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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吴晗和胡适在 30 年代究竟是什么关系，对吴晗在 30 年代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应该怎样估价？这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因为，30 年代是吴晗学术著作最旺盛的时期，避开这段历史不写不行，把这段历史从略或简单化了也不行。于是，我们重新借出吴晗和胡适往来的信件，逐件研读和分析，结果发现在能查到的十多件信中，其中绝大多数是谈学术的，是商讨或请教学术上的某些问题的。唯有一封是谈国事的，吴晗在这到信中一开头就说：“处在现今的时局中，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 他在信中对胡适的“读书救国”表示怀疑，认为空口喊“救国”有什么用，学生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应当“为自己争人格，为国家争光荣”，亦即不当亡国奴，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吴晗认为学生如果连这种思想行动都没有，就无异于是“看着人家大批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被屠宰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滴热血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之后，我们又从吴晗一本记载明代东林党人和阉党进行斗争的藏书《碧血录》中看到他在扉页上写下的一句话：“读完此韦，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主意，想—洒脱干净死去……，岂不快哉。”充分流露出吴晗在国难当头时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此外，还有许多杂文、信件和诗，也都流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例如在一篇杂文中他称国民党政府“是专杀同胞不作别用”的政府，指责日本用机关枪枪杀中国老百姓，而对学生的爱国运动则誉作“一串光荣的史迹永远使人民追忆”，“是中国民族复兴的征兆”。吴晗的爱国思想跃然纸上。况且，师承关系并不一定都是政治关系。师生关系，首先是一种传授和接受知识的关系，老师对学生在治学道路和学术思想上，往往有较深的影响，而在政治上虽然也会有所影响，但却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治态度可以随着时局的变迁和阶级利益的制约，师生之间往往会按照各自的阶级利益来决定自己的政治主张。事实上，30 年代胡适的一些大弟子，后来不少人就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了光荣的共产党人。 在近代中国，许多进步知识分子，都是由爱国主义转变为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吴晗正是因为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国难深重的时刻，很自然地从一个资产阶级学者转变成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进而转变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在《吴晗传》中突出了吴晗所走道路这条线索，对吴晗和胡适的关系以及往来信件的内容，如实地在传中作了介绍和分析。这样可以更好地突出他的转变。 《吴晗传》写作过程中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吴晗在“反右派”中的表现。众所周知，吴晗在“反右派”中是积极的。这段历史写不写，在吴晗的一些朋友和学生中也有分歧，有人建议可以不写，怕说不清楚。但我们认为，既然是传记，就应该真实地反映吴晗的一生，有意隐其短扬其长，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因此，我们认为“反右派”这段历史在传中照样应该恰如其分的反映。于是，我们对吴晗在“反右派”和“大跃进”中这段历史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发现吴晗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对党的政策和对毛主席坚信不移，从在昆明的民主运动到当了北京市副市长，十多年间一贯如此。凡是党领导的运动他都积极参加，毛译东同志的一切指示他都坚决照办。因此，他对“反右派”、“大跃进”运动并不怀疑，也不可能怀疑。在“反右派”中，吴晗的弟弟吴春曦、袁震的妹妹袁熙之都被错划成“右派”。吴晗是很有人情味的人，他对两个亲人被划成“右派”非常痛心，但他从行动上还是拥护“反右派”的。这种被扭曲了的感情，吴晗内心是矛盾的，也是痛苦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发现了他当时给他弟弟的一封信，字里行间流露出吴晗对弟弟的莫挚感情，但又不得不希望弟弟能“脱胎换骨，回到人民的立场上来”。这到信颇可反映他的上述思想。信任既不可能分清是非，服从自然也就会转化成盲从，吴晗就是在信任和盲从的驱使下，不知不觉被卷进“左”的洪流中去。但是，作为一个讲究实际的学者，特别是在他比较熟悉的领域里，是非概念是比较清楚的。吴晗在 1959 年以后，就较早地发现学术界“左”的倾向，“以论代史”、唱高调的文章屡见报刊杂志，接着他也发现在我们国家的整个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左”的倾向。但他无能为力，只能用自己的笔写成的文章，来评判社会上出现的不好现象。解放后近十年几乎没有写成什么文章，历史的使命又使他发奋起来。他开始写了大批杂文，提倡敢说真话，提倡优良学风，反对“左”的倾向，尤以研究海瑞一组文章最为突出。60 年代初的三篇“说道德”文章，不管他的论述是否周密，但他反“左”的主题却是很鲜明的。我们把这些如实地写在传中，有的同志（吴晗的朋友）读到这段书稿时，说“这样写才象吴晗，吴晗当时就是这样”。 第三个问题是十年动乱中，吴晗是最早的受害者，被林彪、江青迫害到家破人亡。许多吴晗的朋友，出于义愤，希望《吴晗传》多写这段历史，写得充分些。这也是一个比较难办的问题，从体例看，这段历史是书中的一个部分，应有适当比例。另外，这段历史材料很多，如果都写上去，重点不突出，也不容易写好。我们在汇总这段历史的材料之后，进行了认真分析和研究，决定处理这段历史时，宜粗不宜细，选择其中最典型、最能感人的材料写入传中，这个部分并写了两万字左右，由于材料精选，一些同志读到这部分书稿时，认为这段历史着笔虽不算多，但却能感人。上海、北京有一些老教授来信说，“我们是含着眼泪读完这段文字的”。有的说：“这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生动教材。” 吴晗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十分生动的历史。可以说，从他的学生时代到他被迫害致死，有许多突出的事件，使他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目中。对这样一位有较大影响的人物，要写得恰如其分是不容易的。因此，书中内容未免有疏漏或不准确的地方，加上我们都是搞历史的，比较注重史料来源和出处，尽量做到事事有根据。因此，书中没有进行文学加工，可能写得过于严肃，甚至呆板、不生动。这些不足之处，我们决心继续搜集史料和听取读者意见，等这本书有机会再版时作一次较大的修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