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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初版是 1957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书名为《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在这以前的 1953 年，原稿就已在《中国青年》连载。修订本改名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在湖南出版，也是 10 年前的事了。后来辽宁人民出版社愿意重印此书，趁此机会我又修订了一回，并根据该社建议改用了现在的书名。 三个版本，前后 40 年。在完成了三版书稿之后，我想说一点此书的经历。 此书初稿成于 1952 年。1949 年南下到湖南时，湖南《大公报》创办人张平子同我谈起，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在该报发表过许多文章，同报社主笔等关系密切。当他知道我对此事极其关注时，即将他珍藏的《大公报》全份相赠。我日夜挤时，小心翼翼地翻揭那些脆薄的旧报纸，找出二三十篇可以肯定为毛写的文章，于 1951 年初，将这些世人罕知的文献编成《毛主席旧作辑录》，印了 50 本。可是，受到严厉的批评：这类事“有害无益”，并让 50 本全部上交。我那时 30 来岁，血气方刚，索性发愤著书。1952 年，我已确定转业，当时以为从此投笔从工，告别了文字生涯。调北京前，正是盛暑，请假一个月，打赤膊写成初稿。在《怀念田家英》的文中，我曾写到这种“告别”情况：“离开湖南前夕，我匆匆写了本书，《中国青年》要连载。于是将这个‘麻烦’交给了家英，由他全权处理，他的工作岗位也便于处理此事。” 直到 1957 年才成书出版，这同当年“斯大林问题”反对个人迷信的形势有关。 1959 年以后，此书受到作者的连累，不再印行。 1964 年到 1966 年，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当文化教员。利用闲余时间，曾根据新搜集到的资料，将此书重新改写增订。“文革”期间，我在秦城关了 8 年，1975 年出狱后，仍下放到磨子潭，劳动之余，完成修订本。《龙胆紫集》中有《理旧稿》二首，即记此事： 少时未免气纵横，何畏山高与水深。 往昔珍闻谁敢录？当今轶事我书成。 言因人废前朝事，文必风行后世钦。 补缺拾遗九万字，字斟句酌十年心。 九州文献尽搜罗，访胜寻幽荆棘多。 朝夕伏案如着魔，八年之后又勘磨。 虽云倦矣太性苛，积习犹存莫奈何。 功亏一篑敢延俄，但愿不教再蹉跎。 诗前有一小引：“得灼姐信，嘱速完成《早期革命活动》修改稿，勿功亏一篑。感而赋此。”那时除至亲骨肉，谁还同我这个“下落不明”的人通信来往呢！“言因人废”，指此书市上早已绝迹，闻知有地方在改头换面出一种版本，想要取而代之，我觉得这是办不到的。前后“十年心”（中间秦城隔了 8 年），“搜罗”、“勘磨”是非常困难的；孤处大别山中，与世隔绝，除手边保存的资料外，其他有关贸料异常难得。“积习犹存”者，生平除做过 10 年报纸、宣传工作，日夜握管算是“专业”外，与文字结缘乃工作所迫（如宣传水电、论证三峡），及业余嗜好而已。此次修订，我着力排除荆棘，如“独服曾文正”，《湘江评论》赞赏克鲁泡特金等等，这些在初版时曾为尊者讳的，都一一作了分析说明。其实，这些回避是多余的。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完全不必要后人为他隐讳什么。再说，君子之过，也是人皆见之的日月之食，无从遮掩的，重要的是根据历史事实，作出科学的分析。伟大的历史人物，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一生曲折的经历，怎样达到其顶峰，或又怎样进入误区甚至降到低谷，这并不会丝毫减损世人对他的尊敬。人总是复杂的，像毛泽东这样扭转乾坤、摧毁旧时代创建新时代的人物，更是异常复杂的。把复杂的事物作简单化的处理，回避所谓复杂“棘手”的问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也不是对学术工作的严肃态度。当时待罪之身孤处一隅，仍以少年胆识作此艰难工作。1978 年，突接老友黎澍信，他知道我在山中理旧稿，要去新写的《思想方向》一章，刊在 1979 年第一期《历史研究》（题目为《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我是 1979 年 1 月 6 日回到北京复职的。这样，20 年之后，我这个人及其文字又同时跟世人见面了。黎澍已经作古，看不到这回的新版本了。 1980 年在湖雨出了修订本，一晃又是十年。这十年中，国内外毛泽东研究已有很大发展。关于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和早期活动方向，已出有专著多种，其他文章、专论更难以胜数。这还不仅在数量方面，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重要的发展。这应当归功于 1981 年党的新的历史问题决议，它为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后来辽宁人民出版社约稿，我原以为炒炒现饭，花个把月就可了结。我重读旧作，颇遇到些史实有出入，分析不恰当，文字欠修饰之处，翻阅一些时贤的著作和众多的有关资料，更给我不少新知和启发。