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国和尚的故事
    出身法国上流家庭。22岁时就获得了巴黎理工学院的理学博士学位，并且是1965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弗朗索瓦·雅科布的得意门生。后来他又在巴斯德学院任研究员，从事生物学方面的高等科学研究。26岁时，他觉得拥有各种艺术或科学才华并不能带给他满足，因此他决定远离，先后居住于印度、不丹和尼泊尔，向康玉尔仁波切、顶果钦哲仁波切等西藏大师学习佛法。1979年出家，正式成为僧人。他居住在喜玛拉雅山区，亲炙许多藏传佛教的伟大上师，并且成为顶果钦哲仁波切最亲近的弟子和侍从，追随顶果钦哲仁波切十二年，服侍仁波切，并担任仁波切的外交翻译。
    他和父亲让弗朗索瓦·勒维尔共同出版的对话录《僧侣与哲学家》，是欧洲的畅销书籍，在法国畅销三十五万册，被翻译为二十一国语言。《量子与莲花》（TheQuantumandtheLotus）这本书，则反映了他长久以来对科学与佛教的兴趣。
    马蒂厄·里卡尔，这是我们的主人公——一位法国和尚出家前的原名。
    马蒂厄出生在巴黎的一个高级知识份子家庭。父亲让弗朗索瓦·勒维尔是法国当代思想大师、法兰西院士、著名哲学家。
    母亲雅娜·勒图穆兰，是一位画家（这位母亲后来在儿子的x影响下也皈依佛门，成了法国最早的比丘尼之一）。舅父雅克—伊夫·勒图穆兰，则是一位著名的航海家。出身这样的家族，不用说，马蒂厄从小受到良好的教养有素的系统教育。他生于一九四六年，二十二岁时就获得了巴黎理工学院的理学博士学位，并且是一九六五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弗朗索瓦·雅科布的得意门生。
    后来他又在巴斯德学院任研究员，从事生物学方面的高等科学研究。说这位“和尚”，出家前已系统地接受了欧洲也就是西方的最高水准的现代科学教育，我想是并不为过的。
    旅行--走向东方，第一位师父
    
    一九六六年，二十岁的马蒂厄，还在巴黎理工学院读书。有一天，他看了自己的朋友阿尔诺·戴雅尔丹摄制的一部关于西藏佛教大师的电影，其后又看了他的另一位朋友勒布瓦耶博士从印度大吉岭带回来的录影，还听了他们在喜马拉雅山所遇的一些描述。马蒂厄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受，受到了那些精神大师的吸引。
    最感到震动的，是他把西藏的佛教修持者，看作是“最符合我们理想的圣者、完人、哲人”。这些人，是智慧的活的榜样。于是，他在内心对自己说：“如果有可能，在人类方面达到完善，那一定就是如此。”尽管这时他对佛教没有任何概念，仅仅从电影、录影中所感受到的，他已预感到佛教有一种深刻的启发，一种通过对比而看到了希望的源泉。
    是一种什么对比呢？我们不会忘记，由于他的家庭的原因，他从小就接触到了许多当时的哲学家、思想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可是，在他看来，尽管他们有才华、有知识、有技艺、有成就，但总觉缺了一种东西，十分重要的东西——人的完善（Perfectionhumaine）。
    在他的父亲询问为何要追寻西藏佛教大师学习佛法时，马蒂厄曾这样说过：“在我成长的环境中，由于你，我遇到一些哲学家、思想家、戏剧家；由于我的母亲——画家雅娜·勒图默兰，我遇到一些艺术家和诗人……例如安德烈·布勒东（AndreBreton）；由于我的舅父雅克—伊夫·勒图默兰，我遇到一些著名的探险者；由于弗朗索瓦·雅科布，我遇到一些来巴斯德学院举行讲座的大学者。我就这样被引导着与很多方面的有慑服力的人物相交往。
