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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拿破仑（1769～1821） 拿破仑，法国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即拿破仑一世）。1799 年发动雾月政变组成政府，自任第一执政。1804 年称帝，建立独裁政权，对外不断用兵扩张领土。1812 年在侵俄战争中被击败，其势渐衰。1814 年欧洲反法联军攻陷巴黎，被放逐于厄尔巴岛，次年重回巴黎，建立百日王朝。滑铁卢战役失败后被俘，流放于圣赫勒拿岛。 本文是拿破仑被囚禁于圣赫勒拿岛期间，于 1821 年 4 月 17 日命蒙托隆笔录他口授给儿子的遗训。 给儿子的遗训 我的儿子不应因我之死而想复仇；他应从我的死得到益处。要让我所做的一切永远不离开他的心头；让他像我一样永远做一个彻底的法兰西人。他的一切努力，应以谋求和平统治为目的；他〔切不可〕由于单纯爱模仿而没有任何绝对必要地重新开始我的那些战争。……重复我的工作将意味着我一无成就。相反，完成我的工作则将显示基础的巩固，并明白我仅仅勾划出了轮廓的一座大厦的整个计划，在一个世纪内不要重演同样的事情：当时找不得不用武力来制服欧洲，今天得用使它信服的方法。我拯救了濒于夭折的革命；我把它从废墟上扶了起来，并把它光辉灿烂地展示给世界。在法国、在欧洲，我注入了新思想；这些思想是不会消失的。让我的儿子使我播种的一切开出花来，让他发展在法国土地中〔潜在的〕一切繁荣昌盛的因素，这样，他还是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君主的。 我去世以后，波旁王室的人将不会保持他们的地位；有利于我的反应将在各处甚至在英国发生；这对我的儿子将是一笔很好的遗产。英国人可能为了使人忘记他们所施加的种种迫害，将支持我的儿子回到法国；但为了享有和英国的良好的谅解，有必要以一切代价去促进它的商业利益，这种必要性会导致两种结果中的一种：和英国作战，或和它分享世界商业利益。第二种结果在目前是唯一可能的。 我传给我的儿子足够的力量和同情心，可以使他用……和解性的外交……来继续我的工作。……但要让我的儿子切莫凭借外国势力来登上尊位；他的目的不应该是满足一种即位的欲望，而应该是博得后代的赞扬。…… 如果他仍然流亡在国外，让他和他的表妹妹之一结婚。如果法国召他回国，让他和俄国的一位公主联姻…… 法兰西民族在〔得到正确对待〕的时候，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容易接受统治。它的理解能力的敏捷和便易是举世无双的；它立刻能辨别谁在为它出力，谁在反对它。但是心须始终投合它的心意，否则它的不安宁的精神就会引起恼怒、骚动以致于爆炸。 我的儿子将在一段时间的国内动乱之后回国……要计他藐视一切党派而只着眼于人民群众；除了那些叛国分子以外，他对任何人应该不咎既往，并且应该对他在不论什么地方发现的有才能的、有功绩的和尽职的人予以奖励。 法国是党派的〔领袖〕势力最小的国家；要依靠他们就是要在沙土上从事建筑。在法国，只有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干得出大事来，而且，一个政府应当总是在奠正找得到支持的地方去寻找支持。有些道德法则同自然法则一样，是坚强而专横的。波旁王室的人只能依靠贵族和教士的支持，不管他们被迫采取什么样的宪法。……和他们相反，我依靠人民群众……我给一个支持一切人的利益的政府树立了榜样。我并不是借助于、或者完全为了贵族、教士、公民或商人而执政的，我是为了整个社会，为了法兰西民族整个大家庭而执政的。割裂民族利益，就要损害这些利益，并引起内战。一种天生不可割裂的东西是不能被割裂的；它只能被毁伤而已。我对那部我为之草拟主要原则的宪法并不重视。今天是好的，明天就可能是坏的了；并且，不得到全国的正式同意，在这一点上就什么东西都不应当被确定下来；但它的基本原则应当是普选。 我的贵族不会支持我的儿子；我［需要］不止一个世代来成功地使他们举起我的旗帜，并通过世代相传来保存我的道义上的胜利的神圣宝藏。从 1815 年起，所有的达官贵人都公开地拥护反对派了。我从前就不以为我能依靠我的元帅们或我的贵族们、甚至我的校级军官们，但人民群众和军队，上至尉级军官都站在我一边。我在感到这种信任之情时，并没有受到错觉的欺骗；他们受惠于我之处很多，我是他们的真正的代表。我的独裁是必不可少的，关于这一点的证据是，他们提出给我的权力比我所期望的还多。……对我的儿子来说，情况可就不同了：他的权力会引起异议。他必须预料到人们对自由的各种要求。此外，在平时借助议会的力量要比单独地治理国家容易得多。议会替你负起一大部分的责任，而且没有什么比多数人总是站在你这一边更加容易的事情了。……在法国，政府的势力是巨大的；如果这个政府有办法，它就不需要用贿赂去寻求各方面的支持。一个君主的目的不仅在于统治，而且还在于传播教化、道德和康乐。