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佛缘
    唐代文学家刘禹锡（772——842）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大多时候有职无权，内心十分苦闷，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排遣忧愁烦恼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与僧人往来，研读佛典，寻求解决人生痛苦烦恼的方法。随着对佛教理解的日益深入，他从当初的好奇，已经变为深深了解个中三昧，以至达到了“事佛而佞”的地步。他自述自己案席上放的多是“旁行四句之书” (佛教典藉)，来往者也皆是“赤髦白足之侣”的僧侣(《送僧元皓南游》，《刘禹锡集)卷二十九)。与一般的好佛者不同，刘禹锡对佛教的尊崇是他一生苦苦求索的结果。他说自己做官二十年，一直在思索寻求一种人生之道，结果发现世上所谓的诸道，如科举进仕、经商产业等，都难以行通，非为正途，只有佛教“出世间法”，才值得尽心。
     唐代佛教正逢鼎盛时期，刘禹锡被贬地朗州亦是佛教圣地。离城区二十华里的德山千明寺就是享誉华夏的十方丛林，四方衲子纷纷来此挂锡。刘禹锡常来此拜佛、参禅，与僧人探讨佛理、佛法。经常亦有外来僧人来刘宅与其切磋禅理， “相欢如旧识，问法到无言” (《赠别君素上人》)。他与南岳衡山、牛头山、杨岐山等处的禅僧如仲制、灵澈、元暠、如智、慧则、广宣、鸿举、义舟、景玄、惟良等以及日本僧人智藏有广泛交往，有的交往还很深。柳宗元《送元暠师序》曰： “元暠师居武陵(朗州)有年数矣，与刘游久且昵。”刘禹锡送僧诗二十四首，大多数是在朗州写作的。在《送僧元暠南游》诗引言称赞他“妙音奋迅，愿力昭答”。刘表示“雅闻予佛而佞，亟来相从。”他从元暠那里领悟到佛法的殊胜，感叹地说：“予策名二十年，百虑而无一得，然后知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唯出世间法可尽心耳。”“予策名二十年”是指自贞元九年(793)至元和七八年(812、813)，这二十年中，他正值廿二岁至四十岁的血气方刚年华。贞元九年，时年二十二岁登进士第， 不久擢监察御史。在此期间，他常与柳宗元、吕温等“讲疑考要王霸富强之术”，寻求解决社会危机的途径。三十四岁时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而遭贬谪。他的政治抱负未能实现，百思而不得其解。 自从接触佛法后，才悟到“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只有“出世间法”才能启悟人心，拯救社会。
    他在朗州十年写了近百篇诗文，其中不少是宣扬佛法，赞叹高僧以及富涵禅味及禅境的篇章。其后，他为禅宗六祖大鉴禅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牛头山第一祖法融大师、杨岐山故乘广禅师等撰写的碑文，以及撰写的《佛衣铭》、《夔州始兴寺移铁像记》、《毗庐遮那佛华藏世界图赞》、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记》，均显现他受佛法的熏陶，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得到升华，心身进入禅的新境界。如他在《赠别君素上人》诗引言中曰：“晚读佛书，见大雄念物之善，级宝山而梯之。高揭慧火，巧熔恶见，广疏便门，旁束邪径。其所证入，如舟溯川，未始念于前而日远矣。夫悟不因人，在心而已。”在《送慧则法师归上都因呈广宣上人》引言中曰：“以为尽妙理者莫如法门，变凡夫者莫如佛土，悟无染者莫如散花。故业于净名(经)，深达实相。”还谈到禅与诗的关系，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言曰：“故自近古而降，释子以诗名闻于世者有焉。因定而得境，故涤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这都是他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的心得。佛家认为，戒定慧三法相资不可或缺， 因戒而生定，定而生意，此三者次第相生，入道之关键也。刘文说“定而得境”，使散乱的心水澄明，进入创作意境；开慧后遣词造句，能得到精华而美丽的词藻。这都是他达佛之知见，自家家珍的和盘托出。
     摘自《普陀山佛教》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