    但是，在同时，他们在自己的学科中显露出的才华并没有必然引起这样一种东西，我们称这种东西是——人的完善（Perfectionhumaine）。他们的才能、他们的知识和技艺的能力，并不因此就使他们成为好的人类存在者。一个伟大的诗人可能是一个骗子；一个伟大的学者，就他自身而言，可能是个不幸的人；一个艺术家，则骄傲自大。”越是与他们对比，就越是让他更倾向于那些西藏的佛教大师。于是，他从巴黎动身，走向东方。
    在他出发之时，给他看佛教录影的那位朋友-—勒布瓦耶博士，托他带一笔钱，转交给印度的一位耶稣会神父，由神父供给一位西藏大师康玉尔仁波切。这位大师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马蒂厄到达的第二天，无巧不成书遇上了康玉尔仁波切，七十多岁的西藏喇嘛-—他的第一位师父。他在师父的身边整整三个星期，语言也不通，除了静坐、冥想，别的什么也没有。
    然而，马蒂厄后来回忆说：“是他的人身、他的存在，给我以印象：深沉、力量、宁静，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并开启我的心灵。”三个星期后，他又旅游了喀什米尔、大马士革、伊斯坦布尔，最后因为得了伤寒，不得不返回巴黎。回到他工作的巴斯德学院之后，他不断回忆着他那西藏师父的品质，他终于认识到了与这位师父相会的重要性。
    出家--为了生命的意义，为了改造自己
    
    记得上海的著名女作家戴厚英说过：“只有佛教是真正改造自己的。”她说这句话是在她生命的晚期，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然而，巴黎的马蒂厄在七十年代就说过相同的话了。
    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马蒂厄在雅科布教授的身边从事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已达五年，取得了不凡的成绩。这时，雅科布派他到美国去开辟一个新的研究主题。但是，他的心在喜马拉雅山，他要把他的科学精神用在完成一项“真正的内心改造的极有生命力的研究上”，他没有去美国。
    为了重新会见他的师父，马蒂厄又回到了印度。这一次，他在他师父康玉尔仁波切的身边一直生活到一九七五年师父去世。接着，他又到师父所住的寺院上方一个小隐修院中去继续修行。就在此时，他遇到了他的第二个师父-—顶果钦哲仁波切。
    顶果钦哲仁波切是来为已故康玉尔仁波切主持荼毗（火化）仪式的。当时马蒂厄原准备同他的几位朋友一起按照传统掩关三年。
    他问顶果钦哲仁波切，仁波切回答说：“只要我活着，你就一直在我身边学习。”就这样马蒂厄在他的第二位师父身边又生活了十二年。听他的教诲，侍候他，陪同他旅行。其间，于一九七九年，按藏传佛教的仪式披剃，马蒂厄做了和尚。
    正如他的哲学家的爸爸所说，他的儿子皈依佛教，“既不是为了从中找到一种生存的补充，也不是为了一种将按西方的标准正常地进行下去的生涯，找到一种精神添加物。而是放弃这个生涯，完全投身于佛教实践。”
    儿子在回答爸爸的提问“为什么你萌生出家做和尚的这个决定”时，说得更直率：“我确实有过科学生涯，可是我的出家做和尚，丝毫也不构成对于科学研究的否决。科学研究，即验证科学研究却不能解决生存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科学尽管本身非常有趣的，并不足以给予我的生命一种意义。”
    他还告诉他的哲学家的爸爸：“我对佛教的认识，对现象世界（Mondephenomenal）的本质和对精神本质的澄清（Elucidation），这是内心改造的结果。”
    哲学家的爸爸也有点弄不懂了：“你的父亲和母亲原都出身于天主教家庭，你又在一个科学的环境中接受了一种世俗的理性主义的教育。你与那位哲人的第一次交往，他虽然没有对你说话——因为你们那时实际上不能以任何语言进行交流，却对你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你究竟是属于宗教意义上的皈依，还是纯粹哲学意义上的感悟呢？”
