年系统都掌握了一定情报。1941年6月13日，潘汉年向中央发出了德军进攻苏联一触即发的情报，6月18日，阎宝航亲自向中央汇报了关于德军进攻的确切时间的情报，随后潘系统关于德军物资储备情况等详细的、系统的情报又不断送来，6月20日中央特别重新向苏联正式发出情报，这时苏联才相信并重视起来。
    6月22日拂晓，德军大举进攻苏联，战争爆发一个多月后苏联给中共发来了一份感谢电，说中国同志的情报“帮了我们的大忙”。
    第三件非常重要的情报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苏军仓促应战，节节败退，这个时候日军的动向将对红军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叫中央情报部，任务就是拿国际的军政战略情报，潘汉年从各个渠道收集关于日本动态的信息，不断向延安报告。
    日本国内有两派意见，外交部主张北进，而军方主张南进。潘冠儒说，内阁会议上关于战略方向的材料从尾崎秀实那里传了出来，明确说明日本国内有两派意见。情报的来源除了岩井英一这一站点外，还有时任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顾问的中西功。
    中西功从与记者们细谈中获知，驻守中国南方的日军快速在台湾集结，而参加“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各支队伍也正在南下集结：日本的战略就是南进。他最终锁定日军南进作战，最早可能是在12月1日，最迟可能是12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
    同时潘汉年还对日本的经济状况和战略物资进行了研究，判断日本海军的油料储备只剩下30天，因此很有可能要南进印尼获取石油。潘汉年托人到几个橡胶厂去打听，果然发现了订单，有胶皮套鞋、雨衣、枪套，所以他肯定不是北进一定是往南面打。
    从1941年7月到9月间，潘汉年发往延安的电文中越来越肯定日军的战略动向。直至明确：日本将于12月8日偷袭珍珠港。
    

    潘冠儒告诉记者，伯伯很少讲他的工作，对亲属也是一样，有时候实在没办法，他就讲一两个无关轻重的小故事，所以伯伯的资料很少。比如，有一次潘汉年进了家里弄堂屋的时候发现有“尾巴”。这个时候他急中生智，喊着当时的妻子许玉文的名字，说“赶快给我弄点蛋炒饭吃，我饿坏了”。进门以后，他马上就换了衣服，拿着一把阳伞，从二楼跳到了别家。后来这个盯梢的人，盯了几天也盯不出所以然来，也就算了。
    还有一次，也是被人跟踪，他只好躲进一个饭店，有好几个人盯在门口。潘汉年径直走到厨房，换上厨师的衣服，把眼镜一摘，戴上大口罩，拿着菜篮子，大摇大摆地买菜去了。“这种事情可能很多，他也可能就随便这么一讲。”潘冠儒说道。
    潘汉年的政治交通员何荦回忆称，每次他送来秘密文件，不管多晚潘汉年都要立即拆阅，夜晚光线不好，加上他患过眼疾，视力不济，阅读那些蝇头小字非常吃力，后来何荦从上海给他买来放大镜才方便多了。何荦回忆，那时潘汉年行踪神秘，他备有一个装机密文件的黑皮包，常挂在身后的墙上。那皮包里面就放了一瓶汽油或者酒精，放一包火柴，随时准备好，万一有突发情况，就用汽油或酒精，火柴一点把它烧掉。
    

    1949年4月28日，一封由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签发的电报，从北平发至香港，通知潘汉年、夏衍和许滌新三人，立即赴北平接受新任务。9天后，他们三人到达北平才知道，这个新任务就是参与接管上海的工作。1951年1月，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就职典礼后，潘汉年与妻子董慧，就住在武康路的一栋小洋房里。
    1955年3月15日，潘汉年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晚他提笔写了一份报告，特别向中央说清他在1943年跟汪精卫会见的事情。4月3日晚上，公安部的几名干部来到潘汉年入住的北京饭店，向他宣布了逮捕审查的决定。1963年1月9日，潘汉年一案开庭。一个月后潘汉年以“刑释管制分子”的身份走出秦城监狱，他与妻子董慧才得以重聚。出狱后，他和董慧被安置在京郊大兴的团河农场，每月有400元的生活费，当时已经算很高了，也获得了相对的自由。
    
    
    潘汉年夫妇
    1965年潘汉年夫妇在故宫前留下了一张珍贵合影。潘冠儒拿着一张老照片告诉记者，照片上的董慧才60岁，但是满头白发，看着像80岁了。潘冠儒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仅有6年的时间在一起，团河农场3年，茶陵农场3年，一共加起来才12年。伯伯给她写了很多诗，留下的我们知道的有十几封。
    1976年因心情长期抑郁，再加上营养不良，潘汉年一病不起。1977年4月14日在潘汉年进入昏迷的第5天，妻子董慧被允许前往探视，却是这对患难夫妻的最后一面。潘汉年逝世后不到两年，董慧因脑溢血也离开了人世。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将强加于潘汉年头上的一切诬告不实之词，一切莫须有的“罪名”统统推翻了。这时，距离潘汉年逝世为5周年4个月零9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