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唐武宗大灭佛，再加上唐末五代的社会大动荡，佛教在宋初已经明显地低落下来。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经过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发展后，佛教理论的创新已经变得明显不够，表现得愈来愈落后，愈来愈保守，而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却在吸收借鉴多种文化因子的基础上，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和变化，出现了一个改头换面的新面孔，这就是宋明理学。
    进入宋代，我国佛教总体上就已经走进了一个相对的衰落时期。但是，就在这个时期，历史很及时地造就了一个新的大德高僧，他叫成觉大师。而这样一位大师的出现，又是和当时的仁宗皇帝所采取的一大措施分不开的。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首先就“度童行八干人”，紧接着又是召见丁阗使者，又是派遣高僧到印度求法．又是令沙门文胜主编长达660卷的《大藏经索隐》。到了开宝八年（975年），自已又亲自书写一部《金刚经》，一天到晚念个不停，真是好不热闹！到了太宗、真宗、仁宗手里，在这方面自然也丝毫不敢愧对祖先。特别是仁宗皇帝，曾经专门把五台山高僧崇庆纂写的《大藏经名》、《礼忏经》各十卷，交由译经院润文官、翰林学士。夏竦、王晓详细刊订，颁行于世，这是五台山自华严四祖澄观以后又一部本土僧人的重要著述，能够受到大皇帝这样高的礼遇和重视．当然是莫大的荣幸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弘扬五台山佛教，宋仁宗采取了一个措施，即任命当时的一代高僧和希为新的僧统，“加号慈懿大师”，并移到五台山清凉寺任住持。这是五台山佛教自从德感国师和清凉国师以来，第三个担任这个全国佛教界最高职务，并负责管理全国僧尼事务的僧人。一下子，已经冷落许久的（五台山）清凉寺又成了全国佛教寺院中的“首府”。而后来名震天下的成觉大师，这时还只是作为和希僧统的一个高徒，跟着师父到五台山清凉寺上了任。
    成觉，俗姓张，生卒年代不详，是五台山脚下代州人。在北宋时期，是五台山和全国的唯识宗代表人物。在五台山弘扬佛法数十年，他自己也活了近80岁，在佛教史有着很高的地位。他的一段名言是：“学者志于道，持心有三要：曰大曰专曰远。大则佛祖得处，我必当得，不为人天小利所牵；专则唯究一事，不为名相所引；远则以证为期，死而后已。具此三心，必能至道。”其对于弘扬佛法的那样一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和不屈，真的是跃然纸上。
    在服务了师父满三年之后，大概和希大师终于看出了这位高足的远大志向，就严肃地对成觉说：古人谓出家为大丈夫，所以为大丈夫者有四事：“近知识，问正法，思义理，如说修行是也。后生可畏，无以吾老滞守一隅，尔其行乎?”其实，这段话的意思，就是给成觉下了一个出山（五台山）令，逼迫着他赶快离开五台山离开师父，到全国各地去广泛游历，拜访天下名师，为五台山的中兴作出贡献。
    后来，正是在这位大僧统的鼓励和支持下，成觉先后住锡南北好些地方，也拜见了当时佛教界几乎所有知名的大德高僧，特别是后来又跟着一代高僧明教大师契嵩学习，从而使他的佛学造诣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契嵩俗姓李，字仲灵．号潜子，广西人，对内外各种各样的佛学典籍无所不通，自创了“儒佛一致”之说，着有《原教》、《孝论》等书。他写的《传法正宗记》出米之后，仁宗皇帝方袍和“明教大师”的称号。所以，等到成觉从契嵩那里学成归去之时，连契嵩自己也高兴地说：“吾道北矣。”
    成觉回到五台山后，心里一直牢牢记着两位恩师的教诲，以大力弘扬“唯识宗旨”和“法门禅要”为己任，把四面八方的僧徒都先后吸引到了清凉胜地五台山，使五台山的佛学水平一下子提高到了一个全新层次，从而实现了五台山佛教的又一次振兴。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