    这一回，真的轮到儿子来给爸爸上课了。马蒂厄说：“我觉得我是带着天真未开的心灵来到了佛门，这对于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幸运。正是与一位精神大师的相遇激发了我的精神道路上的真正献身。这位哲人康玉尔仁波切，他代表一种完善。赋予他的价值的，不是一种抽象的思辨，而是一种直接的经验，一种验证——得自于我自己的感悟。我怎么领会佛教呢？
    它被宗教人士排斥，他们说它是一种无神论哲学，一种精神科学。而哲学家们又不把佛教归于哲学，说它是宗教。所以佛教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公民权。但也许这正是一个优势，它使佛教在宗教与哲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如果人们所说的宗教是指对一种教义（dogme）的赞同，人们出于盲目的虔诚而接受它，根本不用去亲自证悟，那么，佛教确实不是宗教。如果人们所说的信仰，是指对于真理的发现而产生的一种内心的不可动摇的确信的话，那佛教决不排斥信仰，信仰也就是面对这种内心改造的惊叹。
    佛陀一再教导我们，要考察他的教导、思索、求证，不应当仅仅出于尊重而接受它们。就本质而言，佛教是一种存在于一切时、一切环境都适用的智慧。佛陀的教导就像人生的指南，使人走上到达觉醒、到达对于精神世界和现象世界本质的最终认识的道路。所以人们尊敬佛陀，不是作为上帝、作为一位圣徒那样被尊敬，而是作为最终的哲人、作为觉醒的人格化身被尊敬的。”
    我不知道这个法国和尚有没有帮助他的哲学家的父亲弄明白佛家真谛，但我们的确被他的理解所感动了。
    转世--西藏佛教的特殊经验
    
    我在跟随恩师茗公长老转徙江浙粤各地讲经的历程中，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文化，包括宗教，都是人类的已经验。佛教的思想体系，是释迦牟尼的已经验，也是释迦牟尼以来特别是龙树、提婆、无著、世亲等无数祖师大德的已经验。要让我这个“未经验”，来介绍佛菩萨的“已经验”，而且要让更多的“未经验”的受众来理解佛菩萨的“已经验”，这该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我的这一思考，想不到在马蒂厄这位法国和尚的身上也遇到了。
    马蒂厄跟随他的师父顶果钦哲仁波切生活了十五年。一九九一年顶果钦哲仁波切圆寂了。
    一九九六年马蒂厄父子来到加德满都的一所寺院，这里要为一个三岁儿童举行坐床仪式，确认他为顶果钦哲仁波切的转世灵童。可是哲学家的父亲把这看成为迷信，而且还认为佛教不是讲涅槃，根本不需要转生到另一个存在的吗？
    儿子回答父亲的问题很巧妙，他分三个层次来告诉他的父亲：
    “第一，西藏佛教所说的转世（Reincarnation）并不是实体的迁移（Transmigration），也不是灵魂的转生（Metempsgcose），而是一种‘功能’（Fonction）的‘连续’（Continuite）。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灵魂或一个人的本体在从事转世的行为，这可看作脱离了肉体的意识流的调节。佛教认为一切存在的状态，并不限于现在的生命。
    比如，我们已经认识了出生之前的存在状态，那么，我们还可以认识死亡之后的存在状态。我们是否可以研究一下：是不是存在一个与肉体相分离的非物质的意识？既然生存状态是连续不断的，那么又是什么将这些连续的生存状态连接在一起呢？这是一种连续（Continuum），一种永久进行的意识之流，但没有任何一种独立实体在其中通过。说白了，这是一种功能的连续。