…… 在我的青年时代，我也曾抱有一些幻想；但我不久就清醒过来”。那些单靠出色的口才支配种种集会的大演说家们，一般都是最平庸的政治人才：不应当用他们自己的那种办法去反对他们，因为他们总会比你振振有词。要以严肃的合乎逻辑的论证去对抗他们的雄辩；他们所依靠的是笼统、含糊，要把他们拉回到事情的实际上来，实际的论据会摧毁他们。在会议上有比我富于口才的人：我总是用这样一个简单的理由去驳倒他们——二加二等于四。法国有非常聪明的实干人才，唯一需要的是发现他们，给他们以恰当的工作：这样一个人在耕田种地，而他应当去参与政事；那样一个人在做大臣，而他应当去耕田种地。……从农业法到土耳其皇帝的专制政治，各种制度在法国都有它的辩护士，让我的儿子听听所有这一切，让他按真实价值对待一切事物，并把全国所有的真正人才放在他的身边。法兰西人民曾受两种强烈的激情的支配，这两种激情看来像是对立的，然而却出自同一的感情——那就是对于平等的爱和对于差别的爱。一个政府只有依靠最严格的公正，才能满足这两种欲望。这个政府的法律和行动必须对人一律平等，荣誉和奖励必须给予众望所归与受之无愧的人。 我的儿子将不得不准许出版自由，这在今天是必然的了。为了治理好国政，不必去研究一种比较完善的理论，但要利用现有材料来进行建树，要服从必然，并从中得到效益。出版自由应在政府手中成为一个有力的助手，把良好的学说和有益的原则传播到帝国最远的角落。但是，听其目然就是〔发疯了〕。我原来要在普遍和约缔结以后设立一个出版管理局，由国内最有才能的人组成，这样，我就可以把我的思想和意图传播到穷乡僻壤。在现今的日子里，一个人想要像在三百年前那样，对社会变化做一个不声不响的旁观者是不可能的；现在，一个人必须冒生命危险去指挥一切或者阻挠一切。 我的儿子应当成为一个具有新思想的人，一个〔忠诚于〕我在各处所赢得胜利的那个事业的人。他应该建立各种制度去消灭封建法度的遗迹，确保人的尊严，并〔培育〕那些儿百年来一直处于冬眠状态中的繁荣昌盛的［种子］。他应该在现今尚未开化的野蛮的国家里宣扬基督教和文明的好处。这应该是我儿子的一切思想的目的；这就是我由于对寡头统治者们的仇恨而为之殉身的事业……我的敌人是人类的敌人；他们想束缚各族人民，把他们视为羊群；他们企图压迫法国，使江河流回到它的源头那里去。不过，他们得留神些，别让它冲破了堤防！在我儿子这里，一切对立的利益可以安然存在；新思想可以传播到四方，并逐渐增加力量，不受任何猛烈的冲击或牺牲任何受难者；人类将免于遭到可怕的灾祸。但是，如果国王们的盲目的仇恨，在我死后还要追踪加害于我的血亲，那么我的仇恨终将得到报复，而且将是残酷的报复。文明将蒙受全面的损失，而〔当欧洲各国人民摆脱他们的枷锁的时候〕，大陆遍地将血流成河。……我儿子的登位是为了各个国王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各个国家的利益。在我们为之进行了斗争和我经历了一切艰难险阻、胜利地加以贯彻的那些思想和原则之外，法国和整个欧洲的唯一道路只能是走向奴隶制度和混乱状态。现在，欧洲正朝着必然的变化迈步前进，企图推迟这个进程是白费气力的徒然挣扎，而促进这个进程就是增强一切人的希望和心愿的力量。 有些民族的愿望，迟早必须使其满足，因而正是应当朝着这一目标继续前进。我儿子的处境将不免有许多极大的困难，但是让他在大家的同意下做那种我固迫于环境而用武力使之实现的事情吧。…… 为了使我的儿子知道他的施政是否妥善，他的法令是否适合国家的情况，要把法庭判决定罪案子数字的年度报告呈送给他。如果犯罪和违法事件的数字增加，就证明穷困在增加，社会治理不善；另一方面，数字减少，就是相反情况的证明。 宗教思想所具有的影响，比某些胸襟褊狭的哲学家所愿意相信的要大得多，它们能给人类以极大的好处。如果和教皇的关系搞得好，就可能使一亿人的良知就范。庇护七世总会对我的儿子有好感的：他是一位宽容而开明的长者。灾难重重的局势曾使我和他的政府陷入了对抗的地位，我对此深感遗憾…… 假如你获准回到法国，你还可以找到许多一直忠实地记住我的人。他们可以为我树立的最好的纪念碑，即把我治理帝国时在国务会议上所发表的许多意见作一个汇编；搜集我给我的大臣们的所有指示；把我所做的工作以及我在法国和意大利所建树的业绩列一张表。马雷、达律、莫利昂、梅兰和康巴塞雷斯都可以为这部著作出力。这部著作将……补充我曾嘱咐比尼翁写的关于我的外交政策的书……在我对国务会议的那些讲话中，对于只是当时有用的措施和永远可以应用的措施，必须加以区别。 让我的儿子经常阅读历史，并对历史进行思考；这是唯一的真正的哲学。让他读读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的战争，并加以深思；这是正确学习战争科学的唯一方法。 但是，如果他在心灵深处没有那么一股神圣的火焰，没有那种唯一能实现伟大事业的对于善的热爱，那么你对他所说的一切或他自己所学习的一切，都将对他没有多大的用处。 我希望他能无愧于他的命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