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血性：拒绝无尊严保命哲学
     
    血性不是后天的品格，而是先天的禀赋。生命伊始，人性中就被注入了血性。一部社会发展史证明，没有血性的人性，不是完整的人性，容易滑入放弃担当、仰人鼻息、逆来顺受的奴性。
    某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讲过这么一段话：“有些汉奸如汪精卫，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欺压人民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生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还说：“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们以这种观点看历史，几千年的历史可以改写。”
    
    他讲的还是人性吗？还有生命的尊严吗？这种一丁点儿血性都没有的人，戴着大学教授的帽子，在今天的社会大行其道，以活着为第一要务，不行就屈服、就投降。他还说：“投降了就要遵守人家的规定，不能胡来。投降了还胡来，别人就不按战俘公约标准对待你，你就得吃亏。”我们中国人如果都变成他说的这样，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杨靖宇，第一路军总司令，抵抗到最后剩自己一个人，有希望吗？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但他没有像那位教授说的“败局已定，就应投降”，而是继续抵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杨靖宇一米八几，身高腿长。东北的隆冬，雪很深，日本人形容杨靖宇像个大鸵鸟，在雪地上一蹦一蹦几下就没影了。日本人个矮腿短，雪深没膝，怎么跑也追不上他，于是就特别佩服他，甚至把他神化了。最终将杨靖宇置于绝境的，不是日本人，反倒是他身边的一个个叛徒。
    
    第一个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程斌知道杨靖宇必然藏身于某个深山老林的密营中。那些密营里有粮食，有柴火，使得杨靖宇能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程斌带领“讨伐队”将密营全部捣毁，使杨靖宇失去了生存的保障。
    
    
    第二个叛徒：张秀峰，军部警卫排排长，父母双亡的孤儿，被杨靖宇抚养成人。1940年2月他带着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张秀峰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知道杨靖宇的活动规律。此人2月叛变，杨靖宇3月份牺牲。
    
    第三个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
    
    
    第四个叛徒：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杨靖宇好几天没吃饭，棉鞋也跑丢一只，对赵廷喜等几个村民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赵廷喜仓皇失措地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杨靖宇在山上。
    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哪一个不是中国人？他们又都是失去了血性、最终只能给别人当奴才的中国人。
    
    
    
    按照那位著名教授所言，连汪精卫这样的汉奸都“没有错”，都是“真正的英雄”，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等人还有错吗？既然“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投降是正确的选择”，那么这些叛徒都要归入这位教授的“英雄”行列。这种价值观对中国社会将产生怎样的误导和毒化？
    
    
    
    无怪乎美国人要给他颁发“弗里德曼奖”（为致敬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而设立，该奖旨在表彰那些推动“个人自由”的重要人士）！
     
    
    有一段赵廷喜（上图）与杨靖宇的对话。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赵廷喜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不杀，如果杨靖宇投降，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杨靖宇的影响制服东北抗联。
    只剩单枪匹马的杨靖宇沉默了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杨靖宇用周身沸腾的血性和整个生命，极大地表现出中国人惊天地、泣鬼神的人性。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就因为有杨靖宇这样的共产党人，在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助、大多数人万念俱灰的时候，仍然在用他们的灵魂，用他们的血性，支撑着中华民族的脊梁。什么叫人性？什么叫完整的人性？看看共产党人杨靖宇。如果中国人没有这种由血性养育和浇灌的人性，怎么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前面所说那位教授所讲的话，居然还有人喝彩。面对反对之声，居然还有国家级刊物发表社评，要求保护“言论自由”。难道只有毒化民族心理的自由，就没有反驳这种毒素的自由？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无原则、无条件、无界限的“人性”，成为一批人的旗帜，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
    
    例如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网上就有不少人表示同情。一些电视台还以“思想解放”为由组织正方、反方，在节目中激烈争辩。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这种现象是可喜还是可悲？
    
    毫无疑问，所有人都有维护自己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但你是教师啊，课堂里有几十个孩子啊，你就没有一点儿责任？你撒腿就跑，把自己的性命看得远远高于几十个孩子的性命，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能够得到认可？如果说这种行为被我们一些人肯定为“人性”表现，那么这种“人性”与兽性又有什么区别？如果这类理论横行于我们的社会，我们又怎样避免20世纪初孙中山的感叹：“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2014年3月1日21时12分，昆明发生暴恐案。暴徒持刀在昆明火车站临时候车室肆意砍杀无辜群众，最终31人死亡，141人受伤，其中40人重伤。有多少暴徒？最初传说是“十几个黑衣人”，后来说是8个，最后证实是5个，其中还有1个女的（下图），被捕后发现有孕在身，只能判她无期徒刑。
    
    就这5个暴徒肆意挥刀砍杀，造成如此严重的伤亡，平均每个暴徒砍杀30人以上。在赤裸裸的血腥暴力面前，该怎么谈我们的血性？暴行发生后，网上到处是逃生技巧、保命举措，教人“不能激怒歹徒”“见黑衣者躲避”，还有人教说维语“朋友，住手，自己人”。
    

    
    我们的媒体都在谴责暴行、祈福逝者，不去反思为什么失去了血性，不去讨论失去血性还有没有生命的尊严。你可以“人性”不离口，但如果失去血性，你的人性能保全吗？让无尊严的保命哲学流传开来，暴恐分子活动空间是越来越小还是越来越大？
    
    
    人们的精神状态没有血性与正义的提振，谁敢说抗日战争期间，五六个日本鬼子带着百十号伪军就能把几万人赶得到处“跑反”、一把屠刀就能砍下一百多中国人脑袋的所谓“百人斩”局面未来不会重现？
     
    
    建构主义鼻祖、美国人亚历山大·温特说：“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这三种利益之上，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我们有些人以为国家利益就是温饱，就是发展，就是韬晦与抓住机遇期，不知道集体自尊也是国家利益。为什么有些人“提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觉得自尊受了冒犯：虽然我吃饱了，有车有房了，但钓鱼岛被占了，南海被占了，海外侨民被欺侮了，伤害了民族自尊，所以不满意，要骂人。这就是亚历山大·温特说的“集体自尊”。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宁愿人来犯我，不可我先犯人。“以和为贵”，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明哲保身，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为了一己利益或苟活于世，什么都可以不顾。人的尊严、社会价值、是非曲直、真理道义，都在忍、隐、退的灌输下，变得无足轻重。活着就是第一要务；能攫取点儿利益则是第二要务；至于什么“尊严”，有没有无所谓；什么“正义”，能不能实现要现实。
    
    与此相应的，“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识义务者为俊杰”“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等等，在我们的社会大行其道。今天看，每个国人、每个军人，特别是每个将军唯有血性才能冲破种种过于精细的利益考量，彰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做人的品德与生命的尊严。精细入微的利益算计，丢掉的恰恰是国家、民族和军队的品德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