    第二，许多西藏的佛教大师们，同在山洞中隐居修炼了十七年的顶果钦哲仁波切一样，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静观（禅定）了。
    在他们之中，不少人达到了一种对精神的非凡控制。实际上，我在他们身边总共生活了二十年。他们能证明存在着一种非物质的意识，而且还能感知另一个存在者的意识之流（注：俗称为他心通）。这些人，我从没有听见他们说谎，他们从没有欺骗过任何人，在他们身上我从没有发现丝毫对他人有害的思想、言语和行动。我认为合乎情理的是对他们给予信任，而不是轻率地说这是迷信。
    同样，佛陀说死亡只是生命的一个阶段，意识在死亡之后依然延续。我们虽未亲身感知这个意识，但鉴于佛陀一切可证实的教化，都是真实的、合理的，因而我能相信他表达了真理而非相反。佛陀的目的是为众生照路而不是使他们迷路，是帮助他们离开苦难而不是将他们推入苦难。
    根据佛教有三个标准允许人们将一种断定视为效的，即：由直接经验所证的真实，不可否定的推断和值得信赖的证据。现在，我就要说到我自己的直接经验了。
    第三，我的导师顶果钦哲仁波切去世后，他最亲近的弟子和同伴之一，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他说在梦里，接受到了顶果钦哲仁波切转世灵童的父母的名字，以及我们应去寻找的地点。我完全清楚他，他要寻找这个世界上他最尊敬的人的转世化身，其目的不是去找一个寺院的住持，而是要确认一位哲人的精神的延续。希望找到这位后来者，仍保有像前任一样能够救渡别人的崇高品质。现在惟一能最终证明有一种非物质意识的实在性的，就是西藏佛教中转世的存在了。
    和他们相处的二十年中，我多次验证到他们确实知道我本人的刚刚产生的思想。举个例子，当我有一天在静观中沉思时，我忽然想到我在年轻时杀死过不少动物，有一次还用枪向一只兔子射击，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对生命的伤害。我决定去找当时的第一个师父康玉尔仁波切，向他忏悔。我来到他的面前，不等我开口，他就通过他的儿子（当时我不能说藏语）翻成英语对我说：‘你一生中杀死了多少动物？’
    我微笑了，只此一次，就足以开放精神。我还应该说，这些西藏大师总有一种谦逊的态度，他们一直在进行这种体验，但他们很少让它显露出来。
    他们不喜欢炫耀自己，也不愿让别人留下印象。正是这些大师根据他们的体验，常常谈到意识在死亡之后的一种状态。我这才明白，如果人们将信仰定义为一种由经验而产生的确认，那么怎能降低他的虔诚呢？可惜要让一个未经验的人，去分享别人的经验，那的确是很困难的。偏偏佛教的信仰是反对教条的非理性的盲从的。
    现在要接续到前面的故事，由我自身的亲历作证了。我在接到前面所说的那封信后，亲自参加了寻找恩师转世灵童的工作。经历了说不尽的种种困难，终于找到了那个儿童。他生于一九九三年，当时才三岁。一发现这个孩子，我们决定在一个山洞中为他举行长命仪式。
    主持仪式的大师要给每一个参加者分发一点纪念品（圣物），那个三岁的孩子从主持者手中抢过圣物，一定要由他自己来颁给。尽管他当时实际上才两岁半。他清清楚楚地喊出了许多人的名字，包括顶果钦哲仁波切的孙子。最惊人的还不是这个，在当时一百多个出席者中，有一位已故顶果钦哲仁波切的老仆人，他从几百里之外的不丹王国赶来。当这个两岁半的孩子祝福完了靠近的一些人之后，主持人问他：‘现在……完了吗？’孩子说：‘不，不。’他用小手指了很远地方的一个人。一位和尚跑过去，指点着那一群人中的某个人，‘这男人，这女人……’都不是。一直点到了那位不丹来的老仆人，孩子才说：‘对，是他！’人们把老人让到前面来，孩子立起来给他祝福，那老人泪如雨下……”
