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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书，喜读书、买书，更喜著书。青少年时期，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地近琉璃厂，下课后常和同学到琉璃厂旧书铺浏览。那时，琉璃厂旧书店很多，每个书店都陈列了很多古书，可惜我没有钱，无力购买高价的书。当时宣武门内路西头发胡同有一个小市，小市中也有几家书铺。我路过宣武门，常到小市旧书铺看看。我喜读《庄子》，也喜读宣颖的《南华经解》。当时家里有一部清初刻本的《南华经解》，比较破旧。在小市书铺中见到一部精刻本的《南华经解》，惜乎无力购买。（直到 30 年代，买到一部精刻大字本的《南华经解》，珍藏至今。）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小市书铺中遇到一部《庄子》，题“郭象评、向秀注”，是一部木刻本，不知是何人伪作。也因无钱没有买下。后来再也不见了。 30 年代，我在大学任课，稍有闲钱买书。留心购求《张子正蒙》的各种版本，买到高攀龙的《正蒙释》、刘玑的《正蒙会稿》，都是明刻本。又买到《张子全书》的几种不同版本。当时许多收藏家都注意搜求诗词小说一类书，对于理学书很少有人注意。我则主要购买哲学书籍。 50 年代初，我请琉璃厂书铺的魏广洲同志寻找明代哲学家王廷相的《家藏集》，他为我找到了，共六函，印刷装帧都精美。据闻北京的《王氏家藏集》只有两部，一部存科学院图书馆，一部由我购藏了。后来友人王孝鱼同志受中华书局委托标点《王廷相集》，即借阅我所藏的进行校勘。老魏同志又为我买到一部明版《李太白集》，亦甚为精美。我还在琉璃厂买到清代中期谢刻本的《荀子》，嘉庆年间吴鼒重刻宋乾道本《韩非子》，都十分精美，令人看起来怡心悦目。我看过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知道宋元刻本的精美，惜乎无力购求，只能到图书馆善本室参观了。 我所见到的明刻本及清代乾嘉时期的精刻本，都十分精美，实乃一种价值很高的艺术品，是文化瑰宝。惜乎只能买到二三部，现在更是难以再遇了。 40 年代至 50 年代初，北京饭店楼下有一个法文书后，卖外文新书。当时我也常到法文书店，买过一些英文哲学书，十分方便。后来这个法文图书后因故被封闭了。50 年代后期，很难买到外文书籍了。现在看来，从文化交流来说，这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买书不易，存书亦难。40 年代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有时住房也很小，后来迁到新林院，有一间很大的书房，颇为方便。1952 年迁到北京大学中关园住宅，建筑面积 75 平方米，居住面积不过 30 多平方米，比较窄小。当时购书不多，勉强够用。在“文革”期间，学校让 75 平方米的房屋两家改为 3 家，每家建筑面积 50 平方米，书籍就放不下了。后来哲学系文革小组还嫌我们住房太大，命令我从 50 平方米迁移到二公寓的一间半的小屋，书籍更无法存放了。迁移时我只好卖出了 4 辆平板三轮车的书，但存书仍然嫌多，只好堆积在半间屋中。当时也不允许多读书，“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正在流行，哪个还敢看“封、资、修”的书籍呢？其后逐渐落实政策，我的住房由一间半改为两间，1978 年又由两间改为名义上的三室一厅，实际是二间半和一间小厅。书籍勉强存放，找起来非常困难，又兼年老体衰，无力多买书了。偶而到琉璃厂旧书店游览，难免望书兴叹。因为没有放书的空间，也就轻易不买书。有时想起清末学者孙治让、现代史家陈垣先生都有几间大书房，不无羡慕之意。明知其不可求，也就安于陋室了。现在年过八旬，有时取出明刻及清代精刊，观览一番，也就很满足了。 清代思想家颜元（习斋）讥讽宋明理学家，说宋明儒者只会“读、讲、著”，意在对于书呆子痛下针砭。其实理学家除了“读、讲、著”之外，也还在考察、思索。如周敦颐、程颢以及朱嘉、陆九渊，也都长于吏事。我的一生似乎是在“读、讲、著”中渡过，其实我是力求贯彻“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我写了一些书，幸而都能问世。4D 岁前所写的哲学论稿，题为《真与善的探索》，1988 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 30 岁前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近年来也一再重印。前后出版了十几种书，实可庆幸。“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还想继续写。虽然无力买更多的书了，但是对于书的感情还是一如往昔。 希望出版界多出新书、好书、在印刷上超过乾嘉时代精刻本的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