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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好读书，也爱买书，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家里不藏书的。我算不上什么大知识分子，也不是藏书家，可积攒了 30 年，也有三柜子书了。我常常站在黄褐色的书柜前，面对着里一层外一层，像“72 家房客”似的书籍出神，思绪万千。是如数家珍，还是发思古之幽情，抑或是想发现什么新的论据？我也说不清。然而，在书籍的海洋中畅游，总叫人心旷神怡，其乐无穷。 兴许是听了老师的教诲，中学时期，我就爱藏书，视之若宝。不过那时无钱买书，只得摆弄父辈买来的二三十本小册子。我给每本书贴上标签，写了序号，还起个名：“小小图书馆”。可惜的是，那时家里没有书柜，书只能在衣柜抽屉边上占据了一个小角落。而且，为了一点什么费用，竟把《少年维特之烦恼》、《侠隐记》等名著送进了旧书摊。这使我至今懊悔不已。 进了大学，家境依旧困难，有时连买讲义的钱也难以凑齐。有一次，只得向高年级同学借一本课本度过一学期。到 60 年代初，《列宁选集》出版。出于对列宁的崇敬，我一直念叨着买这套四卷本。虽然只需 12 元钱，却向父母缠磨了几回，才如愿以偿。书到手后，心里乐滋滋的，像得到了什么宝贝。 后来，到北京读研究生，国家每月发给 42 元助学金，除了伙食费之外，还要匀出一点供应弟弟。不过，总算“富裕”起来了。就像现在的孩子，手里有几元钱便想玩电子游戏那样，我兜里装了钱便想买书。仅有 10 元左右的数额，还得扣除放假回家的路费，进书后常有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于是，隆福寺、东安市场的旧书店便是我经常出入的场所。那时，我订了几条买书的原则：不是经典、名著不买，有助于学业的必备资料才是“淘进”的对象。这样，零零星星地寻觅了几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还有黄黑色糙纸印的《严复诗文集》等书籍，它们至今还陈列在我的书柜中。 当时恰逢鲁迅先生诞生 80 周年纪念，买《鲁迅全集》是毫不迟疑的。说是《全集》，也是在旧书店东觅一本，西寻一册，凑起来的。结果还是没有买全，“文革”中又被人“借”走了一本。然而，前七本是齐全了。读这套书，我下过一点功夫。那时，《新港》杂志公布鲁迅文章发表、修改情况的资料，我对照着对《全集》中的文章一篇一篇作订正。许多文章都读过几遍，虽然理解不那么深，但鲁迅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作文秘诀；读几本名著，时常随便翻翻的读书方法：吃“草”挤“奶”，“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生观等一直印刻在我的脑海里。那时没有成家，也没有书柜，像旧书生那样，我把这些书都藏在铁皮箱里。 经过十年“文化饥饿”，使我更觉买书、藏书之必要，现在的书柜及收藏的大部分书籍，都是“文革”结束后几年中买的，那一段时间；仿佛是饥肠辘辘的饿汉突然见到色香味齐全的美食，我经常赶早到新华书后门口排队，等着开门抢购好书。除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之外，诸如《战争与和平》、《红与黑》、《悲惨世界》、《三个火枪手》，《基度山伯爵》、《飘》等外国名著，也都争购进家。因为工作关系，后来渐渐地又增加相当数量新闻业务方面的书籍。书多了，刚成家时单位配给的一个小书架已经承受不住了。于是，书柜被抬进了家门。 近几年来，我几乎不买书了。书价上升，使我感到囊中羞涩，拿起一本想买的新书，常常不敢看背面的标价。一次，我诚心诚意地走进书店去买《十日谈》全译本。请营业员拿本样书翻翻，她对我指指柜子。我看里面的一本样书上覆盖着一张写有 20 元几个大字的纸条，令人咋舌。“两张”对有些人来说，仅是“小意思”，可在我，大约占工资的六分之一。这不能不叫我踌躇。我很后悔，同样的原因，使巴金《随想录》这样的精品，也没能在我的书柜里陈列。如今，我仅住两间房，老少三代人挤在一起，书柜只得站到门厅的暗角里，显得可怜兮兮的，新书柜无立锥之地了。 前几天，我一连做了几次梦，梦见我又进书店去寻觅，新的书拒抬进了我的新书房，巍然挺立在亮堂、显眼的地方。 (责任编辑：admin) |