    在听了儿子三个层次的陈述后，父亲终于说：“这个特殊的孩子身上有一种特殊的现象记忆（MemorirePhenomenale）：我不怀疑这些内在的实验证明，对那些体验到它们的人所具有的真实性。你说到的这种亲证的经验，只有有过它的人才是完全有说服力的。”
    马蒂厄又告诉他的爸爸说：“两千五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努力使形而上学理性化，使形而上学像数学一样严密，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办到。因为，从本质上说，形而上学不属于这个亲证系统。亲证系统属于精神实现，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实在性。肯定的是，我在亲自见证了思想传递之前，我当然不会相信它。那个两岁半的儿童从众人中认出那位老人并使之走近他的这件事实中，我有幸亲眼看到了。但我在精神道路上的最深刻的确信，并不是来自这类事件，而是来自我对静观（禅定）真理的每时每刻的确认。指责别人错了的往往总是在科学领域，可惜人们不能将静观（禅定）研究的结果，强加给那些没有向这些结果敞开心灵的人。”
    结束--探讨不会结束，人类仍将不断认识自身
    
    为了印证儿子的精神实现，哲学家父亲跟随做了和尚的儿子，从巴黎来到印度、不丹、尼泊尔，还走到了喜马拉雅山。他们一路倾心交谈，通过对话，互相探讨。从精神科学、佛教心理学、静观（禅定）科学一直到格式塔心理学、分析心理学；从羯磨（Karma）、轮回（Samasra）、涅槃（Nirvana）、中阴期到闻思修、自度度人；从佛教到其他宗教；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从哲学、历史、科学与政治一直到当今的社会现实……他们都有精彩的深入的探讨。
    一个从佛教的义理、出家后的体悟，侃侃而谈；一个从思想家的襟怀、哲学家的广博知识和对儿子的理解，不偏不激，实事求是。（马蒂厄后来把他和哲学家父亲的谈话写成了一本书《僧侣与哲学家》，又译为《和尚与哲学家》。）
    限于此文篇幅，我不能不结束此文了。但他们的探讨不会结束，信佛的人和不信佛的人、东方和西方、科学家和佛学家总还会把这样的探讨继续下去，人类仍将不断认识自身，不断开发人自身的内宇宙。一位法国和尚的故事，是佛教的种子落入西方土地后盛开的无数鲜花中的一朵。
    这位父亲--哲学家让弗朗索瓦有一段话既幽默又值得深思。他说：“虽然近来在巴黎出现了‘咖啡馆哲学家’，他们举行自由参与的公开会议，但是他们所激起的争论的水平，几乎不超过柜台的水平。近来在西方表现出来的对于佛教的惊人的好奇心，是不是由于这一空白，由于没有值得人们感兴趣的争论？
    这使我想到英国历史学家阿尔诺德•汤因比的一句话，他说：‘二十世纪最有意议的事件之一，也许是佛教到达了西方。’儿子从科学研究的权威机构跑到东方来出家了；许多中国僧侣、西藏喇嘛走上了西方各国高等院校的讲台和欧洲著名修道院的演讲厅；
    甚至许多西方的基督徒，对佛教也都形成了一种高度的见解。如美国著名的苦修会教士托马斯•梅尔东，也为他到一些佛教师父身边居住了一段时间，增进了了解而感到幸福，他说：‘佛教徒中，有众多的达到了冥想和静修的非凡高度的人。’”
    东西方长期的隔离，今天已被打破了。隔离的沟壑，只是缺乏交流。拒绝交流就是制造隔离。而隔离和隔膜，都是很可怕的。马蒂厄--这位法国和尚说得好：“经历了许多世纪的互相无知之后，在最近的二十年，佛教与西方思想的那些主要潮流之间的一场真正对话，已经开始建立，佛教就这样取得了它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应有的位置。我们从早到晚，在我们生命的每个时刻，都在与我们的精神打交道。这个精神的最微小的改造，也会对我们的生存过程和我们对世界的感受产生巨大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