这样，又回到“虽云倦矣太性苛”，我要对历史和读者负责，应当比 10 年前的修订有一个更新的面貌才对；何况自己也并非马齿徒增，这 10 年中自觉见识稍有寸进。只是年龄不饶人，已经老眼昏花，力不从心。虽然北京不比大别山，资料搜集了一大堆，却难一一细读，精力不允许我像 20 多年前那样“细勘磨”了。年年必犯夏喘，于是就拖了下来，现在只有利用在医院这一个多月时间，勉强最后定稿。稍觉宽慰者，前后 40 年，三理其稿，相信自己的劳动总还是有益于世的。由于学识水平，书中不当之处一定还多，恳请读者和专家学者指正。四理其稿，此生恐怕不可能了。 这次修订，凡接触到的新资料，都作了必要的增补；订正了旧版中有出入的史买和不恰当的分析；文字也有所修饰；有些章节段落，还作了适当调整，并增加了一些注释；修修补补，大小手术，不下数百处，共新增加约四、五万字。原第一章《学生时代》分为两章：《廿岁以前》和《湖南第一师范》，这样更符合实际情况。“结束语”重写，加了个附题：“卅岁以前的毛泽东”。改动之处，以一、二、三章为多，匹、五章其次，第六章较少。关于修改可举一例：第三章《思想方向与新民学会》最后一节，原题“党的前身”（萧三同我谈过，他和毛本人都有此看法），后改为“建党基础”。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动，文字叙述当然也作了相应的修改。附录《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也作了重要增补和修改。 这次修订，得到湖南两位老同事黄显孟和朱正的帮助，他们分别将全书仔细校阅一遍，订正引文和注释，还有几处很有意义的增补，特表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将当年“发愤著书”时，搜集有关资料的种种情况略予交代。最早是同第一师范校长周世钊的多次交谈，他为我提供了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长沙解放后，毛泽东等给他的第一封信也由我保存过）；此外，熊梦飞参加过新民学会，周南女校吸收一批女会员时照过相，在长沙还可以找到哪些老同学、老会员等等，都是他告诉我的。1950 年，他奉召到北京去见毛泽东时，《伦理学原理》原书的保存者杨韶华，将书交他带与故主，他连忙将书交我一阅。可是，在我手头只能停留 3 天时间，我只有将凡有批注之页全部拍照下来再放大之（那时还没有复印机）。这一批放大照片，有的字迹模糊，为了辨明一个字，甚至连续几天都解决不了（这批照片后来我带到了磨子潭，1967 年，硬被知情的北京来的红卫兵强行搜走了）。时任一师教务主任的王前，是我武汉大学的同学旧友，他得知老校长孔昭绶家正逢土改时，急忙跑去清查旧档，竟找出了《学友会纪录》、《夜学日志》、《一师校志》等一批最珍贵的手迹资料，全部交给了我，以后他还陆续给我寄过一师的有关资料。李达时任湖南大学校长，我去找他详谈过两次，他还谈到同陈独秀分手的原因之一是陈的脾气太不好了，合不来。可惜的是，当时没有直接找罗章龙谈，而是请人去谈的，我同罗近年才熟识。由于抽不出时间，韶山也是请湖南老同志梁宜苏去的，他找到毛宇居，访问了许多韶山和湘乡的老人；《讲堂录》、祭母文和几本有手迹的课堂讲义，就是毛宇居交他转给我的，毛译东的表兄文运昌保存的借书条子，也是这次征集到的。省委宣传部办的训练班学员下乡时，托他们到一些烈士家中搜集资料，如贺尔康日记、张文亮日记、罗学瓒的明信片等等，是这样得来的。张昆弟的日记本，则是从湖南省军区政治部看到的。1951 年易礼容到长沙时，特请他作了一次长谈。一师的老同学、老会员陈书农、蒋竹如、田士清等人，以及泥木工会罢工的领导人袁福清（时任交通厅长）等，都交谈过（有的请人谈，作记录）。彭国钧、熊梦飞正服刑关押，也派人去问过一些情况，他们写过材料。《湘江评论》第一期和大革命时几张《湖南民报》，是在送造纸厂的废纸堆中翻找出来的。我还到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库房中呆了整整一天，在积满尘土的旧报刊堆中，找到《新时代》、《共产党》及《战士》（大革命时省委公开机关刊物）等若干本，这大概是大革命后清党的劫后余烬了。 1952 年，离开湖南调到北京时，所有上述这些资料原件和全份湖南《大公报》，我都交给湖南省委宣传部；所幸者，这些文献都保存下来了。 为萧子升读书笔记写的序言（现名《—切入—》）原件，是周小舟给我的。此件以及我裱装好的延安《解放日报》两篇毛泽东写的社论原稿和他给周世钊、彭友胜（在新军当列兵时的班长）及韶山一亲属的 3 封信，1960 年我下放北大荒前，都交给中央办公厅了。 周小舟、李达、周世钊、王前、袁福清以及上面提到的老同学、老会员都已作古了；周小舟、李达、王前 3 位是在“文革”时死于非命的。这里，我向他们——致谢并致敬，祝他们在天之灵安息。 昔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这个作者的自我感觉，三次版本，当然是后来居上，一次比一次好。但是发行情况呢？初版在全国几个大区印行，前后发行上百万册；在 50 年代，确实影响了一代青年。1980 年湖南版、印了两次，不过五、六万册。以后的版本，就更难说了。真没有想到读书界的变化竟如此！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40 年来的世变沧桑，令人感慨。不论怎样，“文必风行”虽成奢望，但“后世钦”是将由历史证明的。毛泽东已走进历史，毛泽东思想还留在人间。中国和世界是不会忘记这个历史巨人的。 30 岁以前的毛泽东，是那一代青年的楷模，也是代代青年的楷模，永远值得后人学习。人们啊，要创造明天，必须掌握今天，尤其要了解昨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