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化人中，与佛教佛法有缘者，确实大有人在。夏丐尊，丰子恺都是著名的居士，许地山的小说中弥漫着浓郁的佛学气息，王统照写过以深通佛理的老禅师为主要人物的小说《印空》，周作人甚至在他的五十自寿诗中公开宣称自己是“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最典型的当然是李叔同，他作为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的发起人的不磨功业，他作为中国最早提倡并身体力行地教授西方乐器与油画艺术的历史贡献，就远不如作为佛学大师的名气之大。因而，知道弘一法师者，自然也就大大地多于了解李叔同的人。叶圣陶与这些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向往着西方极乐世界的文人，大都有着相当密切甚至可以说是极其亲密的关系。他与周作人、王统照、许地山同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与后二者还是极要好的朋友。周作人附逆之后，他曾表示过深深的惋惜。夏丐尊与他是儿女亲家，叶至善与夏满子的缔结秦晋，是叶圣陶在抗战八年辗转流离的辛劳生涯中堪称欣慰的一大乐事。1944年9月，叶圣陶在偏远的贵州迂道往访落魄中的丰子恺，老友在患难时代邂逅相逢，心中的高兴无可言喻，照老习惯边饮边谈，不到一个下午，三人竟喝尽四瓶，真应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老话!对于弘一法师，他至少写过三篇文章：1927年的《两法师》,1937年的《弘一法师的书法》，1947年的《谈弘一法师临终偈语》——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恰好是每隔十年一篇，并且是分别写成于中国现代史上三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年代里。

      所谓“两法师”，指的正是二十年代净土宗的大师印光法师与其皈依弟子弘一法师.他印象中的两位并肩而坐的法师，正是绝好的对比，弘一是水样的秀美、飘逸；印光是山样的浑朴、凝重。对于弘一法师的书法，他满怀敬意地指出，“艺术的事情大都始于摹仿，终于独创。不摹仿打不起根基，摹仿一辈子，就没有了自我，……从摹仿中蜕化出来，艺术就得到了新的生命——不傍门户，不落窠臼，就是所谓独创了。弘一法师近几年来的书法，可以说已经到了这般地步。”这境界，他称为“蕴藉有味，……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这里赞美的是弘一大师的书法艺术，更是倡扬一种叶圣陶式的人格风范——他们在精神境界的最深层次，由理解而交融、升华、结晶。弘一法师圆寂以后，叶圣陶就其临终偈语“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作了堪称知音的阐释：“他入世一场，经历种种，修习种种，至他临命终时，正当‘春满’‘月圆’的时候。这自然是‘好好的死’，但是‘好好的死’源于‘好好的活’。……一辈子‘好好的活’了，到如今‘好好的死’了，欢喜满足，了无缺憾。”据此理解，叶圣陶还写下两首四言诗颂扬，其一日：“‘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其谢与缺，罔非自然。至人参化，以入涅槃。此境胜美，亦质亦玄。”在叶圣陶的话语系统中，这样的几乎是全称肯定的赞誉，是极其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